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该中心创立于2010年1月12日地震之后，是海地文化复苏项目的一部分）。他也是一家名为PH?魪NIXIENCE的建筑工程公司的负责人，该公司致力于海地重建。
让我们试想一下，一组受命创建新城市的专业人员（包括建筑师、城市规划师、社会学家等）突然全部失去了记忆，变得对这个地方的历史一无所知。可以想象的最糟糕的情形是，他们仿效别人的做法，利用一切资源满足私利——购置时髦的办公室、崭新的IT设备和汽车，支付给自己顶级的薪酬等——彻底忘了手上的任务是什么。而可以想象的最好的情形是，他们提出了一个建立乌托邦城市的计划，为没有过去、文化和传统的虚拟人口设计家园，让这些人过上不受经济、社会或政治冲突影响的生活。然而，在所有情形下，我们想象出的这组人都无法遵循现代城市规划的原则，因为专业人员（“评估师、政策分析师、规划师、经理和行政管理者”）是“关注行动真实可能性的有选择性的组织者”。1
2010年1月12日的地震使太子港沦为一片废墟，震后，考虑到我们的队伍存在记忆缺失的问题，我开始重读乔治·考文顿的城市史。当我再次读到240年前，即1770年6月3日的那场摧毁太子港的地震时，这样一段话让我震惊：“在过去房屋所在的地方，一堆堆木头、石块和粉碎的家具之下，传来至爱的呼救声和垂死者的哀鸣，受伤的人呼吸渐渐困难……灾难的幸存者手持火把或是发出红色微光的灯，来来回回地寻找废墟下的亲人……恐怖的夜晚，充满了似乎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和毁灭！”2
我感到不寒而栗，这段描写与我经历的那个夜晚的情景何其相似，当时我参与了向医院运送伤员的行动。医院的地面上已经堆不下更多的尸体，遇难者不得不被直接运往附近的希尔维奥·卡托尔体育场。
在太子港，巨大的破坏令人无法分辨出监狱和医院，两处都堆积了无数的尸体，像是城市中的墓地。地震造成差不多25万人遇难，遇难人数占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城里的主要建筑物，包括总统府、国会大厦、法院、市政厅、购物中心、银行和其他政府办公楼均在地震中损毁。
所以，今天我们都面临如下问题：应该重建怎样的城市，又为了谁？是应该重建1749年的殖民城镇，还是19世纪的城市？重建传统的社会排斥的城市格局，还是贯穿整个19世纪的太子港运行不畅的城市分区？或者应该利用最新的城市规划工具，将未来的太子港设计成一座有创造力的、向世界开放的繁华国都，从历史的源泉和国民的文化母体中获得活力？
基于城市规划、文化和历史记忆之间的联系，本文为未来太子港的城市规划提供了若干新方法。
景观规划：时空单元的管理
景观规划与管理文化遗址一样，旨在将一个时空单元与外界分隔，以确保一种有效机制以改善其内部的社会群体生活。因此，空间规划涉及到确定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独特的时空单元的内部一致性、潜在可能性、变化过程、地标、危机和地理突变（界限、边界）。在这一方面，对于理解空间规划与保护社会群体的历史记忆之间的联系，突变（断裂、不连续）的概念大概是最有效的。
米歇尔·福柯曾明确提出假设：人类历史呈现出的连续性与不连续性一样多。基于此假设，现代历史学者可以日益专注于寻找研究历史断裂的理论性方法。在《知识考古学》一书的引言部分，福柯写道：“就其传统形式而言，历史‘记录’过去的遗迹，把它们转化为文献，并让这些印迹说话……今天，历史将文献转化为遗迹，在历史学者曾经解密人类印迹的地方，在他们设法辨认印迹旧貌的地方，历史展示出大量的素材，以供学者区分、组合、寻找合理性、建立联系、构成整体。”3
很奇怪，福柯的观点令人回忆起约翰·拉斯金，后者将历史建筑视作会说话的物体，认为其记忆事件的方式与历史书相同。4拉斯金将他的思想延伸至古老的城市，在他看来，这些古城是由具有特色的建筑、街道、广场和运河等元素组成的特殊实体，这些元素并置便赋予城市结构以独特的身份。这一身份后来被确认为“阻碍组织城市空间的新方法自由发展”5的城市遗产。
不过，福柯走得更远，他提出要改变历史研究的认识论。他相信人们应该怀疑主要的、预先设定的、连续设置的单元，取而代之的，规划者应该关注不连续的单元、断裂、界限和由这些产生的序列。将此方法论上的变化应用在空间规划领域，关注历史中心这一有待管理的、特殊且不连续的时空单元，会引导我们将历史记忆认识为城市规划的基本参数。城市空间里的历史中心具有特殊性和身份，它们通过自身的性质、用途或结果等，充实并传播居民的创造性表达。6
以太子港的情况为例，这里的建筑、依山傍海的地理环境，以及居民拥有和利用城市公共空间的方式（人行道画廊、狂欢节、圣周游行及其他宗教游行）等，构成了海地人的文化身份。
当具有时空特殊性的遗产在活跃的、有人居住的地方充实起来，历史记忆即拥有了身份和风格。反过来，正如詹尼弗·乔丹所解释的，历史记忆在四个因素的交叉点上决定了城市景观：土地用途；土地所有权（通过记录保存的记忆）；与遗址联系在一起的多重含义；以及经营现象（或官僚记忆）的存在（或缺席）。7因此，作为空间规划的一个基本参数，历史记忆在遗址结构中发挥作用。从一个地方到历史记忆，再从历史记忆到被充实了的地方，遗产客体——可以是一处综合遗址，或是一个历史中心——是改进区域良性循环的一部分。
文化规划和城市规划的整合
1987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根据《宪章》，“为获得更好的效果，对历史城镇和其他历史城区的保护应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的完整组成部分，并应当列入各级城市和地区规划……所要保存的特性包括历史城镇和城区的特征以及表明这种特征的一切物质和精神元素，特别是：用地段和街道说明的城市的形制；建筑物与绿地和空地的关系；用规模、大小、风格、建筑、材料、色彩以及装饰说明的建筑物的外貌，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8
1965年，弗朗索瓦丝·肖伊写了一本《城市主义：乌托邦与现实》（Urbanisme: Utopies et Réalités）。书中，她描述了一种“文化景象”和“进步景象”之间的二分法：“文化景象”可以看作是对文化身份的保护，它完全是由过去继承下来的，而“进步景象”是对未来的一种设想，始于城区范围内社会经济基本结构的创造。《宪章》出台后，此二分法逐渐发展为新的现实。
如今，文化被理解为一种重要资源，它同时可以发挥三种用途：经济基础；将公共领域私有化的论据；以及城区的观念控制和引导工具。9这样，文化变成了满足经济和休闲需求、加强城市所有权和治理的一种手段。10而且，正如凯瑟琳·肖恩菲尔德所言，“从广义上说，任何形式的城市规划都是一种文化规划。因为它必须考虑人们的语言身份、文化制度、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志向抱负，以及人们为城市面貌做出的贡献。”11
今天，随着查尔斯·兰德里和理查德·佛罗里达等人的著作12问世，“创意城市”这一术语正越来越被用于表达城市规划中文化元素的全面整合。
历史记忆、文化经济和新太子港的潜力
2009年，海地文化与交流部出台了“文化扶持和发展计划”（PADEC），确定了海地文化发展的七大领域：一、图书出版；二、表演艺术（舞台项目、狂欢节、主题节日等的制作与销售）；三、视觉艺术（时尚、设计、绘画、雕塑、手工艺等）；四、建筑、历史古迹和文化遗址的提升；五、视听和多媒体（电影、纪录片、短片、广告等）；六、广播；七、信息和通讯技术。
通过文化发展的不同领域，获得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构成创意潜力的因素）支撑的文化经济可以成为城市规划的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与城市空间艺术领域的发展相联系的物质基础设施建设，则发展出形成创意城市的新景象。由此，在空间规划上实行创新观念成为可能。
对太子港而言，这意味着首先考虑遗址固有的自然特征问题（因为城市是建立在地壳构造的断层线上的），以及它的地理位置（根据海湾、岛屿、海岸线等考量）。需要将遗址历史和文化变迁的特征融入城市设计，并考虑城市布局的历史和前加勒比殖民城市的传统，特别是这一地区在西班牙殖民时代创造出的防御工事式的、组织有序的城市传统。也需要了解大安的列斯群岛各国首都（圣多明各、哈瓦那、圣胡安）的动态，这些城市都是港口和殖民首府向围墙外延伸的产物。太子港与这些首都拥有一系列共同的特征，譬如，与海湾、海洋的关系，相似的中心广场、市场广场、教堂广场、兵器广场，以及垂直式城市布局。因此，跟踪大安的列斯群岛各国首都历史中心的变迁，为重建太子港提供了一个良好思路。
一旦掌握了城市的物质特征和历史文化变迁，即可以投入发展创意城市需要的各项工作。它们包括：
1. 创建面向文化资源开发的规划体系，紧密联系其他规划体系及现有服务设施（交通、饮用水、卫生、电力、人防等）；
2. 创建城市中心适足住房体系，包括面向创意人员（艺术家、教师、运动员、企业家、学生等）的住房；
3. 创建绿色走廊和公园体系；
4. 通过创建美观实用的城市设施（照明、广场等），促进城市设计和公共艺术的发展；
5. 创建可以举办一系列节日文化活动（狂欢节、主题节日、音乐会、游行等）的场所；
6. 创建一个集合了美术馆、会议中心、展厅、不同类型表演艺术场所的住宿、餐饮、休闲、购物网络；
7. 通过创建俱乐部、舞厅、酒吧等集中的特色街区，促进夜生活经济的发展；
8. 创建涵盖多个主要城市文化中心（博物馆、剧院、音乐公园、餐厅、制作工坊、工艺品市场、美术馆、表演艺术场所等）的网络。
所有的创意城市都把文化资源的规划和管理体系摆在中心位置。现代的太子港不会自发形成，而是需要综合许多不同的、经过规划的组成部分。太子港的规划方法必然具有创新性，而不只是简单地将城市拼凑起来。从这个观点看，在此我建议文化资源的规划应该以人为本。人口结构，以及关心创新人才（包括年轻一代、创作者、思想家、艺术家、歌手、创意企业家、教师等）的福利，是城市创造力的关键要素。
对于这种规划方法而言，四种形式的相互结合至关重要。第一，人口统计、核心基础设施、金融和文化企业（遗产、艺术媒体、设计、创意服务等）的相互结合。第二，创建的公园、绿色走廊、文化活动和文化旅游的相互结合。第三，文化基础设施（由文化中心、博物馆、演艺中心、大学、中小学等构成的多中心网络）和服务业（住宿、餐饮、休闲、购物等）的相互结合。以上的三种结合将引向一个创意城市的所有组成部分的全面结合，即第四种相互结合。
依逻辑发展，历史记忆作为空间规划基本参数的前提将通向文化规划和城市规划的整合。回到太子港，历史记忆作为创造力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是构成文化经济的元素之一，这种文化经济给城市空间带来活力，并使其转化为21世纪的创意城市。相反，不对城市记忆加以系统性的考虑、只用传统方法规划一座崭新的太子港，将导致一系列的城市畸变，并且将延长住房危机。如果缺乏城市现实的历史描绘，土地用途、土地所有权问题、住房、城市暴力、创造力和城市管理之间存在的许多关联都将继续令人困惑。
（王月江 译）
注释
1 根据约翰·福雷斯特（John Forester）的说法，“规划分析人员是关注行动真实可能性的有选择性的组织者……关于‘规划分析人员’，我指的是适当行动过程的商议阶段涉及的一系列角色：评估师、政策分析师、规划师、经理和行政管理者。”比较：《面对权力的规划》（Planning in the Face of Power），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2 乔治·考文顿（Georges Corvington），《太子港城市史》（Port-au-Prince au cours des ans），第一卷（1743—1804），魁北克，2007年，第86—87页。
3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巴黎：Gallimard，1969年，第14—15页。
4 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威尼斯的石头》（The Stones of Venice），伦敦：Allen，1897年，第35页。
5 弗朗索瓦丝·肖伊（Fran?觭oise Choay），《遗产的寓言》（L’allégorie du patrimoine），巴黎：?魪dition du Seuil，1999年，第134页。
6 在这一问题上，请参考2005年《UNESCO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4/001429/142919 c.pdf
7 詹尼弗·乔丹（Jennifer Jordan），《记忆的结构》（Structures of Memory: Understanding Urban Change in Berlin and Beyond），帕罗奥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6年。
8 《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第1条和第2条。
9 莎伦·祖金（Sharon Zukin），《权力的景观》（Landscape of Power：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城市文化》（The Cultures of Cities），牛津：Blackwell Publishing，1995年。
10 乔治·尤迪塞（George Yudice），《文化的私利》（The Expediency of Culture），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03年。
11 凯瑟琳·肖恩菲尔德（Katherine Shonfield），《富饶的城市》（The Richness of Cities: urban policy in a new landscape），伦敦：Comedia & Demos，1998年，第6页。
12 查尔斯·兰德里（Charles Landry），《创意城市》（The Creative City: A Toolkit for Urban Innovators），伦敦：Earthscan，2008年第二版；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创意阶级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纽约：Basic Books，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