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加入并全力主导TPP，掀开了TPP时代的序幕，之所以称其为一个时代，是因为它标志着美国战略东移的新时期、打开了亚太区域合作的新局面、昭示了美中日博弈关系的微妙转变。TPP时代，我国在东亚区域合作和亚太区域合作的同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对此，我国应该积极应对，择机加入TPP谈判并积极与APEC成员开展TPP框架外的经济合作。
关键词：TPP时代 机遇 挑战 对策引 言
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原本是由新加坡、新西兰、智利、汶莱四国于2005年在APEC框架下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由于是小国间的协定，因此TPP成立之初并不引人注意，2009年美国高调宣布加入TPP，并全力主导和推动TPP谈判，使原本默默无闻的TPP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部分亚太国家或者出于打开美国市场、扩大产品出口的动机，或者出于远交近攻、借美国之力制衡地区大国的考虑，纷纷对加入TPP表现出极大热情。美国主导TPP的动机很明显，一是扩大出口、增加就业、拉动美国经济增长；二是借TPP重返亚太，构筑由其主导的亚太经济政治新秩序；三是制衡中国、削弱中国在亚太、尤其是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影响力。美国的高级智库、高层政要都曾公开发表主导TPP的用意，毫不讳言其意在亚太主导权和遏制中国的崛起。对此，国内学者给予高度关注，并就中国是否应该加入TPP的问题各抒己见，掀起了研究TPP的热潮。笔者在广泛阅读、研究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发现TPP之于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影响，完全可以用引领一个新时代来概括。
TPP时代的界定及特点
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具潜力的地区，同时WTO多边谈判陷入僵局的大背景下，美国加入并全力主导TPP，揭开了TPP时代的序幕，之所以称其为一个时代，是因为它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它标志着美国战略东移的新时期；它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倾力打造的区域贸易协定新范本，打开了亚太区域合作的新局面；它昭示了美中日博弈关系的微妙转变。
（一） 美国战略东移的新时期
“9·11”事件以后，小布什政府忙于“反恐战争”无暇东顾，对于APEC成员中几个小国组成的TPP予以忽视和冷对。奥巴马上台时正值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美国经济遭受重创、失业率超过了10%。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特别是高失业率这一难题，奥巴马政府提出“实现经济平衡增长的新战略”，其核心是通过扩大出口来增加就业、重振美国经济。亚太地区则成为美国扩大出口战略的不二之选，该地区的GDP占世界总量的60%，国际贸易额的50%发生在这一地区{田凯：《美国TPP经贸战略中的日本要素》[J]，载《国际论坛》2013年第1期，第18-22页。}，尤其是东亚地区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亮点，平均经济增速是世界的2—3倍{杜兰：《美国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战略论析》[J]，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1期，第45-51页。}，即使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美国出口至亚太地区的货物总量仍高达747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8%，其中农产品出口为76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0%{陆建人：《美国加入TPP的动因分析》[J]，载《国际贸易问题》2011年第1期，第43-52页。}。除了亚太地区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外，吸引美国战略东移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蓬勃发展和中国的崛起使美国担心其亚太主导权受到挑战。目前亚太地区缔结的区域协定多达47个{数据来源：http：//www.wto.org.}，其中绝大多数都不包括美国，特别是东亚地区形成了一系列以东盟为核心的合作机制，例如“10+1”、“10+3”、“10+6”等，这些机制以经济合作为基础，还涉及安全、外交、环保、文化等广泛领域，中国在上述合作机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这使美国感到巨大的压力，美国意识到必须尽快采取措施谋求亚太秩序主导权、阻碍东亚一体化进程、遏制中国的崛起。TPP正好迎合了美国的需要，一方面它是小国间的协定，美国加入极易取得主导权；另一方面它囊括了亚洲和太平洋的广阔空间，美国加入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插手亚太事务、重构亚太秩序；再者它几乎包含了美国所要的所有条款，包括知识产权、服务贸易、投资、竞争政策、政府采购透明度、贸易便利化以及环境和劳工标准等美国所推崇的“高质量”FTA必须具有的内容。因此TPP可谓占尽天时地利，它是美国战略东移的最佳平台。
（二） 亚太区域合作的新局面
TPP扩容以前，亚太地区多边层面上最重要的区域合作形式当属APEC。虽然APEC在过去的20年中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其自身的弊端不断显露。首先APEC采取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即非成员国在与APEC成员进行贸易时可以分享APEC内部达成的自贸协议成果，避免被非成员“搭便车”的心理导致成员国对于框架内贸易谈判的积极性不断降低。其次APEC采取自主自愿以及灵活渐进的合作原则，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因此在促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方面作用有限。例如1994年APEC茂物会议提出发达成员在2010年前、发展中成员在2020年前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但并没有设立量化标准和相应的监督执行以及惩罚措施，因此结果可想而知，2010年APEC横滨宣言不得不承认5个发达成员未能达到既定目标要求。
在APEC几乎成为“空谈俱乐部”的情况下，美国主导的TPP打开了亚太区域合作的新局面。对于亚太国家来说，TPP比APEC更具吸引力的原因在于它的标准之高和内容之广：TPP要求成员国在目标年度2015年前实现完全的自由化，没有例外；它不但涵盖技术贸易壁垒、动植物卫生检疫、原产地规则、争端解决等区域贸易协定的一般条款，而且涉及迄今为止所有区域贸易协定没有涉及的“边界内”问题，如监管、竞争政策、经济立法基础建设、市场透明、反贪、金融业改革、标准一致化、劳工和环境保护等等。很明显美国的目标是把TPP打造成为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下一代贸易协定的蓝本”{肖冰、陈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挑战WTO现象透视》[J]，载《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29-37页。}，甚至有专家认为“新的国际贸易规则正在WTO之外的谈判中形成”{参见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orld Trade Report 2011-The WTO and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From co-existence to coherence，”2011. }。出于先入为主或在对美贸易中“分一杯羹”的考虑，亚太国家大多对TPP表现出极大热情，TPP的阵容不断扩大，除了四个初始成员国和美国外，澳大利亚、秘鲁、马来西亚、越南、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先后加入TPP，日本、韩国、菲律宾、中国台湾等亚太主要经济体也都有加入意向。TPP不对加入对象设限，只要达到协定规定的标准，均可申请加入，其发展目标是涵盖APEC的21个成员，并进一步形成美式FTAAP，即由美国主导、植入美国规则标准的亚太自由贸易区。TPP的迅速发展与APEC的停滞不前形成鲜明对比，它为亚太区域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人们对其寄予希望。
（三） 美中日博弈关系转变的新时期
21世纪的前十年是中日之间争夺东亚主导权的博弈，在这场博弈中，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应对，主动与东盟签订区域协定，积极进行国内政策调整，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而且在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而日本由于受“脱亚入美”思想、遏制中国思想以及国内政策调整不力等种种因素的制约，在东亚区域合作方面一直态度闪烁、缺乏诚意，作秀多于实际行动，其结果是日本的经济复苏乏力、地区影响力呈减弱之势。可以说，在中日之间争夺东亚主导权的博弈中，中国略胜一筹。
TPP是美国制衡中国的新战略，它昭示着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是美中争夺亚太主导权的博弈，虽然中国的策略是和平崛起并无意与任何国家争霸，但却被动置于此地，因为中国的崛起以及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增强使美国感到其霸权地位受到了挑战。美中分别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双方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又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和贸易逆差来源国，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美中之间的这场博弈显然要比中日之间的博弈难度更大、更复杂，因此也必然是一场持久战。在美中的这场博弈中，作为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的动向很关键，它倾向于哪一边，哪一边便具有相对优势。目前来看，日本选择了两边下注的策略，一面宣布加入TPP谈判，以巩固日美同盟；一面着手重新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以缓和在TPP问题上追随美国而引发中国的担忧，避免与中国形成正面冲撞。美中之间关于亚太主导权的争夺将是TPP时代的主旋律。
TPP时代，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TPP时代，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局势较之前变得更加复杂。美国倾力打造高水平TPP的目的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而是要构建由其主导的综合性经济政治联盟，李向阳、杨洁勉、Drysdale、Friedberg等中外学者认为这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手段，应视为对中国的重大战略威胁{参见：李向阳：《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重大挑战》[J]，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第17-28页；杨洁勉：《美国实力变化和国际体系重组》[J]，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第51-61页；Peter Drysdale， “Are there real dangers in the Trans Pacifics Partnership idea？” [Z]East Asia Forum， April 18th，2011； Aaron Friedberg， “Hegemon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National Interest， July 2011.}。也有学者认为TPP加快了亚太一体化步伐，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一员，也会从中受益，例如财新网的一篇评论员文章认为TPP为中国提供了“以开放促改革的难得机遇”{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hqgc/20111121/5107377.shtml.}；郑浩认为中国应该积极评价TPP，避免过激反对TPP的民族主义；美国前APEC事务代表Goodman认为TPP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经济体系，它对中美都有利。笔者认为，应该采取客观的态度看待TPP对我国的影响，一味夸大TPP对我国的战略遏制或者盲目乐观于亚太一体化发展对我国的益处都是不可取的。不管美国热捧TPP的初衷是什么，它对于我国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 东亚区域合作方面的机遇与挑战
TPP的发展刺激了东亚区域合作的步伐，给我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虽然美国的用意是在亚太地区倾力打造区域贸易协定新范本，将东亚国家的注意力吸引到TPP，强化亚太概念，弱化东亚一体化趋势，以削弱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然而，现实情况并未如美国所料，日韩和东盟都采取了两头下注的策略：一方面对加入TPP表现出极大热情，一方面重新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和东盟“10+6”谈判。日韩以及东盟之所以会选择这样的策略，主要是出于如下考虑：一是TPP的高标准以及成员的多样性决定了其谈判的长期性和未来的不可预测性；二是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三是大国平衡战略的需要，谁都不愿意因亲近美中任一方而与另一方为敌；四是东盟方面还考虑到自身在TPP中只是小角色，而在“10+6”中东盟则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启动“10+6”谈判有利于加强东盟各国的凝聚力，保持东盟整体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轮轴”地位。
东亚一体化发展对于我国巩固地区大国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东亚国家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特别是日韩两国与我国之间的贸易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目前中日韩三国间的贸易额仅占三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1%左右{田海：《TPP背景下中国的选择策略思考》[J]，载《亚太经济》2012年第4期，第16-21页。}，三国间高强度的贸易壁垒严重限制了相互间的贸易发展，如果能够建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必然会带来三国间贸易量的飞跃。虽然我国一直对建设中日韩自贸区持积极态度，但由于日本方面出于与中国争夺东亚主导权的考虑，一直采取消极闪躲的态度。可以说，是美国间接促成了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重新启动。
在看到东亚区域合作重新启动给我国带来机遇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挑战同时存在，因为今后东亚区域合作谈判的基础已与原来不同，东盟国家或者已经加入TPP，或者正同日韩一样在为加入TPP做准备，这一方面会导致其政府和民间资源的转移，直接影响到东亚区域合作的速度，另一方面他们可以把TPP作为要挟中国的筹码，要求中国做出更多让步。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二） 亚太区域合作方面的机遇与挑战
TPP的未来发展分两种情况，一是TPP由于种种原因（例如成员间利益难以协调、TPP的高标准导致其难以顺利扩容、美国国会不能通过“贸易促进授权”{贸易促进授权（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TPA ）是美国总统与其他国家或组织达成的贸易协议，必须经国会通过并授权后方可实施（国会有权通过或否决，但不能做任何修改），这一程序也被称为“快速通道授权”，然而在布什政府期间该授权已到期，目前未有延续。}等等）而停滞不前甚至逐渐销声匿迹，那么，对于我国来说就不存在所谓的机遇与挑战；二是真的如美国所愿，TPP谈判成功并逐步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坚持不加入TPP，那么我国将面临TPP带来的诸多挑战，包括贸易转移、政治孤立，这对我国来说是极其不利的。所以，从政治经济双方面考虑，我国必然选择加入TPP，那么对于我国来说还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我国以往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主要限于降低商品关税、促进服务贸易，一般会附有例外条款，很少涉及劳工和环境保护，而根据美国的要求和设想，TPP是“面向21世纪、高标准、全面的”区域贸易协定，谋求彻底取消关税、不允许例外，限制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高要求的劳工和环保标准，这些对于我国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挑战，但同时也蕴藏着参与新规则制定的契机。作为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在TPP中的谈判筹码必定很重，而且从我国参与“多哈回合”谈判的表现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已经具备了参与新规则制定的实力和技巧，因此我国应该抓住TPP带来的机遇，在亚太区域合作的规则制定过程中，充分行使与我国的国际地位相对等的权力，维护自身的权益。
此外，在贸易投资方面，我国同样面临着机遇和挑战。一方面，TPP框架下高度开放的亚太市场将有利于扩大我国纺织服装、电子等优势产品的出口，而且TPP成员将不能以所谓的中国不具备市场经济地位为由对中国进行不公平的反倾销；金融投资领域开放以后，美国将不能以“威胁国家安全”为借口否决我国在美投资。另一方面，我国也将面临美国金融服务、澳洲农业及日本工业的威胁。尤其是我国目前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不高，还没有建立成熟的监控体系；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大，这两者都是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经济命脉的关键产业，也是对于我国来说完全开放市场挑战最大的两个产业。
TPP时代，我国的应对之策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TPP时代的开端，也是决定TPP成败的关键时期，TPP的发展模式、发展规模、发展前景基本上会在这一时期见分晓。虽然一些学者出于TPP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考虑，对其前景并不看好，断言TPP必将胎死腹中或者只是虎头蛇尾的大有人在。但笔者却有不同看法，一方面，美国的积极推进态度赋予了TPP不可抵挡的魅力，目前APEC一半的成员已经加入TPP，就连属于APEC内最不发达成员之列、人均GDP只有1 000美元左右的秘鲁、越南都已经申请加入了TPP{田海：《TPP背景下中国的选择策略思考》[J]，载《亚太经济》2012年第4期，第16-21页。}，即使TPP的进一步发展难度很大，但美国不会轻易放弃TPP，它是美国实现其政治经济目标的绝佳平台，迫不得已时美国会选择降低标准以促成TPP协定达成，例如2013年2月美日签署日本将参加TPP谈判的联合声明中承认“两国都有双边贸易敏感问题”，“因此不必要在加入TPP谈判时做出单边取消关税的预先承诺”{薛荣久、杨凤鸣：《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特点、困境与结局》[J]，载《国际贸易》2013年第5期，第49-53页。}，这表明美国已对TPP的标准有松动迹象。另一方面，亚洲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目前亚洲区域内贸易比例仅为30%，而欧盟的这一比例为70%{刘重力、杨宏：《美国重返亚洲对中国东亚地区FTA战略的影响》[J]，载《东北亚论坛》2012年第5期，第48-58页。}，这说明亚洲国家间的贸易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然而亚太原有的区域合作模式无法实现进一步的自由化；出于对“强国必霸”的担心，亚洲国家也欢迎美国重返亚洲，以平衡中国的崛起。可以说，TPP的出现正好迎合了亚太国家政治经济双方面需要。因此，笔者认为，在上述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TPP的前景值得期待。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我国不应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更不应对TPP时代带给我们的机遇和挑战坐视不理。我们一方面应该择机加入TPP谈判，直面TPP带来的挑战，展现大国自信，并充分利用TPP带来的机遇，争取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发挥更大影响力；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积极与APEC成员进行TPP框架外的经济合作，以有效抵消TPP带来的不良影响。
（一） 择机加入TPP谈判
笔者从中日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表现及结果，总结出的经验是“参与则强、回避则弱”，这一经验同样适用于TPP。如果我国对TPP采取闪躲的态度，恰恰就如同当年的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上的做法，结果已经证明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从顺应时代潮流的视角来看待TPP，它所主张的自由贸易概念符合国际经济未来发展方向，也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理念，虽然它也是美国意图主导亚太、遏制中国的工具，但只要我们采取善意合作、促成TPP良性发展的态度，选择最佳时机加入TPP，联合亚太发展中国家共同争取TPP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就能够做到对美国遏制政策的有效反制。加入时机的选择对于我国来说至关重要，过早加入，一方面不符合美国的意愿，另一方面TPP的一些标准确实超出了我国的接受能力，勉强为之必然遭受巨大经济损失；过晚加入，则失去制定规则的话语权，必然会重蹈入世覆辙，被动接受对方要价，做出巨大牺牲。从今年初起美国为了TPP能够顺利扩容，已经有标准松动迹象，美国若按原计划将APEC21国统统纳入TPP，那么TPP的标准在今后的谈判中必将进一步降格，因为目前APEC中的非TPP成员多数是发展中国家，有些国家根本没有劳工法、没有环境治理、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如果TPP不给出一些例外和特殊优惠的机制，它们实难达标。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TPP的动向，同时要通过各种渠道，把中国坚持善意合作和促进TPP良性发展的态度晓谕世界，为将来加入TPP营造良好的谈判氛围。
（二） 积极与APEC成员进行TPP框架外的经济合作
虽然TPP的前景值得期待，但TPP成员之间及其潜在成员之间经济地位悬殊、加入目的各不相同、各方利益协调困难等等因素决定了TPP协定的达成必将是一场持久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但不能中断，而且要拿出比以前更加积极的态度来与APEC成员进行TPP框架外的经济合作，包括深化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推进“10+3”、“10+6”的步伐等，由于我国在上述合作模式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我们可以采取升级现有合作模式的方式，使成员国获得更多利益，使东亚合作具有更大吸引力，这样我国不但可以避免被孤立，而且有利于抵消TPP短期内给我国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的冲击，还有利于提升我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加我国今后参与TPP谈判的筹码，甚至可以作为与TPP分庭抗礼的有力武器。
在做好上述两点的同时，我国还应该“苦练内功”：加快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步伐，完善环境保护和劳动力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升级和改造现有生产标准，为将来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奠定基础；逐渐变外需型贸易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内需型消费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以有效应对国际危机、独善其身。
（责任编辑：张业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