他写文艺体制改革在新闻界立足，写反映改革开放的《十年潮》和《历史的抉择》获邓小平称赞。
1979年，一篇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报告文学引发轰动，它描述了一名党员干部贪污受贿后被枪毙的过程，并由此引出“权钱交易”等热议话题。这给当时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念书的张胜友带来巨大冲击，原本酷爱散文写作的他开始转向报告文学。他觉得，这才是能在国家激荡变化的年代深刻揭露社会矛盾的文学载体。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电视在中国的普及，电视政论片深受观众欢迎。已在《光明日报》当了6年记者的张胜友发现，这是报告文学和新兴媒体结合的全新艺术形式，能更清晰全面地表达作者的思想。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踏上了撰写政论片的道路，至今已有超过40部作品问世。
因為常年劳碌，张胜友病魔缠身，《环球人物》记者见到他时，他身形伛偻、面色苍白，在三伏天仍穿着长衣长裤；为了避免感染，还戴了一个淡蓝色口罩。他向记者解释身体不好的原因：“一是我老了，二是我这辈子都很拼命，生命消耗太快了。”可即便如此，他依然搦管操觚，撰写着《极简中华民族复兴史》《极简中国改革开放史》两本书，只为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果和艰难。
从一名普通记者到光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再到作家出版社社长、“中国改革开放政论片第一人”，在张胜友身上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如果要一词以蔽之，那就是改革——他的经历，正是中国40年翻天覆地变化的缩影。
政论片“处女作”一炮打响
1982年春天，张胜友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光明日报社当了一名记者。那会儿，国家开始启动文艺体制改革，沈阳出现了全国第一个家庭剧团，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很受农民的欢迎。单位领导派张胜友前去采访，又担心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不能完成任务，就让一个老记者带他去。张胜友心想：“老记者带我去，我再怎么写，最后还是他的功劳。”便对老记者说：“你别去了，我自己锻炼一下。”于是，他一个人跑去了。
临行前，领导交代张胜友：“你去采访半个月，回来以后再好好写。”没想到他一个礼拜就回京了。见他这么快就回来了，领导有些不高兴，说：“张胜友，你怎么就回来了？”张胜友回答：“我已经写好了。”
领导很惊讶，接过稿子一看，近万字的长篇通讯《文艺体制改革的先行者——记沈阳张桂兰家庭剧团》相当成熟，总编辑看了稿件后当即批示：标题要大，发通栏题。紧接着，1983年初，北京京剧团赵燕侠的承包改革取得重大成果，张胜友又奉命采写了长篇通讯《一包就灵——改革带来了希望》，将安徽凤阳农村土地改革的成功经验同文艺体制改革探索结合起来，发在了《光明日报》头版上。
这两篇长通讯发表后，张胜友在新闻界“走红”了。1991年底，中宣部一位副部长把电话打到张胜友办公室，给他布置了一个题目——创作四集电视政论片《十年潮》，以电视影像为媒介，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角，立体、全面、宏观地回顾改革开放10年来共和国的新变化、新面貌、新成就。同时，中宣部还提前为他安排好了中央体改委和中国社科院的有关专家，全程提供相关资讯以保障他的创作。这就是张胜友的政论片处女作由来。
听完创作计划，踌躇满志的张胜友不同意了，他拒绝其他人参与脚本的创作，认为鸡说鸭说莫衷一是，就没办法写了。“我跟副部长说，创作是非常个体化的东西，要自己写。我写完你可以审核，如果不行，我再改。我说政治上听你的，你是副部长嘛，但是艺术上要听我的。”张胜友回忆，“副部长很开明且有雅量，他将信将疑地问我，你既不是政治专家又不是经济专家，怎么写这个题目？我说这你别担心，等我最后的成品就行了。”
没有金刚钻，张胜友也不敢夸海口揽下这个瓷器活儿。进入《光明日报》后，张胜友时刻敏锐、自觉地关注着与改革开放有关的一切，频繁地找机会奔赴前线，也就是深圳。那时候，深圳给他的印象就是一片大工地，24小时机声轰鸣、尘土飞扬。一个小渔村，原本只有几万人，一夜之间，却从四面八方涌进来几十万建设大军。在那里，张胜友见证了无数制度的出台、实施，也目睹了无数企业的兴衰成败。
“我刚到深圳，就借了一个朋友的自行车‘呜呜呜’地绕着深圳兜了几圈，地方小嘛，现在当然兜不了喽。”张胜友笑道，“那时候，小汽车就是权力的象征，在北京，只有部委才配小汽车。结果我第一次去佛山市采访，看到广场上排满了小汽车，整个人都呆住了。后来我去一个普通乡镇开会，发现人家接我也是派车来。那一刻我开始相信，只有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希望。”
这些身临其境的经历，让张胜友的创作胸有成竹。整整一个月，他把自己关在新华社的招待所里，夜以继日地查阅资料，构思《十年潮》。历史和现实，就像两条平行的铁轨，把张胜友的思绪牵引到改革开放的纵深处，同时又把他从遥远的过往拉回到逼真的现实：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从林则徐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最后变成邓小平畅游北戴河时铿锵有力的警言：“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改革开放，就死路一条！”
《十年潮》完稿时，适逢邓小平南方谈话后返京，稿件呈送邓办审阅。半个月后，邓办给中宣部回复：很好，很及时，很必要，较准确、全面地反映了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
《十年潮》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后，《光明日报》每天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其解说词。外媒评述，这是中国为改革开放发出的第二波呐喊，为改革开放擂鼓助阵。央视遵照中宣部的意见，精心录制了一盒《十年潮》录像带送给邓小平。不久，邓办打来电话，传达了邓小平观看《十年潮》后的评价：“这么多年了，在宣传改革开放、反映改革开放方面，我还没有看到这么好的电视片。”这样的评价，让光明日报社的领导十分高兴。时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徐光春当即提议授予张胜友“总编辑特别奖”，得到了总编辑张常海的赞同。问及这个奖的实质内容，张胜友笑道：“就是一张奖状和100元奖金。原本是200元的，可能总编辑觉得多了，最后减了100元。”
撰写党的十四大献礼片
因为《十年潮》的成功，张胜友成了中央有关部门的“猎物”。
在《十年潮》热播之际，张胜友突然病倒，高烧39度。偏偏在这个时候，深圳市委宣传部给光明日报社致电，请张胜友即刻赶往深圳撰写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政论片。报社回复，张胜友生病了。不久，有关部门再次来电，直接点名抽调张胜友，并叮嘱，马上把作者送到深圳，时间紧迫。后来报社才知道，这是中央的意思，这部片子将作为党的十四大献礼片呈现。而此前已有两部关于南方谈话的纪录片样片，但报送中央有关领导和邓办审核时，均未得到满意答复。此时，距党的十四大召开仅剩4个月时间了。
发着39度高烧的张胜友，在光明日报社有关领导的陪同下，当天即飞赴深圳，入住邓小平南方谈话时住过的深圳迎賓馆。这时，他的血压已经低到50—80毫米汞柱，医生说他是疲劳过度，反复嘱咐他多休息，张胜友心里只能苦笑：工作人员早已把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所有原始资料全部送到了宾馆，还在自己的床头架了一个垫子和播放器设备——这哪儿还能休息得了？在用5天的时间看完材料后，张胜友读懂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这位88岁的老人不辞辛劳南下，目的就是针对人们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疑虑，重申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它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最终成熟。随后，张胜友开始创作《历史的抉择》。
“我在迎宾馆用了20天的时间写完脚本，这20天里，除了下楼吃饭，我没走出宾馆大门半步。”张胜友说。片子拍完后，中宣部直接送到邓小平的家里去审片。一个半小时的纪录片播放完后，邓小平觉得很不错，同时也想知道在场协审员的看法。接着，他又表示，光几个人的看法也不够，应该让更多党代表看看，听听他们的意见。于是，这部片子被送到十四大会场，成了十四大的献礼片，播放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更加坚定了全党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在《历史的抉择》播映前夕，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1992年10月8日晚上，北京长安街头突然竖立起一块大型广告宣传画——《历史的抉择》。这是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的宣传创意，立即成为京城一大风景。人们纷纷来到广告牌下照相留念，中外媒体也在这块广告牌下进行现场新闻采访，轰动一时。张胜友笑道：“这个宣传画，在我们光明日报社的大门口也高高地悬挂了好长时间，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挺嘚瑟的。”
“我们是国家出版社”
因为工作调动，写出《历史的抉择》3年后，张胜友挂帅作家出版社。在这里，他让人们看到，自己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政论片记者，还是一位出色的出版商。
1995年9月，张胜友是穿着一件已经穿了10年的白色的确良衬衣、光脚蹬着一双塑料凉鞋，走进农展馆南里10号中国文联大楼的。当时位于第四层的作家出版社，已陷入经营困境。作为国家级出版社，它的图书从未得过国家图书奖、茅盾文学奖等重要奖项；而且，一个老字号的大型出版社，年发行总码洋也才1200万元——他上任当月，图书发行码洋仅39万元。然而，到2004年9月，张胜友正式离任作家出版社社长之时，作家出版社年图书发行总码洋已经飙升至1.8亿元，增长了15倍。他笑着告诉记者，在出版社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自己善于和作者打交道。
张胜友出任作家出版社社长之前，王安忆已有一套文集在这里出版，她的新小说《长恨歌》也签订了稿费制合同。“我去了以后，把她的书变成了畅销书，打电话让她过来修改合同。原来是买断制，千字30元钱，10万字也才3000元钱，我把合同改成了版税制，卖一本作家就抽成，卖得越多，作家抽成越多。”张胜友说，“很多同事觉得我不可理喻，早跟人签了合同，现在能赚大钱了，你又把人家找来分一杯羹。我说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我们真诚对待她，开了这个先河，以后所有作家都会蜂拥而来投稿，等于做了大广告。”
果不其然，张胜友的策略一炮打响，余秋雨、贾平凹、莫言、张平、周梅森等名作家纷纷主动给作家出版社送来书稿。 那时候，余秋雨的书在上海一般能发行10多万册，所以，当他带着自己的新书《千年一叹》和《霜冷长河》找到张胜友时，希望作家出版社能给自己一个起印数，没想到却被张胜友拒绝了。“我对他说，这不平等，你让我给你起印数，就算卖不到那么多，你依然要拿那么多钱；卖超过了，你还是该拿拿，这是不平等的。我不跟你签起印数，但我一定能发超过20万册。”余秋雨答应了。结果是，两本书发行总量超过了120万册。付稿费的那天，张胜友给余秋雨带去了一张银行卡，对他开玩笑说：“给现金的话你搬不动，帮你压缩到卡里了。”
当时，海外有一本叫《英国病人》的畅销书，后来改编成电影拿了奥斯卡奖。“外国人觉得中国人不诚实，所以跟我们签合同时提要求：最少发7万册。我后来给他们发了23万册。”张胜友自豪地说，“我通知对方来拿钱时，他问我为什么要告诉他实际发行量，许多出版社印了10万册，却告诉他只印了5万册。我说你太小看我们了，我们是国家出版社！”
说到这里，张胜友想到一个故事。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不来中国。可是美国空客恰巧有一趟从纽约飞往北京的客机，这架客机原本能坐400多人，此时却只有一位乘客，最后依然按时飞往北京。“这就叫现代商业意识。虽然这趟可能亏得一塌糊涂，却在全世界打了一个正面广告。”张胜友说，“作为一个走向盛世的大国，中国人也应该转变自己的思维模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