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以下简称《启蒙》）一书中，对于启蒙和神话的关系做出了“神话就已经是启蒙，启蒙倒退回神话”的论断。他们发现了启蒙与神话之间的内在关联——启蒙想要以科学知识替代神话想象，试图造就更为合乎人性的生存状态，但结果是启蒙造就了新的理性的神话，使人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然而，这个结论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对启蒙图景进行了抽象化和简化的基础上得出的。《启蒙》通篇隐含地分析了神话与启蒙具有的某种相似性：在二者各自所处的时代中，都与特定的话语、知识与权力的生成及运行方式密切相关。这也构成了启蒙与神话具有内在联系的依据。但是，《启蒙》并未对这一“启蒙与神话相纠缠”的真正内在逻辑——话语、知识与权力的交织与转换梳理出来并予以细致地考察。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无疑先于福柯探讨了关于话语、知识与权力的问题，可是与福柯相比，他们却未能从微观视角出發对三者的内涵以及关系做深层的内在分析，进而也使得他们将启蒙与神话从形式化的层面上简单地等同了起来，没有系统地对神话启蒙对比做现实性、多维度的分析。因此，我们需要借助福柯的微观政治学中关于话语、知识与权力的理论，进一步挖掘启蒙与神话相似性的深层逻辑。同时，从福柯的视角出发，梳理《启蒙》中神话时代的话语、知识与权力生成与运行方式，在将之与福柯的理论内容相对比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启蒙》对启蒙的批判理论。
[关键词]启蒙；神话； 话语； 权力； 知识
[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8）04-0117-06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以下简称《启蒙》）一书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著作。在此书中，作者观点鲜明地对启蒙与神话的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对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所推崇的启蒙予以了严厉的批判。在对“神话就已经是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这一主题思想进行论述过程中，看到了话语、权力与知识构成了启蒙与神话之间的某种联系。但是，《启蒙》对启蒙和神话的关系分析带有抽象化与简单化的特征。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虽然先于福柯探讨了权力、知识与话语等问题，可是从宏观的视角出发，立足于将启蒙倒退为神话归结为技术与理性合谋完成了新的权力、知识与话语图景的他们，却并未能对他们得出“启蒙倒退为神话”结论的逻辑本身进行剖析。
一、被忽略的“启蒙与神话相纠缠”的深层逻辑
《启蒙》的主题为我们所熟知：启蒙以消除神话为目的，以知识替代想象，使人们摆脱对自然的恐惧，成为主人。但启蒙却走向了它的反面——创造了新的理性的神话：当被启蒙所颂扬的科学摧毁了神话的世界观，并将自身地位提升至无以复加之时，科学最终登上了曾经被它所摧毁的神坛。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这是因为启蒙与神话从内在逻辑上已经融为一体：神话已然是启蒙的产物，而启蒙最终又创造了新的神话。启蒙想要以科学的知识替代神话想象，意图创造更为理想的生存状态，但结果是启蒙造就了新的理性的神话，同时，“人类不是进入到真正合乎人性的状况，而是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1]1。这便是为我们所熟知的“启蒙逻辑”，哈贝马斯在其《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从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的立场出发，称之为“启蒙与神话的纠缠” [2]122。
在《启蒙》一书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发现了“启蒙与神话的纠缠”所代表的启蒙与神话间的联系表现为神话与启蒙具有某种相似性。《启蒙》在论述启蒙与神话的关系过程中，围绕着神话时代的话语、知识与权力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并不惜笔墨就原始宗教中的巫术、符号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实则勾勒出了一副话语、知识与权力自神话时代就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历史性图景——神话构筑的世界观是初民所能够掌握的知识，神话禁忌与原始宗教崇拜则代表了最初的秩序以及初民所敬畏的权力。这恰如今天科学所描绘出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以及规范性、条令性的法律与制度所代表的早已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的权力。在摆脱了神话世界观与巫师所掌握的神权话语的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是同样不可撼动的科学权威以及深层的权力话语的控制。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现代人类不曾变得比神话时代更为自主、更为自由或更为文明。《启蒙》意在对这种相似性做细致地探讨，并试图表明，虽然神话所代表的想象的世界观转化成了科学的世界图景，权力由原始的神权统治转化为了秩序性的集权统治，知识的形式发生了改变，权力运行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但不变的是尽管经历了启蒙，西方的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从未脱离过话语、权力与知识的内在制衡。在此基础上，启蒙与神话在形式上被等同了起来：神话就已经是启蒙，表现为神话就已是代表着对自然的把握与解释的知识、代表着对于行为的约束、代表着人渴望树立自主性；启蒙又倒退为神话，表现为知识取代神话获得无上神圣的地位、秩序性的集权统治取代神话式的叙述与说教、科技意图解放人类却反成为新的统治性力量扼杀人的自由。
可以说，这便是《启蒙》当中隐藏着的秘密：启蒙与神话都具有各自的话语、知识与权力的生成与运行的方式，而三者的交织与转换构成了启蒙与神话相互纠缠的内在逻辑，也构成了自神话时代就已经开始的对于人的禁锢。但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却仅仅将之视作启蒙与神话之间的外在相似性，未能够将之视作启蒙与神话之间的内在同构性。他们试图从宏观视角审视启蒙与神话间的关系，结果却将自神话时代以来的历史图景进行了抽象化、简单化处理。在对理性同一性进行批判的过程中，自身也未能摆脱理性同一性思维的运用。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宏观视角当中，理性思维被视为神话思维经由启蒙形成的变体，二者被对立统一了起来，分别为被视为神话与启蒙各自的精神内核；知识、权力与话语等则被他们视为启蒙与神话所共同拥有的特征，于是，启蒙成为神话的精神内涵，神话则成为启蒙无法逃避的梦魇，成为启蒙的起点与归宿。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对启蒙进行批判的过程当中，认为启蒙经由否定神话最终达到了对于自己的否定，而实际情况却是他们在对理性同一性的批判中，依旧在运用理性同一性思维对于启蒙的历史图景进行抽象与简化，这也最终导致《启蒙》对于启蒙的批判陷入启蒙与神话相纠缠的泥潭。这有些类似于尼采力图克服虚无主义却最终成为“对虚无主义的最后一次卷入”一般，尼采企图在虚无主义内部瓦解虚无主义，最终成就了一种极端的虚无主义。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意图在理性同一性思维框架内部批判理性同一性，其结果则是无法摆脱理论的内在缺陷与悖论。
正是因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始终未能从微观的视角审视启蒙与神话的各自特征与相互联系，未能将启蒙与神话相纠缠的逻辑系统地梳理出来并加以剖析，并进一步将神话与启蒙的相似性系统总结为话语、知识与权力的交织与转化这一内在深层逻辑。因此，《启蒙》仅仅是形式性地得出“神话由启蒙精神创造，启蒙最终又归于神话”这种启蒙与神话相等同的直观诊断结论。但二者实则已经不能被放在等式的两端——科学时代的话语、知识与权力虽然依旧制衡人的思维与行动，三者间关系也依旧相互依存、制约与转化，但是已经与神话时代不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并未就三者的生成与运行方式以及相互关系的变化进行详细的论证，只是将启蒙与神话进行抽象与简化后在形式上相等同起来，势必产生了哈贝马斯所认为的“由于抽象和简化使得其论述的可信性成了问题”[2]127 。
为了更为清楚地挖掘《启蒙》中关于启蒙与神话相糾缠的隐性逻辑，我们需要对话语、权力与知识的现实历史关联进行关注。福柯从微观视角出发所运用的考古学以及谱系学方法无疑将会是对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宏观视角出发的启蒙辩证法的良好补充。借由福柯的理论，我们将一窥知识、话语与权力间是如何相辅相成地构成一张巨大的、无处不在甚至深入到人的意识当中的巨大网络。同时，以福柯的理论为镜，从话语知识及权力的内涵以及三者间的关系出发，借之来反观《启蒙》，我们将不难发现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是如何忽视掉了“启蒙与神话的纠缠”的内在逻辑，并在此意义上将启蒙与神话等同起来并产生了对于启蒙悲观的态度。
二、福柯理论之镜——微观视域下的话语、权力与知识及三者关系
福柯的“权力哲学”是以启蒙分析为背景的。他认为，在对启蒙和现代性问题的反思过程中，不应当“把社会或者文化的理性化过程当作一个整体，而是在几个领域中分析这样一个过程”[3]110-111 。福柯运用考古学方法或谱系学方法对疯癫、疾病、犯罪、性等领域的考察过程中，逐步构建起了其独特的“微观政治学”，并将讨论的核心放在了话语、权力与知识等问题上，其论述为我们重新审视启蒙提供了独到的理论视角。在此仅扼要地就福柯理论中的话语、知识与权力的概念内涵与关系做必要地分析，借之以窥探“启蒙与神话相纠缠”的内在逻辑。
话语、知识与权力都是福柯理论当中的重要概念，对于三者的内涵以及关系的探讨更是构成了福柯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福柯看来，话语、权力与知识无论从其内涵和外延上看，都存在着依存、相互生成以及转化的关系。同时，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复杂的联系。表现为三者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
福柯的“话语”既不同于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语言”或者“言语”概念，也不同于后来的本维尼斯特以及利科等在语言学上对于“话语”的界定。按照索绪尔所做的语言与言语的区分，认为语言属于形式层面，其研究对象是语言系统，包括语法、词汇等，言语层次则是具体运用，其研究对象则是特定的个体的语言行为。而本维尼斯特与利科则认为语言的单位是词，而话语的单位是语句，由词构成语句，层次发生了由结构过渡到功能的变化，话语所表达出的是一种人生活于世界中传达的意义[4]。相比之下，福柯的“话语”既非语言符号，也不能够被语言学所规定，其“话语”概念具有多元复杂的内涵，可以是各个学科领域中的结构，也可以代表一种“同质性的秩序”或“权力的结构”。而从外延上看，广义的话语是历史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即“话语”从根本上代表着人类的一种重要的活动方式，而历史文化则是由一系列的“话语”组建而成；狭义的话语则接近于哈贝马斯的“语言的形式”，即话语代表着“规则”，某种一般性或特定性的“陈述”在其框架内进行[5]。在福柯看来，话语构成了知识的来源与理解世界的框架，话语也决定了可以言说的内容。由此，话语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表现为话语构成权力与知识的产生条件，同时权力与知识也建构话语。
作为经验主义者的福柯认为知识既是由详尽的话语实践得来，而且必然与一定的话语实践相对应。话语构成知识的要素的总和，知识则是“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6]203，即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获得的，知识在详尽的话语事件中产生，并且“由话语所提供的使用和适应性确定”[6]204；同时，知识在形成后也将会逐步成为某种话语的一部分，在话语实践之中发生作用。与此同时，知识将借助代表某种权威的知识团体得以传播。进而，新的知识造就了新的权威性的话语——达成某种特定话语实践的主体在形成的知识后也将作为特定的学科或特定语境背景下的“权威”。已经形成的权威也必然由其所掌握的话语权或知识而来——这一过程包含着复杂的话语更迭。由此可见话语和知识之间的双重关系：知识既是由话语实践产生，在此基础之上知识本身亦会构成新的话语的元素，或者可以进一步说，知识在达成后会促成新的话语实践。同时，二者之间的关系渗透着权力的运作。
权力同样是福柯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福柯反对传统的权力观，并且极度反对将权力等同为暴力，他认为权力“作为一种行动方式”，是一些行动校正另一些行动的行动方式，权力的实施就是“某类行为可以将另一类可能性行为结构化”，即“某些人的行为作用于另一些人的行为” [3]132。并且，这种作为“校正”的行为是无处不在的，因为在福柯看来，“权力关系植根于整个社会之网” [3]134。权力与话语和知识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在福柯经历了从考古学到谱系学的转变后，他在话语的谱系学研究中将话语和权力明确联系了起来。这时权力与话语的关系表现为权力对于话语的控制，即话语的产生或者传播受到权力的操控以及制约；同时，权力通过话语得以实施，即权力的运作离不开话语的作用。并且，二者间的相互关系表现为以知识为中介。福柯通过考察发现，在古希腊时期权力是与“真理话语”直接相联系的，即“话语”代表着权威行驶着向大众“宣告”真理的权力。但在公元6世纪后，伴随着“真理话语”不再由外在的权威给出，即真理不再受限于被谁所说，而是开始遵从于逻辑正确性与内容科学性。而话语与权力间的直接关系也发生了改变，转而使得权力以更为内在的形式同知识联系在一起。在他的早期著作《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就详细地论述了权力是如何通过话语得到实现的。通过考察“疯癫”的概念衍变史，福柯向我们展示了疯癫是何以一步步在代表着理性的权威性话语当中被不断地区别与隔离，最终成为了被理性镇压和屈服的对立面。
知识与权力也同样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福柯不同意将知识与权力完全等同起来，但明确指出知识与权力是一种共生关系，福柯将知识称作是“权力知识”，并就此表达出权力与知识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二者间相互作用的，彼此促进或抑制——权力可以对知识具有鼓励或限制作用，知识作为一种话语同样可以赋予人以权力，或者是对权力具有制衡作用。在这种关系中，知识会受到权力的操控，并表现为一种权威性话语的限定或制约。在其《规训与惩罚》当中，福柯更进一步明确指出“权力制造知识”。同样的，知识会为权力进行辩护，福柯曾对此做形象的比喻——“知识是权力的眼睛”，知识为权力开辟了其得以实施的边界和维度，同时也为权力披上了理性和合法性的外衣。二者关系表现为“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 [7]。与此同时，知识与权力的相互作用以话语为中介，也就是权力需要借助于话语形成知识，知识同样需要进入话语之中生成权力。
至此已经可以看出，在福柯的眼中，话语、知识和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是三位一体的：话语是框架与形式、知识是具体表达、权力则是实质内涵。并且，三者任一在自身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都会不断地为另外两者开辟新的场域，话语的产生与知识的生成以及权力的实施过程当中都在不断地促使着其交织而成的网络愈加严密以及巨大。在福柯的理论当中，当今西方社会在自身运行中的各个层面，包括学校、监狱、诊所等社会机构的运行，以及法律、规范、条例等社会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乃至于个体的思维、行动等无不在话语、权力与知识相互交织的网络之下运作。这张无形的大网已然变得日益隐秘化：实施管控的不再是统治者或者是政客，更多的是各种权威的机构、学科的权威以及由他们所论证合理的制度以及规范；由现代科学权威所提出的真理同法典一般让人萌生尊敬与畏惧；个体对于各类的制度、知识则早已经浑然接受并习以为常进行遵守。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福柯从微观视角出发，立足于“对特定的合理性进行分析，而不应当总是求助于普遍的理性化过程” [3]111，运用其考古学以及谱系学方法，对于话语、知识与权力的现实及历史予以了细致的考察，对三者的生成与运行以及相互关系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而这恰是《启蒙》所缺乏的视角，也是其理论的缺陷所在，以单一的宏观视角来抽象与简化启蒙图景，既未能够看到话语、知识与权力在历史中发生的变化，也未能够对三者在神话时代与现代的形态进行细致考察。
三、再看《启蒙》中的神话时代的话语、知识与权力之网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无疑发现并触摸到了由话语、知识与权力交织而成的网在神话时代的初级形态的边缘。然而，他们在对神话时代的话语、知识与权力的分析却并不像福柯一样是自觉进行的，他们未对三者的内涵及相互关系进行剖析，也未将三者在原始社会的形态与现代社会的特征以及相互联系上的差异相区别开来。因此，他们仅从宏观的视角出发，将启蒙与神话在形式上等同起来。若以福柯的理论为镜反观《启蒙》，从其视角对《启蒙》当中对话语、知识与权力的生成与运行方式以及相互联系进行考察，并将之与之前所提及福柯理论中的形态进行比对，将是对《启蒙》宏观视角有益的、必要的补充。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被启蒙精神所摧毁的神话本身已然是启蒙精神所造就的——神话就已经是启蒙，代表着秩序、统治与自我意识。即主体通过设想人神同形同性来对自然进行解释，以便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對自然的恐惧。也就是说，人通过以一种神话性的原始思维来解释自然，在把握自然的基础上达成一种自我认同以及对泛灵论的超越：“神话试图对本原进行报道、命名和叙述，从而进行阐述、确定和解本原……神话早就在叙述中成为说教”[1]5。可见，神话作为一种原初的话语就已是知识与权力的源头。从对于世界进行把握的意义上，神话中所论及的诸神与英雄的故事便是人类早期的关于自然与历史知识，《启蒙》在对于原始宗教崇拜的论述的过程中也已经指出：“信仰与知识保持着紧密的联系”[1]15；而在对行为和思想进行约束的意义上，神话禁忌与其所衍生的祭祀活动则代表了权力运行的原始方式。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早在语言进入历史的时候，祭祀和巫师们就成为它的大师”[1]15。在这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启蒙》一书当中，“语言”被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是“认识自然的符号系统”以及“反映自然的图像”[1]13，在《启蒙》当中，已然描绘出了初民在原始社会中科学尚未萌芽的情况下，初民依靠神话中的描述来认识自然。神话当中对于自然的解释、报道以及说明便是一种知识，这种知识无疑是通过巫师这一掌控话语权的角色得以产生和传播的。与此同时，巫师在其“传播知识”的过程中，“增加了专门的知识和扩大了权力”[1]16，可见，在神话时代，话语同样构成知识的来源，知识也同样构建新的话语，同时，二者间的相互作用渗透着权力的运作。
因此，我们可以说，作为一种话语，神话在其所处时代已成就了一种权力，权力的掌控者是原始宗教祭祀或巫师。《启蒙》对原始宗教崇拜所进行的论述中也清晰地表达出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对于初民来说，由巫师道出的万物流溢自神灵以及其所实施的神圣仪式则成为了一种权力性话语表达。仪式中的种种特定的鼓声或动作，则成为了有着特殊意义代表权力的符号——“已经具有固定形象的敬畏感变成了得到确立的特权统治的标志” [1]16。由祭司所传达的“神的旨意”更加是不可违背的、甚至是由衷被初民发自内心所接受的话语。巫师或祭司以神的名义说出的话语变成了对“神的旨意”的传达，代表着“神的意志”，也形成了一种神话世界观。话语成为敬畏的对象，祭司也由此必然地成为神话时代至高无上的存在并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力。这种统治与服从的表现，也延伸到了原始文化中的风俗、习惯等各个层面上，起到对个体约束和限制的巨大作用，比如需要在生活中服从巫术中的各种禁忌、在狩猎中把自己打扮成野兽等。
从神话时代开始，知识也已经成为与权力具有相同内涵的存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在神话时代语言就已经“为其所确定的内容提供了统治条件”，并完全同意培根关于“权力与知识是同义词”[1]2的说法——知识达成了技术与权力的共谋，代表着对自然的把握，代表着人妄图达到对自然的掌控，奢望以此达成所期望的自由。可以看出，自神话时代起认知就已经与权力相勾连，《启蒙》中所论述的“神话就已经是启蒙的精神产物”即是论述人将自然作为对象采取认知性的接纳方式便带有着权力的因素，同时人对自然所思获得的知识的掌握生成了一种权力。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明确指出，从神话时代起，语言即已经“成为话语权力的工具”——神话时代的知识所代表的，既是对自然的权力性掌控，也是对人的制约性的宣告。对于普通个体而言，“在征服世界的进程中，自我学会了遵守现行秩序和接受从属地位，但他很快就把真理与管理思想等同起来” [1]10。
总之，话语、知识与权力自神话时期交织在一起，左右着人的思想与行为：神话中对自然的史诗式叙述便构成了原初的神话世界观与世界历史，神话中的禁忌与对于神的敬畏则构成了原初的统治秩序——神话本身就是一种知识，神话本身亦代表着秩序。神话时代初民关于世界想象式的理解以及原始宗教信仰所诞生的祭祀权力的交织已然是话语、权力与知识相互联系的雏形，后来由启蒙理性造就的科学知识及对应的世界图景以及技术理性造就的规范化秩序化的集权统治权力便是当前时代话语、知识和权力相关联的更为现代、更为隐秘的网络。相比之下，《启蒙》当中所论述的神话时代的话语与知识是相对粗糙的、非理性的，神话时期的权力的表现则是直接的和自在的。神话时代的话语、知识与权力各自的生成与运行机制是自在的、表层的，相互关系是直接的。而在福柯的笔下，知识和话语在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发生着断裂与变迁，权力机制的运行更为不易察觉，话语、知识与权力各自的生成与运行机制则是自为的、内在化，相互关系也变得更为紧密化和隐性化。列维-斯特劳斯就曾经指出，神话思维在文艺复兴之后退隐到了西方思想的幕后。这种神话思维与理性思维之间的联系即体现在话语、知识以及权力的相互联系上。在当前的时代，在古老的神话逐渐已经被遗忘的今天，话语与知识早已形成了复杂的体系，并以理性粉饰了其中所包含着的权力的因子——知识性的话语以掩盖其权力内核的形式成就了一种规范化、秩序化的存在，左右着人的日常生活。人在观念上与行为上、思想中与行动中无时无刻不受到话语、知识与权力的制衡。更多的时候，人浑然不觉其中，只有在摆脱一种文化或知识的话语背景进入另外一种的时候，才能体验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性。
四、结语
《启蒙》论述了神话时代话语、知识与权力是交织在一起的。由神话到启蒙，看上去是一种知识取代了另一种知识，一种权力替代了另一种权力，然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并未能够清楚地对两个问题进行深入地考察：首先他们未能清晰地将这条线索加以梳理和比较，其次他们未能像福柯一般将三者以及三者间的关系做深入细致的考察。正是由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并未能够深入地探究这一线索，并且也未能看到三者经由启蒙转化成为另外一种更为内在且紧密的联系，所以最终他们未能抓住启蒙与神话相纠缠的内在逻辑，因此简单地在宏观意义上将启蒙与神话等同了起来。
已经可以看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想要说明的，即是自原始时代人便生活于话语、权力与知识交织而成的看不见的网络之中，在今天，虽然人们摆脱了神话世界观的狭隘，用科学的知识代替了想象，可是却始终未曾摆脱这一隐形的控制，反而愈加深陷其中。人們虽然摆脱了权力的原始的暴力形态，在启蒙理性的运作下，人们所期望的通过思辨水平的提升以及科学技术的提高换来的非但不是人的解放。在今天，人们不断地创造出文化中的种种法律、制度、规范等形形色色的权力性话语，使得新的权力不断地得以生成的同时，也对人们的意识形态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种作为权力性的话语不断地寻求着自我权力的扩大，以期能够解释更多，成就更为广泛的知识，乃至于创造出真理，甚至于塑造某种意识形态。现代人所面临着的是一种由知识与技术构建成的更为隐秘且内在的话语、权力与知识交互作用的体系，在其作用下人不但没有得到渴望的自由，却将自身禁锢于自己建立的虚拟的以科学知识为基石并由一系列的规范与秩序所建造的大厦之中。话语、知识与权力交织而成的隐形网络成就了更为暴力以及内在的禁锢——这正是《启蒙》的作者意图说出但是未说尽的。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于启蒙的消极态度归根结底则是在于他们对于话语、权力与知识的交互作用体系持否定的态度。但是，这种否定无疑是片面的。福柯即认为权力在与话语和知识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效果并非仅仅是压制性的和消极的，同时也具有积极的生产性的功能。站在传统的立场仅从消极的立场出发进行批判无疑是有失偏颇的。福柯对于话语、知识与权力交互作用的立场在一定意义上也应和他对于启蒙的立场，不同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等否定启蒙的立场，但亦不同于康德或哈贝马斯等赞同启蒙的立场。福柯认为要把启蒙和现代性作为一种批判的哲学态度和气质。但不论如何，《启蒙》的作者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考现代性问题的线索。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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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雪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