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人类学
1.1文化的定义
文化人类学是以“文化”（culture）这一关键性概念为主线而发展出来的。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aylor）在其名著《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的发展研究》中第一次给“文化”提出了真正明确而全面的定义，他认为文化“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1]。然而，文化的概念也有着多样性的特点，可以从观念体系，规范体系，适应环境的体系，象征和意义体系以及结构体系等方面来给文化下定义。
1.2 文化人类学的构成
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研究范围的深入和扩大，文化人类学也形成了包括民族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分支的学科[2]。在文化人类学属下，民族学主要研究各民族和各地区、社区的文化，比较其异同，分析这种异同的产生原因，认识这种异同存在的意义，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探讨文化的起源和演变规律。而考古学的主要任务则是，通过发掘、研究古代人类的物质遗存来复原人类无文字记载时期的社会文化面貌，探讨人类文化的起源和演变; 语言学则主要研究语言与社会环境、人们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宗教信仰的关系，同时把语言当做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考察它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规律。
二.文化人类学与语言学
2.1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可以看出，包括人类的社会体系、语言活动、婚姻制度、经济结构、风俗习惯、艺术、宗教等等在内的域系都属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人类学家眼中，所有这些可见的实际行为都不过是人类文化信息的物质载体。文化人类学家关心的是隐藏于这些可见行为背后的抽象价值观、人類的信仰与世界观，他们努力探索的正是这些文化内容的生成模式与发展规律等问题。
2.2 语言学的研究范畴
一般人往往把语言学的研究认为是语言学家的事， 其实不然。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播者，语言是和整个人类文化息息相关的。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语言也是一个伟大的、富有无限魅力的科学课题。人类和语言的关系， 语言和人类文化的关系以及语言的产生、发展， 语言的性质、意义， 语言本身的生成、融汇、裂变、再造始终是历代研究者探索不息的文化之谜。[3]因此， 语言学的研究并不仅仅可以看作是囿于具体学科的一个狭隘的命题。
2.3 文化人类学与语言学的内在联系
文化人类学对语言的研究视野也非常广阔。它除了注重一般意义上的语言形式如书面语、口语之外， 还注重原始意义上的语言形态， 注重语言的文化和符号意义， 注意语言的内结构， 语言的心理学特征以及语言与言语的关系等问题。在这种宏观的概念和多层的视角下，文化人类学为语言研究开辟了许多崭新的观念，对语言学研究起了深刻的指导作用。我国学者林惠祥先生认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这个词的意义不应该是狭义的。广义的语言应包括拟势（gesture）、口语（oral language）、信号（signal）及文字（words）。它们的功能、作用、意义各不同，不能互相替代，但它们同属于人类的语言系统，共同构成了语言的重要本质特征。[4]而对上述形态进行研究和分析，则早已超越了语言学的内容，也是语言学本身所不能胜任的，因而要依靠人类学的帮助和指导来完成这一工作。
当代语言学发展最突出的特点是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融汇而发生的新的综合影响，这种影响直接渗透到了哲学领域。恰如特伦斯·霍克斯指出的：“现在对结构主义来说极为重要的许多概念， 首先是在对现代的语言研究（语言学）中以及对人的现代研究（人类学）中发展成熟的，这一点并非偶然。几乎没有什么领域比语言学和人类学更接近于心灵的‘永恒结构’”[5]。在这儿， 他强调了哲学上的结构主义的语言学、人类学的血缘关系， 特别是揭示了它对心灵结构的影响。
2.4 文化人类学与语言学结合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
文化人类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在今天又发展为一门研究社会中符号生命的显学一符号学（Semiotics）。 索绪尔曾在他的巨著《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关系作过如下表述：“语言学不过是符号学这门总的科学的一部分;符号学所发现的规律可以应用于语言学，后者将在浩如烟海的人类学的事实中圈出一个界线分明的领域。”[6]而另一个学者巴尔特（Roland Barthes）在他的《符号学的因素》一书中说：“结构主义本身就成为一种和语言学、人类学、符号学相联系的分析方法。” [7]并提出和索绪尔相反的看法，把符号学定为语言学的一部分。但不管怎样，在探讨符号学、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关系时，认为它们是有着深刻内在联系这一点是没有分歧的。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中，蕴含着极为深刻的人类学命题。索绪尔提出的“共时性”（synchronicity）和“历时性”（diachronism）理论实质是提出了对人类文化纵横方向的全方位研究的要求，把整个人类文化当作一个宏观的坐标系，对任何一个点的研究必须有一种科学的总体感。这种意义是不限于语言学的。此外，他提出的“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划分也强调了语言潜结构的意义， 即表层文化与深层文化的关系; 而他提出的“能指”和“所指”的见解也强调了语言的符号意义：“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并无必然性， 而是历史的、文化的、约定俗成的意义决定的。
列维一斯特劳斯在他的《结构人类学》一书中大胆地引入了崭新的结构语言学体系， 用语言学家的音位概念的变更造成“音位学革命”的原则来分析文化和人类学的材料。[8]“他试图把文化行为、庆典、仪式、血缘关系、婚姻法规、烹饪法、图腾制度的各组成部分看成不是固有的或无联系的实体，而是相互间保持的对比关系， 这些关系使它们的结构和语言的音位结构相类似。”[9]从而，他得出了深刻的结论：“每个系统， 即亲属、食物、政治的意识形态、婚姻仪式、烹饪等等都是整个文化的部分表现， 而整个文化最终将被看作是一种巨型语言。”[10]
三.结语
文化人类学和语言学研究的前景是无比广阔的，特别是这二者的结合预示着它们未来发展的新方向。近年来随着它们之间的融汇和渗透，出现了对文化研究的新的有利局面。比如从这两门学科的共同角度对语言的进化和人类进化、文化进化的综合探讨;语言统计学和语言年代的产生以及运用对研究语言和文化的意义;对语言与史前、语言与文化的综合考察;对语言与认知关系的研究;语言类型学的划分和科学意义的应用等等， 都预示着语言学与人类学研究将在更深刻的文化意义上进行。[11]这种意义上的语言学发展将是人类文化上的划时代意义的革命，它必将开创人类文化研究的崭新篇章。
注释：
[1]（英）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的发展研究》，
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页。
[2]http：//baike.haosou.com/doc/6182610-6395857.html
[3]赵蓉辉，刘辉，文化人类学理论与语言学初探---文化人类学阅读札记，1995年，《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 （4）： 1-7。
[4]林惠祥，《文化人类学》 商务印书馆， 1934年版，第34页。
[5]〔英〕特伦斯·在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导论》，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 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6]（瑞士〕费·德·索绪尔《普通语吉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38页。
[7]转引自[英〕特伦斯·祖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符号科学》中译本，第 127 一128页。
[8] [9][10]转引自〔英〕特伦斯·报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克劳德·列维一斯特劳斯》，中译本，第21-27页。
[11]何勇，王海龙，文化人类学与当代语言学研究论纲，1991年，《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