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奥斯卡最佳影片《拆弹部队》是一部有着明确政治倾向性的作品,其主旨是为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进行道义上的辩护,为陷于各种丑闻的伊拉克美军进行形象上的重塑和修复。为达到此种目标,影片充分利用了一系列意识形态策略,将一个拆弹士兵的故事进行各种合理化、类型化和普世化的包装,对观众的心理进行操纵,从而使本片成为借助电影叙事实现意识形态运作的典范之作。
[关键词] 《拆弹部队》;意识形态;策略
在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的今天,随着美军在伊拉克死亡人数的不断上升以及美军虐囚丑闻的爆出,美国国内质疑这场战争的声音日渐增多,美国政府亟需一个有效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引导民众的认识,稳定军心和民心,《拆弹部队》的适时出现,恰好迎合了这一需要,如同当年的《巴顿将军》为处于越战困境的美国社会注入一剂强心针一样,《拆弹部队》也是对因为虐囚丑闻而声名狼藉的美军形象的一次最大限度的修补与重塑。无独有偶,《拆弹部队》也像《巴顿将军》一样,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多项奥斯卡大奖,它无疑是对这部电影在意识形态策略运用方面的卓越技巧的最高奖赏。
一、突出战争的“反恐”性质——意识形态的 “合理化”策略在不属于自己领土的陌生国度发动战争,很难摆脱“侵略”的指责。《拆弹部队》很明智地绕开了对战争根源的追问,电影没有告诉人们:“这些美国人为什么在这里?”“他们何以远离自己的家园,远离自己的妻子儿女,来到这块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这些问题被彻底悬搁起来,“如果你不能回答,就让它不言自明”,这就是乔姆斯基所说的“悬置理性”的办法:“在伊拉克问题上,就连最基本的理性思维也是不允许的。如果任何人想检验一下我的观点,你可以考察一下,当我们声称:我们必须轰炸萨达姆,因为他犯下了‘最可怕的罪行’时,而对于这些罪行,又有多少次是‘在我们支持下’进行的。从中你可获知理性在这件事上是否可行。”①
在回避对这场战争的本源性思考的同时,电影又试图对这场战争的参与者的行为进行合理化解释,以表明他们行为的正当性。《拆弹部队》通过精心设计的情节,向观众传达了这样一种观念:这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战争,而是以詹姆斯为代表的个人英雄,从恐怖分子的炸弹下解救伊拉克人民的一场特殊战争。影片始终没有成建制的美军在镜头中出现,出现在镜头中始终是拆弹三人组及与他们有关的几个美军,这无形中淡化了电影的战争背景。而电影中出现的几个美军,则始终围绕着拆弹英雄詹姆斯来展开活动,电影其实是詹姆斯一个人的拆弹英雄史。他面对的敌人不是可见的部队,而是隐藏在暗处的邪恶残忍的恐怖分子。他们不会明目张胆地战斗,只会往自己的同胞身上绑炸弹。电影告诉人们,这不是什么战争,而是孤胆英雄詹姆斯不无悲壮的拆弹之旅,是他一个人向隐藏在暗处的恐怖分子宣战,向一个又一个炸弹宣战。恐怖分子带来的是战争和死亡,而詹姆斯则通过拆除炸弹,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他用自己的出生入死换来大家的安全,他带来的是希望和和平。而这正是美国政府宣传的伊拉克战争的意图:给伊拉克人民带去和平、自由的幸福生活。至此,影片的意识形态目的昭然若揭。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影片渲染了美国发动的这场战争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从而达到为战争“正名”,为战争的发动者洗脱罪名的目的。
二、书写英雄主义颂歌——意识形态的“类型化”策略好莱坞塑造英雄的套路一直遵循类型化的策略,作为电影意识形态意图的承担者,电影中的英雄的性格塑造离不开既定的意识形态框架,所以必然表现出类型化、脸谱化的特征,这部电影也不例外。
首先,英雄的出场以别人的牺牲作为背景,这是好莱坞惯用的情节套路。它突出了战争的残酷,使主人公一出场即置身于瞬息生死这样的境遇之中,它也使观众的注意力一下子被电影设置的悬念吸引,这个悬念就是:“他能否避免他的前任的不幸命运而不重蹈覆辙?”
好莱坞塑造英雄人物性格的另外一个经典套路是必须将他塑造为一个有缺陷的处于困境中的英雄。首先他必须是个在某方面有异常能力的人物,比如本片的詹姆斯,一个拆弹天才,拆除过八百多枚炸弹;对这种能力的描写一般会有一个仪式化的展示,如本片的展示他收藏的炸弹引爆开关。其次,同许多好莱坞塑造的英雄一样,他也有着明显的缺点,比如缺乏合作精神,等等,同时在自己的生活中也遇到了困境,家庭生活出了问题。好莱坞这一人物塑造策略几乎成为类型片的人物塑造的常规,英雄必然有着异于常人的能力,这样他才能成为英雄,但同时,他也有着“凡人的缺陷和苦恼”,这使他显得更加真实,也拉近了主人公与观众的心理距离。
好莱坞在塑造英雄时还需要通过精心设计的细节突出英雄凡人化的一面:他坚强的外表下掩盖的脆弱,他的善良,他对于弱者的爱与同情。电影中的詹姆斯,虽然疯狂痴迷于拆弹,却不是冷血无情的战争机器,他是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每天几乎都要到鬼门关走一遭的拆弹生活,并没有让他丧失人性的美好方面,他和一个贩卖DVD光碟的伊拉克男孩结下了友谊就是明证。影片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詹姆斯和那个叫贝克汉姆的男孩之间的几次交往,在小男孩一度失踪后,詹姆斯遇到了一具被做成人肉炸弹的男孩尸体,错以为他就是“贝克汉姆”,我们看到他深夜不顾危险,一个人出兵营去追查杀害小男孩的凶手,这些细节的描写,凸显出英雄侠骨柔情的一面。
除了这些,拆弹者詹姆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对拆弹的狂热痴迷,这也是好莱坞塑造英雄的惯用手法,即这些英雄都有对某种事着魔般投入的性格。美国电影理论家霍华德•苏伯认为好莱坞英雄的行为总是奉献(commitment)、着魔(obsession)、冲动(compulsion)、执迷(possession)的混合体。“英雄有时看起来也像狂热分子,但是他们对更高原则的坚持使他们得以与坏蛋划清界限。”②显然,詹姆斯的性格也是按照这一模式来塑造的。
三、语焉不详的“战争创伤”——意识形态的“普世化包装”策略毫无疑问,相对于赤裸裸地鼓吹和宣扬战争的论调,对战争的反思乃至反战的观点更加具有“普世性”。经历过越战之痛的美国社会,有着几十年积淀的反思、反省战争的传统,社会舆论界也一直或明或暗涌动着一股反战的潮流。从电影来看,《猎鹿人》《野战排》《生于七月四日》《现代启示录》《全金属外壳》等越战创痛类电影,都有着对战争造成的人性异化、心灵创伤的深度反思,《拆弹部队》自然也无法绕过这些经典。作为一部战争片,它也不敢公然挑战这些经典电影中积淀的关于战争的价值观念,成为一部赤裸裸宣扬战争的电影。因此在这一道为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造势的电影大餐里,毕格罗也需要适度加入些反思战争创伤的佐料。
这主要体现在对主人公像吸毒一样染上战争瘾的描述。影片开场一段字幕引用某记者的名言说:“战争就是毒品”。体验过战场上生死一线的残酷刺激,便很难适应波澜不惊的生活,在此意义上,战争确实具有毒品的性质。战争将死亡日常化,它使非常态成为常态,极致体验变成日常体验,每天在这种极致体验中生活,如同嗜毒者沉迷于毒品带来的极致刺激,它让一个人欲罢不能,一旦进入脱离战争的生活,缺少了战争这个毒品带来的那种非常态的刺激,一个人将变得手足无措,无所适从。主人公在从伊拉克战场回来后,有一段和妻子在超市购物的情节,影片浅尝辄止地表现了主人公对这种生活的厌倦与不适应,这可以理解成是对战争怎样改变了一个人的性格的揭示,在此意义上,它使电影带上了战争反思的意味,以致一些评论家根据这段情节,就认为这是一部“反战电影”。
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障眼法”,是为了避免“直奔主题”而采取的迂回策略,一种“普世化”的包装。前文提到,好莱坞许多战争片都不乏对于战争造成的人性异化的刻画和反思,但《拆弹部队》在这方面基本上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的,电影的重心显然不在这个方面,主人公既没有表现出任何类似战争后遗症的痛苦,也没有任何对战争本身的批判性反思或质疑。仅仅根据这段薄弱的情节就认为电影要表达对战争的控诉显然是一厢情愿的。一段超市购物的情节不足以构成电影的主体基调,它毋宁是与前面英雄主义的赞歌一脉相承,表现主人公责任、勇气和承担,因为“伊拉克战场需要他”,所以他不能再过这种推着购物车在超市转悠的生活,他必须回到战场。所以根据这段情节就认为这是部“反战电影”的看法无疑是对影片的误读。它只是借用一个战争反思的外壳,包装的却是宣扬战争的理念。
四、唤起观众的情感认同——意识形态的“心理操纵”策略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总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③ ,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势必要唤起社会成员对这种虚假的“共同利益”的认同才能实现。这就需要通过意识形态对大众心理进行引导和操纵。好莱坞作为制造梦幻的工厂,在充分利用接受心理学的规律,引导和操纵观众心理方面,可谓是颇有建树。本片的导演毕格罗显然也很是精于此道,在《拆弹部队》这部电影中,她很好地利用了电影所独有的视听手段以及一些别出心裁的情节设计,操纵观众的情感和认识,使观众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认同了导演在电影中所要传达的观念,从而达到意识形态引导的目的。
心理操纵的前提是必须使观众产生“代入感”。电影中的拆弹英雄詹姆斯以不同于前任的疯狂做事风格彰显自己的存在,他不畏死地亲自去拆弹而不是首先借助于拆弹机器人。这样的英雄形象,一下子就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会让他们情不自禁地产生“代入感”。当他满不在乎地穿好防护服,然后施施然走向炸弹,在这种时刻真正备受煎熬的,其实正是观众,每一次拆弹,都让观众屏住呼吸,为英雄的命运担忧。而这正是导演所要达到的目的:让观众放弃一切对美军的“固有成见”,和电影中的英雄站在同一立场上。
再比如影片别出心裁地用字幕不断告诉观众这支拆弹部队轮休的时间,其目的也是为了营造这种“代入感”。距离轮休的天数从开始的38天一天天减少,在这个倒计时的过程中,观众与主人公一起体验战场的度日如年,同时在内心暗暗存着一个希望,即随着轮休日的到来,这残酷的一切终究会结束,我们终于可以不用为主人公的命运担心了。这种计时策略很巧妙地使观众将自己置换为片中的军人,仿佛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为他们遭遇的危难揪心,为他们的生命安全祈祷。当轮休日终于到来,观众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放下心来之时,随着主人公回到战场,一切又从头开始,片尾打出了字幕,“距轮休日还有365天”。电影虽然结束了,但被引导着与美国大兵站在同一立场的观众,他们的牵肠挂肚并没有结束,而且,只要美军还没有撤出伊拉克,这种担忧就永远不会结束。这样,电影成功地将影片中美军的利益置换成观众的利益,将美军的立场置换成观众的立场,从而实现了影片的意识形态诉求。
注释:
① [美]乔姆斯基:《宣传与公共意识》,信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② [美]霍华德•苏伯:《电影的力量》,李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第15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作者简介] 张卫军(1973— ),男,甘肃通渭人,四川大学哲学系硕士,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及电影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