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中国电影的一道独特风景。从1961年的《刘三姐》到2010年的《碧罗雪山》，广西电影制片厂总共拍摄了10部反映壮、瑶、侗、彝、蒙古、傈僳等民族历史与生活的影片。它们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将鲜为人知的民族风俗风情展现在人们面前，为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为我国各民族间的团结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广西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 民族历史传说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0.003
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境内居住着壮、汉、瑶、苗、侗、回、京、彝、等12个世居民族。一直以来，广西电影人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及历史都极为关注。从1961年的第一部故事片《刘三姐》开始，到2010年的《碧罗雪山》，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影片贯穿广西电影达半个世纪。1961年版和1978年版的广西电影《刘三姐》，有力地促进了“刘三姐”这张广西文化品牌的成功创立。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初是广西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黄金时期，此时期出现了《雾界》、《鼓楼情话》、《布罗陀河》、《神女梦》、《血鼓》、《金沙恋》、《白骆驼》等反映瑶、侗、壮、苗、彝、蒙等民族的影片。2010年的《碧罗雪山》是对傈僳族人民生活的实录，该影片获得了上海国际电影节四项大奖。这10部广西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以其独特的风格，将鲜为人知的民族风俗风情展现在人们面前，为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 民族文化品牌的创建
刘三姐是主要流传于广西壮族民间的传奇人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广西柳州市的彩调剧《刘三姐》来南宁汇演，引起了轰动。老导演苏里在柳州看了这部彩调剧后，很想把它拍成电影，广西有关领导知晓后，大为支持。1959年底，由乔羽任编剧，苏里任导演的电影《刘三姐》在广西桂林等地开拍。影片在1961年公映后，在国内和港澳台、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等都引起了极大反响。当时广西的南宁电影制片厂已经撤消，只保留了一个摄制组，所以除了广西电影摄制组几个人（如副摄影师蒙雄强等）参与外，电影《刘三姐》的主要编导及技术人员大都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不过，电影的主要演员大都是广西本地的，如主演黄婉秋、主唱傅锦华等。这部电影的拍摄得到了广西各地方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从影片字幕上赫然显现的“本片承蒙——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文工团，阳朔县文工团，桂林市：桂剧团、彩调团、歌舞团、文场剧团协助演出”的庞大参演阵营中，足见广西对此片的支持和参与力度。虽然影片后来冠名只有长春电影制片厂一个，但是连长影也多次强调这是长影与广西厂联合拍摄的。[1]影片充满了积极乐观的浪漫情绪，洋溢着穷苦大众昂扬奋发的胜利姿态。这与当时人民当家作主、战天斗地的时代情绪是和谐一致的。刘三姐与阿牛的爱情虽然含蓄朦胧，但通过对歌的语言形象化来传情达意，给与当时观众的审美想象仍是丰富而意蕴醇厚的。片中刘三姐的饰演者黄婉秋当时是桂林戏剧院的学生，她“秀美的形象和质朴的表演很好地塑造了这个勇敢的年轻女性坚强乐观而又不失柔美的性格，把刘三姐的传奇性和写实性处理的恰到好处”。[2]加上雷振邦作曲的民族声乐音调，使影片更加充满了地方民族韵味和迷人的独特魅力。影片中朗朗上口、趣味横生、绝妙纷呈的山歌对白也是这部电影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片中没有独白性或说明性的唱段，全部唱段大多在对歌时使用，成了情节进展的有机成分，这种将歌唱与剧情相融合的做法，带给观众的是一种耳目一新的审美快感。当然，片中秀丽优美的桂林山水也为影片增色不少。它“是新中国第一部音乐风光故事片。编导以独特新颖的样式和风格，让刘三姐这个美丽动人的传说，与优美抒情、悦耳动听的音乐，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充满诗情画意的桂林山水，和谐地融为一体，为古老的传说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3]
十年文革中，电影《刘三姐》被定为“毒草”而被禁演。 1970年代末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电影《刘三姐》再次引起观看狂潮。1978年，广西电影摄制组将影片《刘三姐》翻拍成了彩色舞台艺术片。这部影片由柳州《刘三姐》剧本创作小组编剧，吴永刚、陈正鸿导演，广西壮族自治区歌舞团合唱队演唱，主演兼主唱傅锦华。61版和78版的电影《刘三姐》，两者情节内容大致相同，但具体处理有所差异，如前者有刘三姐被莫老爷绑架后，乡亲们巧妙地营救的过程，后者只是一种淡化涉及；后者有莫老爷劝嫁刘三姐的情节，而前者只是收买刘三姐。人物塑造上来讲，61版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与乡亲们对歌中的刘三姐、与财主秀才对唱中的刘三姐、劳动中的刘三姐和爱情中的刘三姐的中心形象。而78版大多以群体对唱的形式为主，并不极力凸显刘三姐的魅力。综合来看前者故事性更强，也充分运用了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使山歌与情境相互照应，情节也随之自然发展。78版的《刘三姐》更像是一种戏剧的电影形式再现，戏剧味、戏曲性更足一点，片中全体性的大演唱格局，更显纯正的歌唱味道，其中众人欢唱的浓烈氛围，使人感慨当时戏剧人才的群星璀璨，如今也许很难再现，其价值与意义自然非同凡响。总的来讲，61版的《刘三姐》在感染力、吸引力以及传播力方面比78版的更强一些。两部影片如双子星座般成为“刘三姐”的电影传奇，为广西“刘三姐”的审美文化传播海内外做出了重大贡献。
2004年3月，张艺谋任总导演的中国第一部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公映，在海内外又兴起一阵“刘三姐”浪潮。2006年“刘三姐歌谣”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至此，“刘三姐”从壮族人民理想的化身成功转变为广西乃至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个文化品牌，形成了一个从传说、歌曲到文学美术，从戏剧到广播影视、从文化业到旅游业等的各个文化表现形态的立体架构。“刘三姐”从上个世纪中叶的一股热潮，变化为一种文化现象，成为了一个文化品牌，其原因也许很多，不容置疑的是，两个版本的电影《刘三姐》，在其中起到了重大的推广促进作用。“刘三姐”运作的成功启示了世人——通过电影等现代传媒，能使民族的优秀文化焕发新的风采并同时促进文化与经济的发展。
二、民族历史传说的呈现
广西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流传着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传唱着众多的民族英雄业绩。在广西电影中，从民族传说及历史故事中取材的影片，除前面所论述的《刘三姐》外，还有《血鼓》和《神女梦》两部片子。
《血鼓》再现了乾嘉苗民大起义这一历史事件。这场涉及湘桂、黔、川、鄂，历时十多年的反压迫起义，虽然在乾隆和嘉庆两代皇帝的血腥镇压下，最后失败了，但苗民们的嫉恶如仇、伸张正义、勇敢顽强的斗争精神，却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为了生存和自由，进行着前赴后继的抗争。整部影片充满昂扬而饱满的激情、历史感强。片子的结局虽然是悲剧性的，但观众在整个的观影过程中心情却并不低沉，这与编导们巧妙地处理情节镜头有关。影片最后的象征镜头更是如此：在流满鲜血的苗鼓旁，一个小孩哭着从尸横遍野中爬起来，迎着一轮朝日向镜头走来，伴着激扬的音乐背景，一股扬正义，抗压迫，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会在受众心中油然而生！片中对道具“鼓”的巧妙运用，有效地深化了主题、强化了苗民族的风格特色。“从开头击鼓聚众抗屯，到血染战鼓跳出片名，经过无数次擂鼓激战，穿插跳鼓欢庆胜利，到最后战场上还有——三架苗鼓……”[4]“鼓”几乎成了苗民们奋发向上，不屈不挠的精神象征。影片对人物的刻画也很形象立体，如对石三保、吴八月等英雄的塑造，令人荡气回肠，尤其是杜雨露扮演的吴八月，从容豪气、血性重义，把苗民领袖刻画得栩栩如生，该片获1994年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腾龙奖”二等奖。
1989年，李小珑根据壮族古老的民间叙事诗《百鸟衣》拍摄了《神女梦》。影片讲述的是百鸟王的女儿古纳向往人间生活，她带着父亲给她的百鸟衣来到了人间，这百鸟衣可助她在经历人间之事后成功返回。但是假如她留恋人间，在阳光的照射下，她就将化作羽毛。月夜里，古纳向鬼主表明要嫁给青年伦岩，在伦岩母亲同意后，成婚当夜，伦岩和古纳按壮族习俗，在巨石上过夜。清晨太阳升起了，古纳却不顾伦岩的催促，执意抱着他不走，最后化作羽毛漫天飞舞。该片虽然纯净质朴，画面优美，但没有把这个美丽伤感的神话传说演绎好，也没有进行深刻的艺术探讨与哲理思考，影片放映后，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神女梦》对民间叙事诗《百鸟衣》的影像再现，尽管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但它没有把人们心中的那种美丽想象勾画出来，也没有体现出深厚而丰富的民族情态，导致它与人们的审美期望相距较远。
三、民族现实生活的纪录
民族的神话传说和英雄颂歌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这种精神力量鼓舞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从历史走向现实。进入新时期，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入，少数民族人们的传统人生观和世界观也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雾界》、《鼓楼情话》、《布洛陀河》、《金沙恋》、《白骆驼》等广西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就以近乎写实的方式，纪录了侗、瑶、壮、彝、蒙古等少数民族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转变与坚守。
根据古华的小说《金叶木莲》改编的《雾界》，叙述瑶族姑娘金叶与阿爸居住在一片原始森林中，自然的破坏者宁仲福给他们的安宁生活带来了痛苦，林业工作者曾雨山来寻找一稀有树种，从此也走进了金叶的心中。影片对电影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整部影片犹如一幅迷人的山水画，通过小木屋内的昏暗，原始森林的墨绿等构图，营造出了一种朦胧的意境。影片镜头的调度，画面的构思，呈现出了一种造型的审美“三维空间”。[5]1987年，曾任《雾界》编剧的李小珑导演了《鼓楼情话》。这是一部反映侗族生活的故事片。影片从大学生苏娜的视角，以“他者”的身份作静态观察，通过截取侗族人的几个生活片段，展现了他们的生活，体现了侗族人独特的生活热情和爱恋表达及文化传承和变化。片中人物着墨虽然不多，却形象鲜明，令人印象深刻。镜头视角、构图等都体现了编导的一番苦心，从这部影片中也可看出导演对《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等影片的模仿和致敬。仲呈祥教授认为“《鼓楼情话》为我国民族题材的电影创作开了新生面[6]”。不过，由于影片情节松散，一般的观众观看时难免索然寡味。虽然此片在艺术探索上得到了众多学院电影人的好评和肯定，但“零拷贝”的发行结果多少有些出人预料。两年后李小珑拍的《神女梦》也受非议。有人曾撰文将李小珑两部影片的失败归结为三点：一是片子没能真正反映该民族的本质特征；二是导演单纯侧重于影片的画面构图及色彩对比等表现手法的表面运用，忽视了人物形象的塑造，淡化了故事情节的营造；三是两部影片都只以近乎欣赏的视角表现了民族的消极落后的一面，而对民族进步与向上的一面视而不见。[7]周民震也分析认为“影片似乎都在寻觅民族中最珍贵的东西——民族魂，但又都只在表层上兜圈子”。[8]如何表现少数民族的风俗民情，使其优秀的民族精神弘扬光大，而不是出于猎奇或者不置可否地将精华与糟粕原始呈现，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电影人思考的问题。
除李小珑外，青年导演覃一坚也拍了两部民族题材影片。《布洛陀河》讲述壮族姑娘达念独自到城市做服装生意，她设计的壮族女儿装在几经周折后，终于获得大奖，受到人们青睐的故事。编导们试图探索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与市场的对接，这对展现和弘扬美丽独特的民族服饰文化有一定的意义。《金沙恋》叙述了在金沙江畔美丽的彝族姐妹俩（玛乃薇和玛吐薇）的故事。她们一个是村里的巧手织女，一个是剧团演员，两人都爱上了村里小伙罗纳，但由于姐妹俩的相互谦让，最后一个也没嫁给罗纳。两部片子故事情节都较为简单平淡，艺术探索上也表现平常。虽然演员的表演真诚朴实，但性格特点并不鲜明突出，这样的民族影片自然难以引起更多观众的关注。
在1991年到2010年的近二十年里，广西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只出现了两部作品，但这两部影片都获得了较大的成功。1997年，石学海导演的《白骆驼》讲述的是在1960年代初期，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让中国人民陷入了自建国以来生活上最困顿的时期。为了渡过难关，几千名孤儿被安排到内蒙古草原的众多牧民家中。苏日娜也从政府领回了六个孩子，却引起了男友巴图的不满，一次，巴图想把孩子们送走，苏日娜发现后及时追了回来。孩子们与她的感情越来越深，喀巴也常常暗地里帮助她。白雪纷飞的夜晚，孩子们在蒙古包外救回了一只小骆驼，温馨的家庭更加溢满了幸福。影片获第十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提名。此片在人物塑造上较为成功，把特定环境下的人性的真实、温馨和美好的一面刻画了出来，也契合了民族团结互助的时代主旋律。
四、民族的原生态
“原生态是指一切在自然状况下生存下来的东西……是当下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策略，也是认识和评价当前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的关键词”。[9] 2010年的广西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碧罗雪山》描述了我国云南中缅边境的一个傈僳族小村庄所面临的在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之间的抉择。该片全部使用了非职业演员，对白几乎全为傈僳族语，几位当地演员甚至不懂汉语。《碧罗雪山》以全纪实的表现手法，在风光旖旎的背景中，通过非职业演员朴实随意的表演，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及生存关系，勾勒得淋漓尽致。让看惯了矫揉造作、远离现实类电影的观众，如沐春风。在第1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它一举获得了最佳导演、最佳音乐、评委会大奖以及评委会特别嘉奖四项大奖。它的获奖带给电影人的启示是，在技术化全面升级，在生活故事、历史传说肆意杜撰的当今电影界，人们更希望像这样朴实地再现现实生活的影片。
广西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编导们都试图从内在层面反映与表现出各民族的本质精神与内在灵魂，以表现少数民族的生活情态。这些影片大都是从该民族的自身层面来探索挖掘。尽管影片的艺术水平高低不同，观众对这些片子也褒贬不一，但编创人员的探索精神是很可贵的，他们对影片纯净、质朴、冷静、客观的审美追求，无疑给予后来者诸多启示。
本项目获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编号gxun—chx2010063）资助。.
参考文献
[1]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史研究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事业三十五年（1949-1984）［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41.
[2]章柏青、贾磊磊主编.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下）［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147.
[3]陈景亮，邹建文主编.百年中国电影精选第二卷（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0.
[4]龙文玉.简谈苗族影片<血鼓>［J］.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3,(5).
[5]南草.浅谈<雾界>的艺术探索得失［J］.电影评介,1986,(3).
[6]仲呈祥.侗民篇——论电影<鼓楼情话>的文化意义［J］.当代电影,1988,(10).
[7]谢福铭.从<神女梦><鼓楼情话>中看到的——关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之我见［J］.民族艺术,1990,(12).
[8]周民震.广西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探索［J］.中国民族,2001,(12).
[9]饶曙光、陈清洋.新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研究［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0,(2).
作者简介
何东升（1979—）,男，汉族，湖南永州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2008级美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审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