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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借助考古学的已有成果交叉图像学的方法，以“龙虎”崇拜的演变历程为研究路径，对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双重性质的“虎纹样”进行纵向意义的“通观性”考察，揭示“虎崇拜”一以贯之的“全民性”特征。
关键词：神人兽面纹； 民艺虎； 一以贯之； 全民性
检 索：
中图分类号：J5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32（2014）07-0153-03
Tiger’s Leap in Thousands of Years， The Evolutionary Meaning of Iconology from God with Animal’s Face in Liangzhu to Totem Tiger Face
LIU Tong-xun
（Chongqing University，College of art， Chongqing 400030，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id of iconography in archaeology and a research approach 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dragon and tiger worship， this paper makes a vertically gener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tiger decorative pattern， which is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and reveals the consistent popularity of tiger worship.
Key words ：god with animal’s face； totem tiger； consistent； popularity
Internet ：
一、神人兽面纹的释说
神人兽面纹（图1）是距今五千年前后的良渚文化最为代表的玉器图样，被誉为良渚文化的“神徽”。“神人兽面和兽面神均是虎神”①83——是迄今早期“虎崇拜”的图像遗存的典范。常见的样式为：头戴长羽，双手内弯，双腿盘坐，胸口为一兽面大眼纹饰。关于神人兽面纹，杨伯达先生在其著作《巫玉之光》中，提出此纹饰中的兽形象并非是自然界中的动物，应该是“仿自事神所用的兽或兽面道具”，但是具体仿的是何种猛兽，作者未作解释。笔者根据近几年考古研究的最新成果，认为其应该是以虎为原型的一种神话物，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纹饰上兽齿獠牙突出，且有利爪，为大型食肉动物的特点；（二）头方口阔；（三）耳短目圆；（四）虎周身遍布斑纹；（五）古太湖流域确实有虎生存。因此，它是在虎的基础上杂糅了众多图腾形象所产生的一种复合型动物形态，代表了一种“多元共生”的整体理念，是最原始性的、以虎形象作为主体的“龙”的形态，只是与“龙九似”这一参照标准尚相去甚远。
“统一神徽的出现，说明良渚文化已由原始多神崇拜向一神崇拜进化，为早期文明社会一元化意识形态和宗法政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②人虎共存证明了良渚人早已跨越了最初的自然崇拜，达到了更进一步的掺杂了人神意志的群体信仰。人与虎采用同构手法，上人下虎，威武严肃。玉琮作为祭祀礼器的出现，充当着天、地、人沟通的媒介，那时的先民已经进入了前宗教的时代。
二、从良渚神人兽面纹到民艺虎面的演化历程
虎伴随着中华文明走过了数千年之久，从最原始的氏族图腾到今日广泛流传于世的“民艺虎”，它从神圣走入民俗，是一部宏伟的图像艺术发展史。龙虎于阶级意识诞生之前所形成的全民共有，到阶级社会的二元分离，龙成为了帝王绝对权力的象征，虎则走向民间。因此，对“虎图形”历经千年的演进历程的解析是以龙虎关系的讨论来凸显虎图形——虎崇拜在原始社会到当下一以贯之的内涵——一种历时性与共时性相同构的“全民所有性”。这里的“全民所有性”，是指“虎”的符号体系归属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不分区域、不分汉夷，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与信仰的凝聚。
（一）“龙虎”同构的早期“虎纹”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亚洲和美洲艺术中的裂分表现方法”中提出了图像的“裂分表现方法”理论。他引用了博厄斯关于海达尔人绘画中的熊的形象，认为这样的表达方式应是“动物在想象中被从头至尾分割成两半……展示一个头部的正面形象，连带两个相随的侧面形象。”③如此的表现方式在玉琮和商周青铜器（图3）上也有体现，例如“琮王”四个棱角处刻绘的八个兽面纹，因为转角的关系，每个完整的图像被分割成两半。如此一来，细微的转折却在无意间扩大了精神表现的容量，图像不再是一个“平面”依附于器物。当然，这种无意识的创作手法是建立在远古先民对图像的还原上的，但他们对图像单元的经营与组合却是有意识的，将人的精神诉求通过图案表现在祭祀器物之上。同时它又是艺术与社会组织的密切相关，是社会等级与原始宗教的体现，反映着原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声望等级的差别，所谓的贵族特权掌握在了神职官员手中，即：“中国古代早期国家起源的一项重要特征，是政治权力导向财富，即由‘贵’而‘富’，而非由‘富’而‘贵’。”④
这一时期的良渚文化，虽具等级差异但尚未有阶级出现，龙虎在这种无阶级意识的时期乃是全民共有。它不仅是天人合一，更是物我的合一，其个人观念尚未觉醒，以氏族集体观念为中心去感知世界，对事物的认知与概括无法达到较高的抽象水平。因此，他们对虎的崇拜、还原还无法区分记忆表象与心中意向，虎被增加了其原来并没有的形貌特征，并因氏族融合或者部族分化等，被赋予了更多的形态及文化内涵。
此外，青铜时代的饕餮纹是虎纹样走向“完形”的重要阶段，商晚期，诸如“食人卣”、“后母戊鼎”等重器上的虎纹的纹样特点，凸显了“虎”形象的日益清晰和独立，在造物思想上启示了一种具有独立意义的符号体系走向了成熟，也预示着龙、虎符号系统所指向的社会意识的产生。
（二）龙虎分化与“虎”文化体系的萌生
“阶级社会的神，虽在许多方面保留了氏族时期神的形式，然而它的职能和本质发生了本质的变化”⑤商周时期，由氏族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一个相对平等的无阶级意识的社会到了阶级社会，朴素的平等性转化为统治者以神的名义统治世人。人世间的统治者是神在现实社会中的代言人，他的言行充当着神的意志，因此，王的权力即是神的赋予，统治人民变得顺理成章。如果说良渚时期，人与兽还是共生的神灵，那么到了青铜时代，神的形象已经完全人格化了。“帝”作为商代阶级社会至高无上的神灵，统御着一切自然现象，阴间、阳界都从属于它，显然，“帝”集合了原始崇拜诸神的所有特点，成为一个反映阶级属性的最高统治者。
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多为龙虎的结合体，用龙的两个侧面去组合成一个虎头的正面形象，“商周时期的这种虎神已融合了龙神，合二为一却又以一显二”。①94这些龙虎图案纹饰，一方面充当着人神对话的通讯员角色，又一方面作为统治者进行阶级压迫的大棒，因此，“敬”与“畏”，“爱”与“恨”这种“宗教上的生存关怀”和阶级统治合二为一，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社会制度架构。
商周虽然并称为青铜时代，但是二者在宗教上的差别相当明显，商人事鬼神而周人敬天。前面说过，良渚文化是崇尚巫礼的前宗教时代，那么商人就到了祭祀文化取代巫术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然宗教时代。而至于周，一种强调礼乐，崇尚道德理想的伦理宗教出现。“人类的宗教——伦理文化的发展，就是以各种方式通过伦理意识的奋斗摆脱禁忌体系体现的巫术的消极压抑和强制，走向自由的理想行程。”⑥这种强调道德理想的宗教正是反映了前所未有的人性崛起的力量。部族的融合伴随阶级的分化过程，在混沌的表面又暗藏着有序的分化，龙与虎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开始产生裂隙。同时，它伴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在学会区分天地、他我、辨别利害等等的过程中不断萌芽，这个各种思维不断觉醒的过程致使龙虎这一模糊不清的神物也开始分家。青铜器上的兽纹、鸟纹等纷繁复杂，似乎也正暗示着各种思维萌芽的出现，直至“百家争鸣”之后的秦汉一统，龙虎终于走上分道扬镳的道路。
（三）帝王专制时代的“龙虎”有别
秦灭六国，标志着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的形成。封建大一统的广袤土地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基础维系统治，以整合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龙这一神物开始成为皇家专属，成为行云布雨、润泽大地，“其性好淫”且与诸多动物有染的综合形象。后人谓其“好淫”，其实是强调东方文化的强大包容性、多样性。龙的具体形象也由帝王向全国颁布诏令，规定形态特征和使用规范，百姓不得僭越。诸多的限制使得龙的造型愈发僵化，千百年来一直延续一套固有的传统并未有太大改观。
在近两千年的帝王专制期间虽有诸多思想体系的变迁，但其基本上是保持在维护皇权至上的前提下。此时，代表皇权的“龙”统驭着代表民权的“虎”，它们之间虽没有明显的割裂，但是皇权与民权之间又是以一种依附关系互为表里。从周公“顺乎天命而应乎民”到“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又相互制衡的存在。“龙上天，虎下地”，他们就像是天地无法割裂一般，失去任何一方，另一方都无法独自生存。皇权的极端扩张伴随民权的极端削弱，亦或是民权的极端扩大伴随皇权的极端削弱，无论哪种情况，都会导致社会的动荡。因此，只有保持两者的相对均衡，才能维持国家、社会的安定统一。但是，这种统一是建立在统治者维护宗法等级之上的妥协，带有浓厚的隶属关系和依附关系。
“龙”的不可“侵越性”在制度上促使了“虎”的普及与意义深化。龙上天成为“天子”贵胄、王侯将相的前身，而虎落地，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它没有那么繁杂的使用限制，以更加自由、灵活、多姿多样的生气姿态成为中华民族世俗仪表的重要符号，衣服上绣虎头纹样，房屋门首钉虎头门环（图4），车马上装虎首车饰等，虎成为百姓衣、食、住、行的守护神，成为其心灵的依托。与此同时，“虎”不仅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也获得了上层社会的极大的偏爱，例如调动军队的虎符、天子衮服上的宗彝（虎）形象（图5）、武职正三品的虎纹补子等。不论是上层社会的引用还是普通百姓的使用，“虎”都能其中“游刃有余”，其“全民所有性”的形成标示着一种以“虎”的形象为符号载体的虎文化体系在中华大地上的确立，并表现为一种恒常性的演进态势。
（四）阶级意识的瓦解与龙虎的貌离神合
经历了数千年的阶级分化，人类意识在不断地更新和进步，直至工业文明的大发展时代到来，时代主题开始发生了转换。科学的大跨步向前和人性自我意识的更进一步觉醒，带来了类似于“百家争鸣”时期的社会大转型，在经历了种种痛苦和磨难之后的中国，是迎来了消灭阶级意识，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龙虎在分离了千年之后再次相遇，虽然他们早已分离成了两个不同的个体，但是龙与虎都不再是某一团体或某一个人所独属，他们已是所有中华儿女所共有的精神文化内核。
现代民间艺术（图6、7、8）中的这种裂分表现方法与商周青铜器上的龙虎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农民们几乎从未见过虎的样貌，也并没有欣赏到青铜器上那令人叹为观止的纹饰，他们依靠代代相传，居然将这种裂分的表现方法延续了千年之久。千百年来，祖先对虎图形的创造转化悄无声息的在民间艺人的手中得以流传。青铜器和玉琮上那反映着“有虔秉钺，如火烈烈”的上古时代的神秘图形成为了今天近乎“傻乎乎”的可爱形象。如今的虎图案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延伸，它更多的是满足人们的使用与审美需求，承载着“成教化、助人伦”的重托，它不再作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工具，取而代之的是生存关怀的绝对地位，那种祭祀礼仪已经在历史的累积下成为保留在传统文化中的隐形信码。
三、余论
“图腾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可能是封闭式的，应是开放式的。”⑦“神人兽面纹”这一反复出现且具有高度抽象的图案纹饰并非是偶然拼合的结果。它势必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由具象的事物到抽象的符号系统。直至今日，民间艺术中的虎形象依然承袭着祖先的传统，一种悠久的文化体系在不断的积累过程中往往混合着无数的文化基因，历史中的巫术、祭祀、礼乐制度、采风易风……成为了民间女红艺术创作的题材，转化为了表达吉祥祈福的媒介，并形成了独具民俗特色的文化体系，构成了现实与“理想”对话的红线。虎伴随中国的劳动人民历经千年，它的每一次变迁都或隐或显地表达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动态，无论是上古时期无阶级意识的龙虎共存，还是到阶级分化时期的龙虎分离，“虎崇拜”一直是一以贯之的“全民信仰”。
“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多元的文化形态，在相互接触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⑧“虎崇拜”的“全民性”见证了这数千年的融合过程，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立足于这个“世界一体”的庞大根系，在东西方激烈的文化碰撞当中不断吸取养分，使之为我所用。正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在全球化之前先要形成对自我文化的“自知之明”，或许，我们可以从这可爱的老虎身上去探求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趋向，去探索正处于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民族在未来世界继续保持文化独立的理由——绵延一种包容、开放的文化传统。
注释：
①曹振峰.虎文化[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
②周膺.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81.
③（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著.结构人类学（1）[M].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01：273-274页，转引F.Boas， Primitive Art， Instituttet for Sammenlignende Kultur forskning， serie， B， vol.Ⅷ，Oslo，1927，pp.223-224.
④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74.
⑤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5.
⑥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168.
⑦吴汝祚，徐吉军.良渚文化兴衰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16.
⑧费孝通.文化的生与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