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北京

主任。

蔡元培致力于改革旧的官僚制度，教育部风气有所好转。他以身作则，每天上午九时上班，下午五时下班，并按照学校的规矩，以摇铃为号，分工任事，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当然，教育部内新旧杂陈，派别林立，纷争不断。没过多久，党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蔡元培辞去总长职务。鲁迅和许寿裳去看望蔡元培，表示声援。

蔡元培很重视美育，甚至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他知道鲁迅对教育和美术都有经验和心得，希望鲁迅在这一方面多做一些工作，这也正是鲁迅愿意做的。鲁迅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册(1913年2月)上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向读者介绍一些美术常识，提出了主管机关在这方面应有的设施，包括设立美术馆、奏乐堂、保护古建筑和文物等事项。这些工作，大都是他所在的社会教育司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蔡元培发起“夏期讲演会”，鲁迅担任《美术略论》。但讲了两三次后，就没有人来听讲了。原因之一是人事变动。许广平说：“旧社会因人施政，一个部长的任免，关系到他这个部的一切行动，例如‘美育’的提倡，是以蔡元培为首的，所以他当部长就在部内设‘夏期讲演会 ’，要鲁迅讲述《美术略论》。其实也不过做些美术的启蒙工作而已。首次在6月，‘听者约三十人，中途退去者五六人’。到7月5日第三次讲演的时候，鲁迅如期赴会，而‘讲员均乞假，听者亦无一人’了。原来7月2日蔡总长第二次辞职的消息已经被众知晓了”。

鲁迅曾被选派为国歌研究会干事，该会定《卿云歌》为国歌，教育部通告全国施行。他曾参与选择先农坛为公园，到天津去考察新剧，视察国子监及学宫的古文物，主持筹备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参与筹建京师图书馆和历史博物馆等，做了不少开拓工作。

气味相投的同僚

教育部同事中，有很多鲁迅的老熟人。杨莘士（莘耜）是浙江同乡，杭州两级师范学堂的同事，感情上更为亲近。他任教育部视学期间，每到一地视察，总帮助鲁迅代购或代拓碑文，而且经常赠送给鲁迅一些他在各地搜集到的碑文和木刻。据杨莘士回忆：“辛亥革命后，他至教育部社会司做第二科科长。我在普通司做第二科科员，又同住北京顺治门外南半截胡同，朝夕过从。民二我改任视学，经年外出视察，其时他爱好碑文和木刻。每次出发之前，他必告我，你到某处为我拓某碑文来，如梁武祠石刻（曾见鲁迅所著某种书面上刻有一人乘车一人驭马而行者即此石刻），西安碑林之景教碑，泰山顶上之秦始皇的没字碑下方的帝字，尤喜碑阴文字和碑座所刻人象和花纹之类，我必一一为他搞到。”

陈师曾是鲁迅从南京赴日留学时的同伴。陈师曾与鲁迅过从甚密，他擅长书画、篆刻，日常交往中赠送给鲁迅多幅画作和多枚印章。有一方印，文曰“俟堂”，是鲁迅请他刻的斋号。许寿裳曾询问“俟堂”的含义，鲁迅回答说：“因为陈师曾（衡恪）那时送我一方石章，并问刻作何字，我想了一想，对他说，你叫做槐堂，我就叫俟堂罢。”许寿裳解释其涵义道：“那时部里的长官某颇想挤掉鲁迅，他就安静地等着，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也。”周作人则说：“洪宪发作以前，北京空气恶劣，知识阶级多已预感危险，鲁迅那时自号‘俟堂’，本来也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或者要引经传，说出于‘君子居易以伺命’亦无不可，实在却没有那样曲折，只是说：‘我等着，任凭什么都请来吧。’”此外陈师曾还为周氏兄弟刻印章多枚，如鲁迅1915年6月14日记：“师曾贻小铜印一枚，文曰‘周’。”同年9月8日：“陈师曾刻收藏印成，文六，曰‘会稽周氏收藏’。”1916年4月26日记载：“陈师曾赠印一枚，‘周树所臧’四字。”鲁迅还请老朋友为二弟周作人刻过印章。周作人说：“我也得到一方白文的印章文曰‘周作’，又另外为刻一方，是朱文‘仿磚文’的，很是古拙。”

鲁迅与齐宗颐的关系也较为密切。齐宗颐（1881～1965），字寿山，河北高阳人，曾留学德国。1912年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三科科员，后改任视学。鲁迅和他曾一同到天津考察新剧。鲁迅多次得到齐寿山的帮助。当鲁迅与兄弟分离，需自己购房时，就向许寿裳和齐宗颐借钱。1925年，教育总长章士钊借故免去鲁迅的职务，齐寿山与许寿裳共同发出《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之宣言》，声援鲁迅。

鲁迅的同事中，有多位在学术上颇有造诣。他的两位上司，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和继任的高步瀛都是很优秀的学者。另有同事梅光羲、胡玉缙等都学有专长。梅光羲（1880～1947），字撷云，江西南昌人。1899年中举人，23岁任湖北武备学堂监督。1903年至1907年先后在日本振武学堂学习军事，在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时任教育部秘书。是中国佛教会和中国佛学会会员。著有《相宗纲要》《相宗纲要续编》《法苑义林章唯识章注》《大乘相宗十胜论》等书。胡玉缙（1859～1940），字绥之，江苏吴县人。时任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处长。曾任学部员外郎、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著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许庼学林》《许庼经籍题跋〈古今图书集成〉书后》等书。这种氛围，对鲁迅也是一种激励和鼓舞，使他在学问上有所追求。

曾与鲁迅同桌办公的教育部同事冀贡泉说，他感到鲁迅“正是所谓‘直’‘谅’‘多闻’的益友……人们好几天才有一件公事办。我们两个并不是闲的，没公事办，有私事办。恰好我们两个人都喜欢读书，我们每天对面坐下各读各的书，记得好像他是经常读的一本西文书，他津津有味地看，天天如此。同事们佩服他看书有恒心。总之，他是整天看书，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

为官的妥协与执拗

周作人认为，鲁迅抄古碑的目的是为了掩人耳目，叫袁世凯的狗腿子们看了觉得这是老古董，不问政治的。至少一开始是如此。因为当时正值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们反对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大约只要有一种嗜好，重的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书画，也就多少可以放心，如蔡松坡之于小凤仙，是有名的例。教育部里鲁迅的一班朋友如许寿裳等如何办法，我是不得而知，但他们打马将总是在行的，那么即此也可以及格了，鲁迅却连大湖（亦称挖花）都不会，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石品，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本来看。单拿拓本来看，也不能敷衍漫长的岁月，又不能有这些钱去每天买一张，于是动手来抄，这样一块汉碑的文字有时候可供半个月的抄写，这是很合算的事。因为这与誊清草稿不同，原本碑大字多，特别是汉碑又多断缺漫漶，拓本上一个字若有若无，要左右远近地细看，才能稍微辨别出来，用以消遣时光，是再好也没有的，就只是破费心思也很不少罢了。”躲避迫害，远离尘嚣，当然是不得不钻研学问的一种外在条件，但鲁迅内心对学问的爱好和追求，也是重要的原因。

鲁迅在教育部做了10多年的部员，饱经政局动荡，人事更迭。他对当时官场的陋习和腐败有具体、深刻的体察和揭示，并把那时通行的一些为官之道称之为“高等做官学”。他后来在《而已集·反漫谈》一文中说自己“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了一打以上总长”。这些总长不是来办教育，而“大抵是来做‘当局’的”。因为重在“当局”，所以：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司法、海军总长可以兼任教育总长。这些领导，能入鲁迅法眼的不多。他常常在日记中以寥寥数言记下对他们的评价。例如，听了总长范源濂的演说后，感到“其词甚怪”；对刘冠雄总长的讲演则是“不知所云”；梁善济次长得到的评语是：“山西人，不了了。”有一次，他陪同某位次长会见美国学者，对宾主的谈话内容不感兴趣，归来在日记中写道：“同坐甚倦”。1913年教育总长陈振先在中央学会选举过程中徇私舞弊，参事钟观光、蒋维乔、汤中、王桐龄等以辞职抗议，引发全体部员辞职，闹得不可开交。鲁迅对精于版本、藏书颇富的傅增湘总长也不乏微词。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女官公则厌厌无生意，略无动作。今日赴部，有此公之腹底演说，只闻新年二字，余乃倾听亦不可辨，然仆亦不复深究也。”鲁迅称这个连说话也舍不得大声的总长“女官公”，是因为太平天国时有位女状元叫傅善祥，当过东王杨秀清府中女官首领，傅增祥的姓名与其读音相近。

政治上碰了很多钉子，思想上经过了长期压抑后，鲁迅对民国初年的政治状况的总结是：“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编辑/韩 旭 hanxu71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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