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与小学放暑假时,不少双职工家长都乐不起来。让年幼的孩子独自在家,实在放心不下;交给社会上的鱼龙混杂的托管班,更是心里没底。许多家长都希望所住社区街道办事处或由教委审批的正规教育机构能出面办托管班。2009年暑假结束前最后一周,笔者走访了北京市内的两家托管班,亲身体验了家长心目中这支“正规军”的酸甜苦辣。
来自社区的关爱
自2004年起,东花市南里社区居委会每年都开办暑假托管班。今年夏天,还没等放假,许多家长就又开始向居委会的杨主任询问今年的托管班能否继续。
刚开办托管班那年,看到楼道所贴通知的家长一下子送来13个孩子。此后,考虑到人手不够等因素,为了能给每个孩子更好的照顾,居委会规定,凡是能找到人照看的一概不收,只有的确没人看管的双职工子女才能进班。最终,今年的托管班收了六个孩子,最大的四年级,最小的一年级。
据杨主任介绍,这些孩子的家长大多是社区服务协会的会员,家长每年缴纳30元会费,孩子就有资格享受托管班的服务。班里的孩子每天都能喝到绿豆汤,暑假结束时还会得到一份小礼物,再加上其他开支,并无专项经费的居委会所办的托管班根本没有利润可言,完全是公益性质的。孩子们的中饭由辖区内规范的餐厅供应,这项费用需另外预交,按每天实际费用扣减后返还余额。
在小区内某居民楼地下一层的社区活动室里,笔者见到了托管班的师生。这个长方形的活动室是小区所有活动队的公用空间,由一个大间和所套的一个小间组成。没有活动时,整个空间都归托管班;有活动时,托管班就待在小屋,或是去地面活动。
在过去的五年中,除了居委会的主任们之外,小区中有教育经验的志愿者是照顾孩子的重要力量。而今年,这一重任落到了曾在居委会工作的何女士以及来自北大医学部的大学生志愿者肩上。
同在一班的15个大学生每两人一周来此社会实践,在托管班一待就是一天,不仅帮孩子们辅导功课,还带来笔记本电脑给他们放动画片。社区少儿义工队的义工有时也来帮忙,教弟弟妹妹们折纸。
照顾托管班孩子的所有人中,最辛苦的是管理员何女士。这个暑假的每个工作日,除了中午回家吃饭的半小时之外,从早上8点第一个孩子来,到晚上5点多最后一个孩子被接走,她都守候在班里。
尽管孩子不多,而且其中有三个孩子因在外报名参加培训班而时常缺席,但即便只来一个孩子,何女士也丝毫不敢马虎。她有一本厚厚的托管班日志,笔者随手翻开第一天(7月13日)的记录,看到上面当天各种事件的详细记录,孩子们在室内自由活动、去外面玩器械、写作业、吃饭、做眼操、睡午觉以及每个孩子被家长接走的时间一一记录在案,哪个孩子身体不适以及采取了哪些措施也有据可查。
笔者采访时,何女士正在组织孩子们睡觉。照看孩子,需要足够的耐心和责任心。在设施不完备的情况下,就连组织孩子睡觉这种看似简单的事也十分费心。何女士用椅子拼成几张小床后,孩子们或是说要喝水,或是说要上厕所,或是翻来翻去把搭好的被子碰掉……睡觉的准备工作进行了约20分钟后,何女士将大屋的灯关掉,并将大学生随手关上的小屋的门打开。“孩子怕黑,这个门得开着。”杨女士向那两个第一天接班的大学生解释。
居委会托管班的这种贴心关爱得到了家长的普遍支持和孩子的理解。家长来接孩子时,有的孩子甚至因没待够而嫌家长接得太早了。但居委会的负责人也清楚自身在环境设备等方面的不足之处,也希望能有专门的机构把孩子管理起来。
自信源于投入
在昌平区教委的网站上,能查到两个以“奕青”为名的民办教育机构:位于天通苑东一区的北京昌平奕青华乐艺术培训学校和北二区的北京昌平奕青音乐幼儿园,他们的创办者都是一个叫刘培军的年轻人。
申办这两个机构之前,刘培军在天通苑就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声乐教师了。在资金与经验都有了一定积累的情况下,他打算扩大规模,加入正规教育机构的行列。
审批路漫漫。培训学校的审批从2004年7月开始到2006年7月结束,历时两年。幼儿园的筹备从2007年11月开始,一直到2009年2月3日,所有手续才全部办齐。这个总面积1300多平方米的幼儿园设在紧邻马路的一栋独立的商铺楼中,为了让孩子们有安全的户外活动空间,光是给园外添道围栏这一件事就经过了城管、物业等多个部门的层层审批。
今年暑假,教委直属的幼儿园直接放假,民办幼儿园是否放假可与家长商量。看到所在地区托管班巨大需求的刘园长申请开办了音乐托管班。
音乐托管班中的十多个孩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托管期间学习唱歌、钢琴、音基和绘画,另一种是仅在此地托管,不参与上述课程的培训。前者的全部费用(含培训费及三餐两点伙食费两项)为2250元,孩子如有缺席,则退还相应的培训费与伙食费;后者按幼儿园日常的标准按天收费。
由于托管班的孩子均与大班的孩子年龄相仿,且两班的总人数为28人,未超过每班30人的定员。除了上专业课的时间外,托管班的孩子平时都跟幼儿园大班在一起。除大班的老师之外,还有一个老师专门负责托管班的事务。
笔者来到幼儿园时,前一天刚去教委开过会的刘园长正在安排次日三项会议的人员。从7月到8月中旬,单为预防甲流感一事,刘园长就参加过教委的四次会、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两次会、昌平区疾控中心的一次会和卫生局的一次会。奕青幼儿园配有保健医和隔离室,每天早上孩子入园前,都有专人拿着体温枪挨个测试。暑假期间,卫生局曾来此抽查过一次,对照着健康日报表检查孩子的情况,并分别查问相应工作的负责人。由于日常工作到位,奕青顺利地通过了这次检查。
做事一板一眼的刘园长十分重视家长的要求。托管班的课程设置是他跟家长商量的结果,最初的提议中有舞蹈课,但家长说孩子不想跳,舞蹈课就取消了;幼儿园中午有统一的午睡时间,但有的家长听说小学没有午睡时间要求幼儿园不让自己的孩子午睡,于是每天中午都有一位老师照看这些不睡觉的孩子;托管班的家长有个QQ群,只要有家长问孩子的情况,刘园长就从教室外为孩子拍照并发给家长;全园的孩子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最前面会摆一个摄像头,通过可以上传即时视频的齐看网向所有家长直播孩子的情况。
当被问及与其他托管班之间的竞争是否激烈时,刘园长认为,竞争并不存在,把自己的事做好就行了。在他看来,家长的需求是不同的,如果家长希望孩子用这个暑假好好学学音乐,没有音乐培训课程的托管班即便价格再低也无法对音乐托管班构成威胁。据刘园长两年前统计,天通苑地区有50余家培训学校与幼儿园。由于所聘请的音乐教师都是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或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刘园长对自己的机构在同类机构中的专业优势很是自信。8月13日,托管班中的那些在一个月中学习了近15个课时声乐的孩子参加了中国音乐学院的声乐考级并全部顺利通过,这一成绩印证了刘园长的这种自信。
在刘园长看来,托管班是互惠互利的:暑假期间,孩子的健康与安全能得到保障,音乐素养可以提高,家长上班没有后顾之忧;开学后,有将孩子向音乐方向培养的家长就会首先考虑他的培训学校,使培训学校的生源得到扩充。在对外宣传方面,刘园长几乎不做广告,他更相信网络与人脉的力量。2002年,他在天通苑的一个网站上注册了bawu的网名,网站被黑后,他在新网站上起了个网名叫业余。这两个网站让他与许多邻居建立了信任关系,培训学校成立之初的家长多是比较熟悉他的网民。
笔者在采访时遇到了两个送孩子进园的母亲。她们都是孩子也在此入托的邻居推荐来的,老师的责任心、孩子良好习惯的养成以及伙食等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她们的赞许。但笔者在附近采访到的几个年长居民对奕青幼儿园的评价并不高,孩子不在这里入托的他们或是不清楚其正规身份,或是觉得它开办时间不长,尽管笔者听到直接带班的老师的普通话都较为标准,但仍有居民因该园教师的外地身份而对其抱审慎态度。口碑是双刃剑,在一板一眼地做好份内之事的同时,让更多的人了解并接受自己,或许同样是一门艺术。
谁来给托管班一个名分
从本次采访及社会上的诸多反馈可以看出,社区居委会开办的托管班有居民信任度高、接送方便、价格低廉等优势;在教委注册的机构开办的托管班则有师资力量雄厚、专业特色突出、配套设施完善、各部门监管严格等强项。
与此同时,因自身性质所限,这两类托管班也各有各的难处。对于社区居委会开办的托管班来说,专项经费的匮乏、场地等设施的不配套以及家长对培养孩子的高要求是其继续发展壮大的三大障碍。对于正规教育机构主办的托管班来说,申办此类机构的准入门槛高、审批手续繁琐,办学过程中在食品卫生安全、课程质量、各种应急预案等方面同样不敢有丝毫纰漏。
在采访过程中,笔者了解到,奕青音乐幼儿园向主管部门申报托管班时,得到的答复是教委并无审核托管班的机构,如其确要办此班,申报该班的成本与收费即可。
早已成为人们身边司空见惯现象的托管班竟然没有审核机构?8月27日,笔者向崇文区教委社会力量科咨询了这个问题。得到的答复是,两年前教委曾下过文件,托管班一般都不审批。至于今年暑假禁止办哪些班,尽管教委没有明确地下发过文件,但由于甲流感疫情严重,特别是由于已有两个夏令营出现了问题,有一种会议精神是,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教育机构,能不办的夏令营、培训班等都尽量不办。
在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的地方法制信息栏中,笔者查到了落款为“北京崇文区教育委员会”的这篇发表于2007年9月3日的文章,题为《北京崇文区教委:托管班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文中提到,“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没有关于托管班管理的规定,也没有明确任何一个部门负责托管班的审批”。在具备培训机构审批权的几个部门中,“托管班的举办者如果要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只能是申请举办幼儿园或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不能申请举办托管班”,“在北京,举办培训机构至少要有50万元的注册资金;校舍面积不低于500平米”;由于“没有关于托管机构的审批条件和标准”,“工商部门只是像审批其他企业一样来审批经营性的培训机构”,“并不审查培训人员的资格、教育教学能力、场地设备是否适合组织孩子开展活动、对孩子进行教育和培训等”,“难以对托管机构实施有效的监管”。
据报导,北京市现有的小学生数量约为30多万。最近几年,每到暑假,就会出现一边是庞大的教育市场需求与跃跃欲试的各种托管班、另一边是审批监管等配套政策缺失的尴尬。让教育、公安、消防、卫生、物价、税务、工商等多个部门协同监管至今仍没有行业标准和规范的托管班,难度的确不小;然而,因为困难的存在就无视需求及无序竞争的存在,更是不可取的,需知疏于监管的无照托管班这类“短板”一旦出现问题,就可能殃及整只“木桶”。
教育首先是一种责任。与社会上的某些纯粹追求经济效益、却把责任抛在脑后的托管班相比,托管班中的这些由政府部门下属机构和正规教育机构主办的、能切实负起责任的“正规军”显得弥足珍贵。给他们以正式的名分和切实有效的政策扶持,让他们成为这一市场的主导,从而将无序竞争和安全卫生等多方面的隐患降到最低点,这大概是真正关心孩子的人们都希望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