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史载殷先世事迹曰:“殷契,母曰简狄,有 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困立。曹困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1}”这就是《史记》给我们留下的商族先公传承的大致脉络。由此可知,商的始祖契大约与夏禹同时,因为帮助禹治水有功,被舜任命为司徒,封于商。契的母亲简狄“见玄鸟堕其卵”,遂“取吞之,因孕生契”{2}。这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故事,反映出商族也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经历过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大概传到契,商族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因为契以下的世系就是按父系排列的{3}。商族又是一个常常迁徙的民族,在商汤灭夏建立商王朝之前,不断迁徙,游移不定。《史记•殷本纪》说:“自契至汤八迁。”由于史籍记载不详,加上后世地名变化很大,商族起源于何地遂成为千古之谜。
一. 关于商族起源地的几种说法
目前现在关于商族起源的地望问题,学界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东方说。此说主张商的起源地在今河南、山东一带。首创此说的是王国维,他明确指出商族早期居留地“商”和“亳”决不在关中,商在河南商丘,亳在山东曹县{4}。《汉书•地理志》记载,鲁国有蕃县,在今山东滕县。王国维据此提出契居蕃“疑即《汉志》鲁国之蕃县”{5}。以后郭沫若和徐中舒也都主此说{6}。李亚农在《殷代社会生活》一书中认为:“殷人的发祥地是在易水流域和渤海湾。”丁山在考证商人早期活动的地理范围时说:“商族起于易水,溯着 水东南进,到了成汤时代,定居在汶水流域”{7}。王玉哲进一步发挥总结说:“商族最远的祖居地可能是山东,后来才向西北转移,达到河北省的中部,即游牧于北至易水南至漳水等流域,到夏的末叶才把主力定居于河北省南部和山东省的西部,卒能西向灭夏,建立商王朝。{8}”
(二)北方说。如果细分起来又有幽燕说和东北说。干志耿等著文说:红山文化应是先商事迹。幽燕之域是先商活动地区,契所都蕃当在辽河、大凌河、滦河发源之区{9}。而东北说肇始于傅斯年所撰《东北史纲》:“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商为中国信史之第一章,亦即为东北史之第一叶。”傅氏早在1934年发表的《夷夏东西说》就认为商代发迹于东北,渤海与古兖州是建业之地{10}。1978年金景芳著文发挥说:商远祖昭明所居之砥石在辽水发源处,即今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11}。此后张博泉在《关于殷人的起源地问题》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金景芳的观点{12}。
(三)西方说。这是传统的说法,认为商族的起源地在今陕西渭水流域。《史记•殷本纪》中说商的始祖契“封于商”。《集解》引郑玄曰:“商国在太华之阳。”皇甫谧曰:“今上洛、商是也。”许慎《说文》称:“亳,京兆杜陵亭也。”《史记•六国年表》《集解》引徐广曰:“京兆杜县有亳亭。”汉晋间司马迁、许慎、郑玄、皇甫谧、徐广等人,都主商兴于西土陕西。
(四)山西说。此说以邹衡为代表。他说:“商文化是来自黄河西边的冀州之域,是沿着太行山东麓逐步南下的。{13}”又说先商文化“应该是从山西省来的”{14}。陈昌远则进一步阐明说“商族起源地应在晋南”{15}。
(五)江浙说。此说以卫聚贤为代表{16},但影响不大。在此,不再作详细论述。
关于商族起源问题,之所以众说纷纭,各家歧义颇大,以上几种说法,究竟哪一说对,暂不作评论。下面只是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对商的起源地作个初步探讨。商的始祖是契,要解决商的起源地问题,首先要弄清契的居住地。关于这个问题在文献中的记载并不一致。《史记•殷本纪》云:“契封于商”;《世本》云:“契居蕃”。所谓的“商”在何处,“商”与“蕃”是一个地方还是两个地方?如果将契的居住地搞清楚了,那么商的起源地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 关于“契封于商”和“契居蕃”的地理考察
关于“契封于商”的地望,自汉以来主要有三说:即上洛说、宋国说、殷墟说。要弄清楚“商”在什么地方,需要考察以下几个地点:(1)上洛商,今陕西商县。(2)商丘,今河南商丘。(3)帝丘,今河南濮阳。(4)漳南。
(1)上洛商。上洛也称商洛,其地在今陕西省的东部,渭水以南的一片山地,上洛商是指今陕西商县一带。需要指出的是,将这一带地区作为商族的起源地,在秦以前的文献里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如:《诗•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荀子•成相篇》云: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这些只是说商的祖先早期活动的地区叫“商”,至于“商”在什么地方并没有具体说明。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也只是说契“封于商”,也未指明这个“商”在什么地方。具体指出“商”之所在地的是东汉时期的郑玄。《尚书序》孔颖达疏:“郑玄云:‘契本封商,国在太华之阳’。”所谓“太华之阳”是指今陕西华山以南的地区。但在华山以南的何处,这里并未举出具体的地点。晋皇甫谧承袭郑玄之说,对此加以具体,他在《帝王世纪》中说:“商契始封于商,在禹贡太华之阳,上洛商是也”。唐李泰的《括地志》则说得更具体了:“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帝喾之子 所封也。”至此,契所封之地已经很明确了。按照这里所指出的地点,则契之封地在今陕西商县东。我们知道,前人确定今陕西商洛地区为商族起源地的主要依据是文献记载,其实,在秦以前这一地区曾有几个被称为“商”的地名。如:楚•子西之商邑(《左传》文公十年载:楚使子西“为商公”。杜预注:“商,楚邑,今上雒商县”。),卫鞅所封之“商”(《史记•商君列传》载: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商君)等。这些资料,只能证明今陕西省商洛地区在古代确有几个被称为“商”的地名。但是我国幅员辽阔,地名相同的情况很多,仅地名相同是不能证明这里的“商邑”是来源于商族之“商”的。如果要确定这里是商族的起源地,就必须将此地与商族祖先的历史活动联系起来。从历史情况看,商族祖先活动的主要地区,在今太行山以东,如果说把商族起源地定在今陕西商洛地区(即关中)的话,那么商族的祖先必须有一个从西向东的大迁徙的过程,而这在历史上是找不到任何根据的。可见,以上不论何种说法,先商文化都难以与关中搭上界。余方平先生说:经过六七十年对历史文献的研究,我国史学界普遍否定了契始封于商洛说{17}。吕思勉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契之本封,郑玄、皇甫谧之言,盖因后世地名而误。{18}”李学勤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因为商代过于古远,后世地名相同或相似的又多,单纯互相比附,即使找到一串共同地名,终究是有些危险的。{19}”另外,从商洛现有的考古资料分析,也丝毫看不出商族先公们在此地曾经留居过的踪迹。商洛比较著名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是1953年发现的商县紫荆遗址,主要发掘收获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存,其上叠压着龙山文化时期的客省庄文化遗存。客省庄文化并非先商文化。紫荆遗址还有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早期第1组遗存,是属于河南夏文化向西扩展的结果。这就基本上排除了商族先公们曾经在此驻足的可能{20}。
(2)商丘和帝丘。商丘即今河南省商丘县。此地也曾被指为是商族的起源地。王国维力主此说,他在《说商》一文中说:“《史记•殷本纪》云:契封于商。郑玄、皇甫谧以为上雒之商,盖非也。古之宋国,实名商邱,邱者虚也。宋之称商邱,犹洹水南之称殷虚,是商在宋地”。其实,在此之前,班固、杜预也主此说。《汉书•地理志》云:“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阳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虚也”。《左传》昭公元年云:“迁阏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杜预注:“商人,汤先。相土封商丘”。又云“商丘,宋地”。他在《春秋释例》中说:“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国睢阳县也”。过去多数学者都像杜预一样认为古代的商丘就是今天的商丘,但近年来这一说法却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李民先生对此有专门的考证,他说:现在的商丘为汉代所称之“商丘”,“决非相土之商丘。相土之商丘应在今日之豫北”{21}。《水经注•瓠子河》说:“河水旧东决,迳濮阳城东北,故卫地,帝颛顼之虚。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相土因之。”也就是说,夏商时期的商丘不在宋地,而在今河南濮阳。此地为古商丘,又称帝丘。既然今河南商丘地区在西周以前还没有被称为商丘,所以商代的祖先相土所居之商丘,也就不可能在这里了,而应该在古商丘。夏商时期的古商丘既然不在宋地,相土又未曾在此居住,因而,商族的起源地也就不会在今商丘地区了。另外,从考古发现来看,商丘地区目前发现先商文化遗存量极少。1987年鹿邑栾台遗址的发掘{22},1988年夏邑清凉山遗址的发掘{23},证明豫东东部地区是岳石文化的分布区。1994~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组成的联合考古队,为寻找先商遗迹先后发掘了商丘潘庙、虞城马庄和柘城山台寺三个遗址,发现了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地层{24}。但他们均未在商丘地区发现大量先商文化分布区。由此可知,把今商丘地区作为商族的起源地的看法也是不妥的。
(3)漳南。《史记•郑世家•集解》引贾逵曰:“商丘在漳南”。至于在漳南之何地,他并未提出具体地点。从文字内容上讲,所谓“漳南”,就是“漳水以南”。这句话本身并不包含其他更多的含义,只是泛指“漳水以南”一带地区。杜预《释例》说:“商丘在宋地,或以为漳水之南故殷虚为商丘者,非也”。王国维在《说商》中说:“商之国号,本于地名”。这自然是无可非议的。邹衡先生说:“不用说,这个地名必定就是商人的发祥地;在考古学上说,这个发祥地必然也就是商文化的策源地。”而所谓的殷墟说,是指自盘庚迁殷,故殷墟说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上洛说、宋国说、殷墟说都是不可靠的,那么,“契封于商”的地望到底在哪里呢?我们还是应该从“契居蕃”的地望联系来考虑。
与商族起源地有关的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名就是“蕃”。《世本》有“契居蕃”之说。那么蕃在何处呢?正如前文所引:《汉书•地理志》记载,鲁国有蕃县,在今山东滕县。王国维据此提出契居蕃“疑即《汉志》鲁国之蕃县”。丁山对此作了进一步考证,认为契居蕃“亦可于汉常山郡薄吾县求之。薄吾,战国时谓之番吾……是汉以来蒲吾,战国是皆曰番吾。番、蕃古今字,则谓番吾即殷契所居之蕃可无疑也{26}。丁山疑惑“蕃”是“亳”字的音讹。同时提出:“由于‘契居蕃’的传说,我敢论定商人发祥地决在今永定河与 河之间。”丁山说:“燕亳者,近于幽燕之亳也。由其相关的地名考之,宜在易水流域。”并认为“商族起于易水,溯着商水东南进,到了成汤时代,定居在汶水流域”{27}。综合来看,丁山所云虽没有举出什么有力的证据,但就地理方位来考虑,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究竟蕃在何处?笔者认为,如果从商的起源地考虑,则蕃的地理位置,应该在商族起源地的范围以内,蕃有可能就是当时这一范围内的一个小地名。
三. 商族起源地的论证
关于先商文化的认识虽然还存在一些分歧,但在把漳河型作为先商文化这点上则是基本一致的{28}。我们知道,漳河型虽属先商文化,但它本身经历时间不长,不应是整个先商文化。漳河型到底是从哪一位先公开始的先商文化呢?通过与夏文化的比较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
夏文化包括两大阶段:通过“禹征三苗”在考古学上的明晰反映可确定王湾三期文化后期属早期夏文化,绝对年代约从公元前2200年~前1990年{29}。通过年代上的排比和“少康中兴”所带来的东方文化因素在考古学上的体现,可判断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属晚期夏文化,绝对年代约从公元前1900年~前1600年{30}。漳河型大致可分三期,大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即其开始时间要比二里头文化晚一期,绝对年代从公元前1800年~前1600年。据《路史》、《古本竹书纪年》和《今本竹书纪年》等记载,从少康至泄五王共百余年,此亦即冥和王亥、王恒两代的约略年数,大体上和二里头文化一期持续时间相当。这样,漳河型也许是自上甲微开始至汤灭夏前的晚期先商文化。既然漳河型只是以上甲微开始的晚期先商文化,那么此前还当有从契至王亥的早期先商文化。考古发现,漳河型最重要的三种器物,卷沿弧腹鬲来自晋中,卷沿橄榄形罐和卷沿有腰隔瓶源于河北。河北境内包含卷沿有腰隔瓶和卷沿橄榄形罐的涧沟型和哑叭庄型龙山遗存,大概就是早期先商文化,其分布地区也正和文献中契至王亥的居地相合。前文已经提到,契是商第一位先公。《世本•居篇》:“契居蕃。”丁山疑此蕃为亳的音伪讹,其地在今永定河与 河之间。赵铁寒认为契始居契阝,即蓟,在今北京市区{31}。二说近似。京、津、唐所在冀东北地区哑叭庄型龙山遗存恰好始于龙山后期,正与契的时代相合。《荀子•成相篇》云:“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丁山考证砥石即今砥水流域,商在漳河沿岸。又《左传•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左传•襄公九年》:“昔阏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此阏伯始居相土继居的商邱应即昭明所迁之商,而决非周代宋人所居的商邱{32}。邯郸涧沟遗址南距漳河不远,其水井H6中汲水器与大汶口文化同类器相似,或者就是阏伯之遗留。如此,可进一步证实昭明、相土所居之商或商邱在冀南漳河附近。此后,商侯王亥迁于殷,地在今安阳殷墟一带{33}。也离漳很近。漳河流经的冀南地区漳河型龙山遗存大约便是从昭明到王亥时的先商文化。
商族的起源地,还可以在甲骨文中找到一些线索。甲骨文中有一 字,是水名。这个 水,相当于今天的哪一条水呢? 水的情况,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到以下几点:(一)距商都不远。甲骨文中常见有“涉 ”的记载,如:王其田,涉 。其中,“田”即田猎,作为经常的田猎区,应该距商都不远。(二)是一条比较大的河流。甲骨卜辞中常见有占卜商王行舟有无灾祸的辞条。也有对 水进行祭祀的记载。这些表明商人对此水很重视,可见,它不是一条很小的水。(三) 水为东西流向的河。甲骨文中有“ 北”“ 南”的记载。“ 北”即 水以北,“ 南”即 水以南, 水既然有“以北”、“以南”之称,可知这条水应该是东西走向的。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只有两条水,一是洹水,另一个是漳水。经考证,甲骨文中有洹字,释为水名,即洹水,因而, 水不可能是洹水,而只能是漳水。于省吾在其所著《甲骨文字释林》中直接释 为漳,此以视为定论。另外,从地理方面考察,商都附近有漳水、洹水、黄河等三条大河。黄河在古代只称“河”,甲骨文中有“河”字和“洹水”的记载,唯独没有漳水,这就值得注意。漳水是一条比较大的河,又距商都不远,和商人的关系比较密切,商代甲骨文对它不可能没有任何反映。而且,也不能说今之漳水在古代并不存在。然而在甲骨文中却不见漳水之名,应该说,甲骨文中的 水即漳水。
从以上情况看,关于商族早期的活动的地理范围,大体上可以确定在漳水流域,这也正好与文献记载完全符合。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因为商族不断迁徙,致使先商文化中不会只包含一种文化因素,会有多种不同来源的文化在遗存中表现出来。早商文化的直接来源从考古学上看该是先商文化漳河型。漳河型主要分布于河北南部中游的邯郸、磁县地区,从其遗存、遗物的分布范围上看,包括北至拒马河、南至淇河,东至卫河,西至太行山西麓的广阔区域。漳河型文化的代表遗址是下七垣文化,从其鬲的型制上,已与二里岗下层早殷十分接近。从年代上看“漳河型第一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34}。无论从遗物还是遗存的特征上看,早商文化都是从下七垣文化中直接承袭过来的。邹衡在论述夏文化时,就全面地做过讨论。因此,在探讨商族起源地的问题上,关键是要弄清商族早期的活动范围。即从考古学角度上讲的先商文化早期的地理分布。根据目前的研究,早期的先商文化主要分布在今河北、河南两省境内,具体地点有以下几处:河北省,经过正式发掘的遗址有:邯郸涧沟、龟台寺、磁县界段营、下潘汪、下七垣。河南省,经过正式发掘的遗址有:安阳梅园庄。此外,在今河南濮阳马庄也发现了先商文化遗址,与上述遗址的年代相当{35}。从上面的各个遗址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先商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在今冀南、豫北,而其中数量最多、最密集的地区,则是今河北省的南部。邹衡先生通过对考古资料的研究结合文献资料的分析进而提出:先商时期商族的活动地理范围“也就是今河北省的西南部和河南省的北部的一大片平原上,其中心地点,应该就在滹沱河和漳河之间”{36}。这一结论,无论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还是从文字学考查,情况都是一致的。
综合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笔者认为,商族起源于北方,商先族契发起易水流域,后南迁到河北省的中南部和河南省的北部,经过在冀南豫北长期发展,最终在汤时都郑亳,灭夏,建立辉煌的商王朝。
注释:
{1}、{2}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3}、{8} 王玉哲:《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4} 王国维:《说商、说亳》,《观堂集林》(卷一二),中华书局,1961年。
{5} 王国维:《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观堂集林》(卷二十),中华书局,1961年。
{6} a.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b.徐中舒:《殷商史中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7}、{27}、{32} 丁山:《商周史料考证》,龙门联合书局,1960年。
{9} 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
{10} 《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中央研究院,1934年。
{11} 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中华文史论丛》1978年第7期。
{12} 张博泉:《关于殷人的起源地问题》,《史学集刊》,复刊号。
{13} 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
{14}、{25} 邹衡:《夏商周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15} 陈昌远:《商族起源地望发微——兼论山西垣曲商城发现的意义》,《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16} 卫聚贤:《殷人自江浙迁徙河南》,《江苏研究》1937年三卷(5)(6)。
{17} 余方平:《皇甫谧等“契始封于商洛”说可以休矣一兼评商洛学者在此问题上的牵强附会》,《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18}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9}、{20}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21} 李民:《夏商史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2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鹿邑栾台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9年第1期。
{23} 北京大学考古队:《河南夏邑县清凉山遗址1988年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11期。
{24} 张长寿、张光直:《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97年第4期。
{26} 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部分,1935年。
{28} a.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b.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c.张立东:《先商文化浅议》,《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5年。
{29} 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
{30} 韩建业:《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31} 赵铁寒:《汤前八迁的新考证》,《古史考述》,正中书局,1956年。
{33} 邹衡:《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34} 袁广阔:《试论夏商文化的分界》,《考古》1998年第10期。
{35} 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阳、新乡地区文化局,湖北省孝感地区博物馆:《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82年第7期。
{36} 邹衡:《夏商周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
(特约责编:徐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