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本该是个农家孩子。如同我的老家——江西省吉安县桐乐坪——的同龄人，在田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摸爬滚打一辈子。最大的享受，恐怕也只是蹲在彭氏祠堂门口听老辈人讲古了。
我猜想我祖父二十来岁那阵，老家一定出现过一次外出闯荡的狂潮——否则广西各地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江西老表。
祖父是断了科考的路子，弃文从商的。我曾多次听他描述过科考的盛况，什么“三百人抬头望天，冥思苦想，不得其解”之类，说时闭上眼睛，将头摇来晃去，十分沉醉。他老人家的用意不在于勉励我们，而是在经商之后仍然不免怀念他那读书人的文雅时光。在老家，人们读书应试的劲头是很足的，吉安吉水一带古称庐陵，有“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很出过一些大文人，欧阳修、文天祥、周必大、杨万里、解缙等，都是故里人们仰望的星斗。自唐至清，庐陵地方出过状元二十名，进士近三千名，明永乐二年春闱前三甲——状元、榜眼、探花，全是庐陵人。这一强大的文脉，对于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以至今日我练书法，自己刻了一方印章，曰“庐陵彭氏”。一来满足一下虚荣心，二则多少也有一点慰勉作用。
清末停了科考，祖父虽认了倒霉，却是很不甘心。他是信奉“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的。他的这种情结，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比如他本来叫彭良新，一个按家族辈分排序的很不错的名字，老家人都叫他“良新公公”，他却另起了个名字“彭贤予”，有时还写成“彭贤儒”。这名字固然更有传统文化韵味同时也寄托了他的永远实现不了的理想。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我八岁那年的一次亲身体验。那时已经进入买猪肉得凭户口簿的年代。轮到我时，卖肉的人高叫一声：“彭贤予！”众人竟然哄堂大笑。我知道，是“彭贤予”已经斯文扫地，成“彭咸鱼”了。以至每次排队快轮到时我就紧张。
祖父当年是千里走单骑，一个人肩挑手提，做小本生意来到广西的。不知他是怎样看中了平乐这块风水宝地的，总之他是在这里定居下来了。平乐江西会馆的主事见他老成可靠，又通文墨，写算都不成问题，于是就留他在会馆里做事。不几年，他做了会馆的账房。除管理账目外，还为新来的江西老表安排歇宿、存放货物、联络生意。
说来今天的人很难相信，他每年回老家两次，都是骑单车。那时的单车，尽管是个时髦玩意儿，可千里迢迢，何等累人。然而他说得很轻巧，从平乐上桂林，过全州，进湖南，绕衡阳，弯株州，转新榆，就到家了。半路上还发生过爆胎的事情，他竟将稻草塞进轮胎，完成了行程。
我祖母一共生了三个儿子，我父亲是老大。也不是祖父不看好我父亲，他的思路很明白，老大嘛，继承祖业，识得几个字，会打算盘，能应付生计也就够了。读书求出身，那是他两个弟弟的事。于是祖父便教我父亲认字，教到能够识文断句就打住。还好，祖父买下一楼的书，说，自己读，变龙变蛇，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祖父的这一举动，让我后来读到卡夫卡描写的“我们犹太人，儿童没有时间当儿童，稍稍长大，就得像大人一样适应周围的环境并考虑生存的问题了”时很有一番感触。
祖父买的这一楼书，经、史、子、集一应俱全。也有一些闲书，如四大名著、三言二拍之类。父亲读来读去，遴选出最为钟爱的三部，依次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司马迁的《史记》。这一楼的书，传到我的手上，还剩下一部残缺不全的《详注集部精粹》，是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及唐宋八大家散文的选粹。这是否算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暗示，不得而知。
1934年父亲十七岁，他不愿再在家乡坚守。其实家中不缺良田，丰衣足食是不成问题的。父亲何以要背井离乡呢？父亲去世后，我们兄弟子侄回了一趟江西老家。江西农村的房子，成片的青砖瓦房，砖块之间，扣白灰浆，醒目，结实。一个大村的人都姓彭。“长坪彭氏宗祠”很大，一进的门额上一块大匾，上书“积庆堂”三个大字，为光绪二十一年立。随便在村里转一转，会发现许多房子旁边都竖有一根根方形石柱，走近一看，上面刻着“某年某科进士某某立”的字样。这些遗迹，记录着家乡昔日“五里一进士，十里一状元”的辉煌。今天说句对老家不恭敬的话，就文化底蕴而言，那古老的歌谣，没有能够一直传唱下来。
在拜谒老屋时，我们有一个重大发现，堂屋东西两面墙壁上，竟写满了毛笔字，尽管油烟熏得焦黄，仔细看时，尚能分辨得出是一篇文章。行文中还夹有“亚美利加、哥伦布、葡萄牙”这些词。落款是父亲的小名“彭万福”。我们不禁一时大惊。从文章风格看，估计是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中的一篇。父亲最佩服梁启超，经常在我们面前称赞“梁任公文章写得好啊，笔锋常带感情”，说到得意处，还会背上一段：“伦敦、柏林，富丽堂皇，清洁卫生。印度德里、孟买，垃圾遍地，饥饿成群……”梁启超向他描述的外面的世界毕竟太精彩，青春年少的他，怎么会没有一点想法。
掐指一算，1934年，那是红军开始长征的年份啊！父亲说，他正是跟着红军出来的。弟兄几个“啊”地一惊，来了兴趣。父亲说得很从容，队伍朝西走，我们就跟在后头。那你是红军啦？不能算是红军，没有军装。跟到湖南耒阳，跟丢了，我就取道衡阳，转广西找你们公公去了。喜欢说笑的兄弟几个便提出了种种假设并展开了遐想，关键词无非这么几个：长征、延安、高干子弟、湘江边、浮尸……父亲对我们的议论不感兴趣。
父亲到广西时祖父己经完成了他的原始积累，离开了会馆，在平乐下关街开了一家铺子，招牌“彭裕记”，经营纸品。从做练习簿用的书写纸、练字用的毛边纸、包装用的蜡光纸，直到上坟用的钱纸、如厕用的手纸，一应俱全。父亲就在铺子里开始了他的“继承祖业”的生涯。祖父的算盘打得精，前面当街的铺面接待顾客，后面则辟成仓库兼作坊。客来买货到柜台招呼，顾客一走，便到后面干活。活很多也很重，光裁纸一项，就能把人累趴。那把裁纸刀，几十斤重，形状十分古怪，介乎于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和鲁智深的镔铁月牙铲之间。祖父身材敦实，使起刀来，熟练而有气势。只见他双脚踩在一米多高的纸垛上，扎好桩子，运足气力，横向一划，反向一拖，几个来回，那摞纸便齐刷刷分开了。父亲瘦高个，力气也欠火，总是得不到祖父的青睐——其实他是对这单调乏味的活路毫无兴趣。
生意越做越大。便又从江西老家请来两个本家伙计。一个叫云贵，一个叫富文。云贵胖，邋遢，少言寡语；富文瘦，却活泼，只是头上有癞子，不招人喜欢。四条汉子，整日挥汗如雨，铺子里一天到晚都响着裁纸的“刷刷”声和磨刀的“咣咣”声。
毕竟无人煮饭洗衣，生活多有不便。于是我的母亲便在这关键时刻“登堂入室”了。一切都惊人的简单，祖父回到江西，把她放到单车后座，叮嘱：“坐稳了，莫乱摇。”一驮就驮到了广西。
江西老家兴蓄童养媳，母亲是隔壁吉水县苍溪村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她坐上祖父的单车时，是十二三岁光景。不久老家传来丧讯，祖母去世了。祖父便又把我的七岁的二叔和断奶不久的三叔接到了广西。母亲每日里除煮饭洗衣，尚有潜力可挖，顺便就把小叔子背着抱着，提前尝尽了当娘的甘苦。以至这个后来做了河海大学教授的三叔，一直很认“长嫂为母”这个账的。
母亲说到祖母，口吻中充满了感激。说她叫张火姑，是一个很开通明理的老人。有两件事足以证明。一是给母亲解放小脚。江西老家一直有缠足的陋习，平乐街上的老辈江西女人，大都是“小脚婆”，走路一颠一摆，进两步，退一步，看着怪难受的。原本母亲在娘家已经缠了小脚，到彭家后祖母给她解下了那又长又臭的裹脚布。母亲的小脚是个“半成品”，到底能够正常走路也不妨碍做事了。祖母还做过一件泽被后人的事情。土改划成分时，江西老家原本要划富农的，是祖母艰难地迈着小脚，跑了几次乡政府，申诉两条，一是解放前三年，家庭经济已经发生变化，所剩田亩不多了；二是二叔正在朝鲜前线保家卫国，终于把成分降为了中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