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加里·克劳福德（G·W·Crawford） 沈 辰／著 陈洪波／译 陈淳／校
近一阶段，水稻驯化及其相关考古知识有了急剧增长。约二十年前出土于河姆渡和罗家角（图一）的水稻表明，水稻驯化可能始于5000BC（Crawford 1992; Lin 1992; Yan 1990）。八十年代后期又传出华南彭头山遗址发现比河姆渡早1000年水稻的消息(Bellwood et al. 1992; Hunan 1990; Pei 1989)。近来还流传未经公开发表的新闻，一些平均年代大约11,500年的遗址中出土了驯化稻(Normile 1997)。另外，一度认为比中国最早驯化稻还要古老的东南亚最早驯化稻，现在不如想象得那么早(Glover & Higham 1996: 422; Higham 1995)。再之，野生稻(Oryza rufipogon)据报道在长江流域仍有生长，分布范围远超出人们过去的想象，从而使这些地区也具备了出现驯化稻的可能性(Yan 1989; 1990; 1997)。九十年代继续有重要进展，但这些有关稻作的研究资料与其它主要作物的研究不同, 西方学者除了少数人外一般都很难接触到(Ahn 1993; Crawford 1992; Glover & Higham 1996; Higham 1995; MacNeish et al. 1997; Underhill 1997)。
1997年10月在中国南昌召开的第二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会议（IACAA），对东亚地区有关水稻演化、传播和生产方面的考古学、生物学和民族学新资料进行了评估。在提交会议的70篇论文中，有6篇是关于植硅石的，还有6篇是关于水稻的植物生态和演化，其它论文内容涉及到水稻的考古学和历史学方面的各种课题。另外在会议之前，还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栽培稻起源和演变的文集(Wang & Sun 1996)。36篇文章中，关于考古学和植物考古学新材料的有7篇，关于解剖学和形态学研究的有5篇，关于遗传研究的有17篇。很多文章还探讨了有关分类的问题。本文就是我们在这次会议的启发下，根据最近发表的材料，对稻作起源问题的新认识。本文主要关注两点：东亚稻作起源新的考古证据；认识和了解野生稻在栽培稻驯化过程中的作用。
考古学的新证据
据报导，目前中国发现有水稻遗存的不同时代遗址数量大约有110到140处(Tang et al. 1993; Wei 1995; You & Zheng 1995)，绝大多数年代在5000BC之后。半数位于长江中游，其余多分布在华南和长江下游，还有少数位于黄河流域。所谓长江中游，包括了从三峡西端到鄱阳湖口之间长江及其支流地区（图一）。
4000BC之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占据了长江中游地区，它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表现出一种很复杂的发展历程(An 1994; He 1989; Lin 1990; Lin & Hu 1993; Meng 1993)。大溪文化以北是李家村文化，年代在6000-7000BC。南面的湖南省，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据报导是玉蟾岩（9000－8000BC）（Yan 1997）。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们似乎已经在利用水稻，但是，这种利用开始究竟有多早，何时成为驯化种，以及这些情况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都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至少有9处出土水稻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中期均有）做了加速器质谱法（AMS）或者常规碳14测年（共82个数据）。在直接从稻种样品获得的14个数据中，最早的是河姆渡，不超过7000BC，下限在5000BC。彭头山和贾湖遗址的水稻颗粒，最早的年代数据为6000~7000BC（Chen & Jiang 1997; Pei 1989; Zhang & Wang 1998）。后者位于长江流域的北部，是这一时期所见分布最北的水稻遗存。尽管贾湖水稻号称是中国目前年代最早的(Chen & Jiang 1997)，但AMS数据表明，彭头山的水稻年代并不比贾湖晚多少。彭头山最早的AMS数据（实验室年代测定号 OxA－2210）似乎只比贾湖的最早数据晚很少一点。以炭屑、陶器和其它材料测定的年代数据说明，这些遗址上还有更早的居民，但是，水稻的AMS数据是其年代古老性的最佳说明，彭头山的那些最早年代数据没有被采用(An 1994; Chen & Hedges 1994)。
上述遗址并不能弥补中国史前史在晚更新世和全新世初之间遗存相对贫乏的现象（Chang 1986;Elston et al.1997; MacNeish et al. 1997）。填补这一缺环，特别是从稻作农业起源背景来填补这一缺环，是Andover基金会和北京大学在江西大源盆地进行的中美合作项目的研究目标(MacNeish et al. 1997)。项目组成员赵志军(Zhao 1997; 1998)的一个案例研究了以下过程——更新世晚期的野生稻采集，然后收获这些野生稻和早期驯化稻的杂交种，最终在7500b.p.（6400BC）成为人们利用的初步驯化稻。对仙人洞和吊桶环所发现人类骨骼的同位素分析结果，与水稻利用发生在晚更新世向全新世初过渡时期的看法相一致(MacNeish et al. 1997: 25)。但遗憾的是，这个年代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靠(Zhao 1997)。
到目前为止，长江流域更新世向全新世过渡期的田野考古并无多大进展。但情况可能很快会发生改变。彭头山遗址的发掘者裴安平，撰写了一篇关于尚未报道的八十垱遗址出土彭头山文化中晚期遗存的文章(Pei 1998)（图一）。尽管工作仍在进行中，我们对八十垱还不能说什么，但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一处洪积平原遗址（a floodplain site），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中期(Pei 1998)。所发现彭头山文化地层处于水浸状态，保存极好，采集到大量水稻颗粒，还有其它植物遗存，包括可能表明驯化证据的水蒺藜。这种水生植物在河姆渡遗址也有报导，它提供了某些水生植物（而不单单限于水稻）在中国被广泛利用的最早证据。
目前仍很流行的一种观点是，水稻在中国驯化之后，可能沿着三条路线(An 1998) 在青铜时代传播到朝鲜以及后来大约在300BC传播到日本。这种说法现在受到了挑战。事实上，水稻向朝鲜和日本的传播仍是一个人们了解甚少的问题(An 1998; Lin 1992)。所提出水稻传入日本的三条路线中，从华南向北通过琉球群岛经冲绳进入九州的这一条现在看来不大可能。水稻在冲绳从来不占重要地位，大约AD800才由北方传入(Takamiya 1997)。北部两条路线则很有可能。另外韩国研究者报导说，那里水稻的最早年代大约4300b.p.（3000BC），发现于Ilsan的Kawaji遗址1号地点(Lee & Park 1997)，从泥炭层中采集到约300颗水稻颗粒。在另外三个篦纹陶文化地点，也采集到了水稻植硅石。年代最早者是Ilsan的Juyupri遗址，大约5500b.p.（4400BC）。基于这些证据，Kim等人(1997)提出，水稻最早传入朝鲜西海岸大约是在5000b.p.（4000BC），然后又由此传入汉江流域。在青铜时代的Chodong-ni，水稻已经成为包括大麦、小麦、粟和大麻在内的复合农作物的一部分，同时人们也采集坚果和块茎(Heu et al. 1997)。在日本，AMS年代数据最早的水稻颗粒属于本州北部的晚期绳纹文化（约1000－800BC）(D"Andrea et al. 1995)。和青铜时代的朝鲜相仿，水稻也与作为食物的粟和野生植物一起种植。如果水稻最先是由日本的西南部传入东北部，而非跨日本海传播而来，那么本州南部和九州的水稻证据年代应该早于1000BC。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了日本西南部绳纹文化早中期水稻植硅石的测年数据(Yoshizaki 1997)。如果这些水稻测年的较早数据是准确的话，那么水稻在长江三角洲出现以后，即使不是同时也很可能马上就在朝鲜和日本出现了。如果以上这些解释成立，那么不仅水稻驯化的时间而且它从中国传播而来的时间都将提前，许多相关史前史问题都要重新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