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作为支撑所有产业变革的通用性技术，推动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变革，自然也对职业教育治理提出了重构与创新的要求。由于当前我国职业教育还存在治理结构的僵化性、治理方式的低效性、治理范围的狭隘性、治理机制的碎片性等现实挑战，为此，应着眼于智慧社会的特质，围绕优化治理模式、创新治理制度、重构治理机制、完善治理格局等方面优化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治理的可选路径及政策框架。
[关键词]人工智能时代 职业教育治理 现实挑战 路径选择
[作者简介]南旭光（1978- ），男，江苏徐州人，重庆工商职业学院，教授，博士；汪洋（1975- ），女，湖北襄阳人，重庆工商职业学院，讲师，硕士。（重庆 401520）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大数据智能化驱动高等教育治理变革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8YBJY103，项目主持人：南旭光）、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重点课题“职业教育校企双主体办学治理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7-GX-043，项目主持人：南旭光）和2017年度重庆市教委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互联网+’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7SKS046，项目主持人：汪洋）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8）18-0025-06
一、问题的提出
人工智能技術的发展正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和世界。过去，人类生活在一个由物理空间和人的社会空间构成的二元空间里，其活动秩序是由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形成的，人是人类社会秩序的制定者与主导者。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向深度与广度发展，互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深入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推动了第三次产业革命和智能时代的到来，从而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由物理空间、人的社会空间和网络空间构成的三元空间。在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正由信息革命迈向一种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不仅大大提升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也重构了社会秩序。如今，人工智能这种旨在“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技术科学”①正向人类生产生活领域和社会治理领域深度渗透，改变着人类思考社会的知识范畴、建构组织系统的形态、社会权力的运行状态、治理社会的行为方式和模式，正成为构成社会治理的基础环境和重要工具。或许正因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要建设“智慧社会”，并做出“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和良好的社会秩序”的战略部署。
作为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高度同构性的社会子系统，职业教育是一类“具有多重利益格局的社会组织系统，高度分化又高度聚合，具有特殊的治理结构”②，其治理行为必将受到人工智能技术所具有的通用性和基础性的显著影响，面临着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两个界面并存的复杂挑战，映射在现代信息技术与社会治理愈发深度融合的智慧社会环境中。首先，网络技术让人类社会加速了对信息资源的高度依赖并形成新的数据空间，传统的等级制度逐渐向去中心化、去科层化的网络型社会结构转换，社会系统和组织结构趋于扁平化。其次，大数据技术以其在数据追溯、资源匹配和场景重构方面的优势，改变了人类社会对信息记录、整合、重构能力的匮乏状态，已成为一种推进治理变革创新的理念、制度和力量。最后，人工智能技术让机器拥有类人类智能，可以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提高了社会治理绩效水平，改变了治理的内涵和外延，推动人类向更高级阶段进化。所有这一切都驱动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社会治理体系和形态的变革。毫无疑问，职业教育治理的变革与创新在这个新的文明形态下被再次加速。为此，面向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不仅要在职业教育领域深化各种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更要厘清职业教育治理所面对的现实挑战和可选路径，为我国职业教育治理改革与创新提供新的理论借鉴和参考思路。
二、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治理的现实挑战
人工智能的发展被视作可以支撑所有产业变革的通用性技术，具有范围广、影响大的社会溢出效应，让人类社会各领域正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跃升，在促进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深刻变革的同时，自然也对职业教育治理提出了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治理结构的僵化性。现代信息技术广泛而深入的应用，在引领人类社会迈入智能社会形态的同时，也将非中心性的结构赋予人类社会，这就需要打破传统社会的基本逻辑架构，改变自下而上或者自上而下的信息渠道和管理方式，组织结构朝着网络化模式发展，组织治理则因此呈现“智慧性、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协同性、透明性”③。然而，源于历史和政治体制的原因，我国社会结构分化程度比较低，职业教育子系统自然也不例外，不仅职业院校与政府形成了强有力的行政隶属关系和资源依赖关系，就连院校内部的组织结构也基本与政府行政机构相对应，管理体制也以行政管理为主。在职业教育决策过程中，由于利益相关者的主体边界很清晰，各自所扮演角色的制度安排即职业教育治理结构亦表现为以政府为主体、以职业院校为客体的一种典型的以权威管理为基础的科层治理模式。就此而言，我国职业教育系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功能分化系统”，而更多地接近卢曼所界定的“区隔分化系统”，其旧有的科层制治理结构显然难以适应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不确定性也因此愈发增大，对人工智能在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组织治理等领域的深度介入难以做出及时响应和有效应对。所以，尽管当前职业教育系统基本维持一个相对稳定和均衡的状态，但其曾经所具有的天然合理性和稳定性开始动摇，外部环境的变迁很容易导致这种均衡的丧失。在人工智能时代，调整职业教育治理结构和治理逻辑，整合并优化内部组织系统，进而形成适应具有开放性、多元化、不确定性特征的智能社会需要的组织形态和运作模式，是当前职业教育治理所面临的挑战之一。
2.治理方式的低效性。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万多年前的农业革命以及三四百年前的工业革命，快速进化到一个以智能科技、数字经济、信息社会为表征的崭新智能化时代。事实上，这个进化周期的缩短让发端于工业时代的信息革命的影响还没来得及消化完，但人工智能却已经深入到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这种快速的迭代让人类社会经过漫长的适应和沉淀才形成的治理经验、治理方法难以适用于以算法和数据为基础以及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应用环境。一方面，长期以来形成的靠经验进行决策的方式依然顽固，相对单一僵化、传统保守的管理手段仍然在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广泛存在。另一方面，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社会治理在现实中都存在跨部门信息数据资源无法有效对接和共享的“信息孤岛”“信息黑箱”“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科学决策技术、数据治理技术、绩效治理技术等还无法有效发挥作用。人工智能时代是万物互联的，社会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人、机、物都可连接在一起，智能技术将把人类带入一个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可以相互赋能增效的“群智空间”，可以集合智慧，共同应对挑战性、复杂性的决策任务。由此，如何转变治理理念、变革治理方式，抛弃不合时宜的简单僵化的管理手段，有效地发挥人工智能所具有的自主学习和决策能力，并及时强化以算法和数据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在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的应用效能，形成大数据智能化驱动的智慧化、全景式决策模式和治理方式，是当前职业教育治理所面临的第二个挑战。
3.治理范围的狭隘性。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多主体、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同时存在不同力量的竞争和合作，会结成新型协同合作关系及互联互通的网络化治理格局。这就要求在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重新审视不同的关系，厘清各参与主体之间的职责边界、现实空间的治理边界和虚拟空间治理的边界。然而，现实中的职业教育治理活动是职业教育机构与政府、利益相关者等主体间形成一定的控制与依赖关系，往往会成为整个治理链条上的博弈工具，不仅会影响各参与主体的内生动力集聚，束缚要素资源整合，还可能让其失去参与治理活动的有效性和自主性。而且，由于管理体制、发展理念、组织文化、价值体系等方面的差异，职业教育各参与主体之间或明或暗地存在暂时难以逾越的“中间地带”，影响了治理效率和治理质量，甚至陷入治理失灵的困境。事实上，不管是农业时代还是工业时代，社会主体的联系基本上都是地域性的小规模熟人网络，即便是在产学研协同创新逐渐得到强化的背景下，社会主体往往还是基于相互影响不深的社会情境和存在状态下进行的独立决策。但对人工智能时代的职业教育治理而言，因为现代信息技术和经济社会的深度交汇融合，所结成的网络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治理形态突破了单个或多个治理主体的知识、经验、理解力，使职业教育治理的精英模式遭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以职业教育系统的共同愿景和整体利益为导向，重构由更高智力水平的人类群体、更多的智慧体、更专业的社会组织参与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发展新的治理工具并建构保障制度，便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第三个治理挑战。
4.治理机制的碎片性。作为一种技术革命，人工智能的应用并非止于技术运作层面，而是发挥着推动社会形态演进的重要作用。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下所依赖的条块分割、职能分工的治理思路，尽管在促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提供专业化方面有着显著价值，但却因为存在着参与主体间沟通不畅、相互推诿、效能不高和创新缺乏等先天性缺陷，很难通过机构精简和整合加以彻底消除。在职业教育领域，因行动者多被“体制化”，信息被看作一种权力资源而存在着割裂、不对称、各自为政等问题，这些是造成职业教育治理“碎片化”的理论及现实缘由，无法以结果导向、目标导向推进组织体系创新，削弱了职业教育治理的能力，导致治理的整体目标无法顺利实现。这些问题不能寄期望于人工智能的运用得以解决，其治理过程中所需的跨时空、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互联互通，应从技术和非技术两个方面寻求突破。实际上，由于人工智能的快速演进和迭代，与人类社会系统间形成稳定的结构耦合尚需假以时日，且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还不具有调节或缓和人类社会系统间冲突的制度基础，人工智能融合的应用系统还没有充分的动态合理的制度体系为其保驾护航，这种碎片化的治理机制必然阻碍人工智能参与并实现智慧治理的实际价值。所以，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解决职业教育系统内及不同组织体系间的冲突和矛盾成为必须直面的难题。实现职业教育整体性动态治理，形成新的自我组织机制及动态平衡，是需要加以研究解决的第四个挑战。
三、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治理的路径选择
无论我们如何理解智慧社会，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融合都是基本要素，因为社会形态可以“在网络化的基础上实现万物互联、在数据化的基础上实现万物感知、在智能化的基础上让社会愈发智慧”④。但人工智能在提供观察机会和支撑工具的同时，并没有为职业教育系统准备好解决复杂治理問题的结构与程式。若重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发展治理工具并创新治理机制，就应围绕智能社会的特征，结合实际提出改革思路，以下路径可以作为参考。
1.优化职业教育治理模式。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往往被指向政府与职业教育机构之间的权力划分问题，是外部控制和自身张力间平衡的结果。就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的历史及现状而言，传统治理模式一般采取增量的方法来缓解资源的紧张和各主体间的冲突，“运动式”的治理模式往往被习惯性地采用，在弥补常规治理不足的同时反而可能导致治理失灵。在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治理应面向智慧治理的内在需求，从技术和非技术两个方面寻求突破，既要推进现代治理理念的本质性变革，也要通过物联化、互联化、智能化的应用寻求治理模式的重构和创新。首先，要推动职业教育治理向智慧模式转型。人工智能时代的职业教育治理应同时强调治理过程的智能化和自动化、人在其中的价值引领和创造力，从而在全面透彻的智能感知系统、网络泛在的智能互联系统、开放融合的智能应用系统的基础上构建职业教育智慧治理模式。基于此，从本质上讲，智慧治理是以大数据智能化驱动为核心，以网络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职业教育领域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具有全面感知、客观透明、实时连续、自主预置和多元共治等特征的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其次，要创新智能技术在治理中的研发与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既为职业教育治理创新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的和驱动力，也会导致职业教育事务的复杂化，甚至引发更大程度的冲突。为此，必须充分认识并高度重视对职业教育治理智慧化的信息技术基础的研究，加强治理手段的创新与应用，要不断创新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手段与治理的结合，提高数据分析、环境识别、问题处理的能力，增强治理主体参与集体行动的能力，切实提高职业教育治理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前瞻性。
2.创新职业教育治理制度。不管社会如何变迁，职业教育都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社会事业，其有效治理都需要目标导航、价值引领，都需要强化制度建设。与以往的技术革命相类似，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免不了导致人类社会有关主体的利益分化和重构，职业教育结构也会因产业结构变革而受到影响。在传统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往往依赖对信息资源的垄断和控制而实现对治理威权的获取，进而引导社会价值、展开治理行动。但在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领域的信息流动方式发生了变化，治理的制度逻辑需要重新设计，应将最大化地感知、获取并挖掘由物理空间、人的社会空间和网络空间构成的三元空间内的信息资源作为前提。首先，优化职业教育智慧治理顶层设计。推进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治理创新，必须将对人工智能及其背景下的职业教育治理纳入智慧社会治理的范畴，树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形成智慧治理的认知与共识，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定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将治理建立在正式和非正式的系列规则体系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业教育智慧治理新图景。其次，重视职业教育智慧治理体系建设。要充分追踪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技术手段实现“人人互联、物物互联”，通过联通数据分析、网络搭建、智能应用等方式搭建能够共享资源、信息、机会的智慧治理平台，改变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框架，实现去中心化和政府层级的扁平化，让职业教育内部或外部的每个参与主体都处于平等地位。同时，还需要健全智能技术在职业教育治理领域应用的活动规则，既为更多的部门或参与主体提供有效的激励和动力，也为规避可能的风险并引领治理行为和治理过程的健康可持续。
3.重构职业教育治理机制。传统的治理机制依赖的是官僚制式的科层结构设计以及界限清晰划分的部门设置，体现了典型的管理思维和控制思维，这在当前的职业教育领域依然如此。治理机制的实现所依靠的则是对信息资源的垄断及自我权威的维护，信息作为一种权力资源只能存在于相邻的层级间，不同部门之间几乎难以实现信息的自由沟通和共享。首先，创设新的治理规则体系。人工智能时代的治理机制创新需要从多维度信息分布空间入手进行设计和构建，要基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时代特征设立新的治理规则和机制，取代旧有的规范和实践。人工智能时代的职业教育治理必然要求打破信息垄断的运作方式以及狭隘的部门利益观念，增强治理的开放性、融合性，形成合作共治的治理体系。事实上，现代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可以有效突破层级设计和部门划分的既有藩篱，通过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把分散于不同个体、部门、组织间的信息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实现多方共建共享和即时沟通，共同应对职业教育治理难题。其次，优化整体治理机制组合。职业教育是一类纵横交错的网络化动态组织系统，是多种功能兼备的组合体，其治理行为必然要求实现整体性动态治理，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让职业教育治理成为一种循环的、往复的动态治理过程，可以通过将虚拟和现实、内部和外部的场景有效融合促使职业教育系统诸多要素进行整合和重构，使职业教育治理的规范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及保障体制等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并在不消除组织边界的条件下，充分建立起多边合作机制、互动协调机制、组织参与机制等，有效缓冲或化解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增强多主体协同参与性，为实现职业教育智慧治理提供完善的工作机制。
4.完善职业教育治理格局。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经济社会中的相关要素会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以一种更为快捷的速度流动，人类社会也更倾向于“脱嵌”型社会，即“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互動从无数次耦合中脱离出来得以重建”⑤，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会越来越强。作为人类社会子系统的现代职业教育是一类具有多重利益格局的社会组织，该系统既高度分化又高度聚合，拥有特殊的治理结构。推进人工智能时代的职业教育智慧治理，需要回应因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而产生的多元化复杂场景的诉求，创新动态化网络化协同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方式。一是要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智慧治理的价值除了表现为及时、准确、全面地获取职业教育领域的信息，更关键的在于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对环境的识别而产生智慧治理的火花，重塑政府、职业院校、市场组织、社会机构等主体间的关系，共同参与职业教育治理，形成职业教育多元协同治理的新格局。二是要推动线上线下的网络协同。人工智能时代，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信息交流互动平台，形成职业教育治理综合数据库，实现治理数据的互联互通，实时捕捉职业教育领域的问题，准确把握治理动态和挑战；另一方面，也要在线下充分发挥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整合不同领域、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的力量，促进开放融合、多元合作，实现社会协同。三是要推进治理手段的动态协同。要综合运用法律法规、行政规范、市场规则等多种治理手段，并借助人工智能时代的先进技术全面实时地感知社会的动态变化，及时调整职业教育治理的手段，克服传统治理模式下参与不够、效率低下、创新不足的问题，以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职业教育治理环境。
四、结语
正如著名的社会物理学阿莱克斯·彭特兰（Alex Pentland）在其《智慧社会》中所描述的那样，人工智能“让整个世界似乎于一夜之间变化为一个人类与智能技术共存的联合体，它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力量”⑥。不可否认的是，纵观人类发展史，技术进步是推进社会治理变革的最深刻动因，职业教育系统自然也不例外。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在持续成熟、进化的过程中不断突破人类的认知极限并超越人类自身智慧的临界点，对社会治理及组织再造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和变革。如今，一边是职业教育治理的边界因现代智能技术的应用而不断拓展，一边是现实条件的制约和束缚为其治理创新带来的明显挑战，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是一个现实难题。尽管当前我们还处于智能社会的“窗口期”，但我们也应顺应未来智慧社会的发展趋势，把智能技术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起来，设计并选择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治理的有效路径，积极推进职业教育治理的创新与变革，增进治理的科学性、有效性和智慧性。当然，我们也要对人工智能可能存在的负外部性影响以及对社会治理带来的冲击有比较充分的预估，构建人工智能参与职业教育治理共生共存共济的技术、理念和制度支撑，从而推动人工智能时代我国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立和完善。
[注释]
①陈伟光.关于人工智能治理问题的若干思考[J].学术前沿，2017（20）：48.
②潘懋元，左崇良.高等教育治理的规约机制[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2.
③南旭光，张培.智能化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治理变革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8（6）：2.
④汪玉凯.智慧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8（2）：62.
⑤郑永兰，徐亚清.网络治理的三重维度：技术、场景与话语[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6.
⑥（美）阿莱克斯·彭特兰.智慧社会：大数据与社会物理学[M].汪小帆，汪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5.
[参考文献]
[1]金东寒.秩序的重构——人工智能于人类社会[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7.
[2]张峰.物联化、互联化与智能化：打造政府治理的新模式——基于信息空间的分析视角[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
[3]何哲.面向未来的公共管理体系：基于智能网络时代的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7（11）.
[4]刘涛.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治理——以社会系统理论为分析框架[J].社会学评论，2017（4）.
[5]南旭光，张培.“互联网+”教育：现实争论与实践逻辑制[J].电化教育研究，2016（9）.
[6]卢守权，刘晶晶.整体性动态治理模式：内涵、方法与逻辑框架[J].中国行政管理，20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