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各级领导应正确把握新阶段的社会特征，做好科学决策，以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强执政能力的需要。
新阶段的社会特征
在本世纪初，我国新的发展阶段是承上启下的时代，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与20世纪上半叶相比，我国新阶段的发展具有以下的鲜明社会特征：
1．和平与发展。这是我们所处社会的主旋律，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所谓和平，是指没有发生世界大战。这是20世纪人类社会和平的主要模式，也是当今和今后人类社会的主要模式。至于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将会接连不断。在和平的年代，世界各国的主要议题自然是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发达国家也同样需要发展。
这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强调的：“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
2．竞争与效率。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竞争的主要形态是体能型竞争，即主要依靠体力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依靠体力去战胜对方。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竞争的主要形态转为技能型竞争，即主要依靠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来提高自身的实力，获取竞争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竞争的主要形态转入到智能型竞争，即主要依靠智力的开发和智能的应用。哪个国家拥有更多的智力资源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哪个国家就拥有竞争的主动权，从而赢得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比别的国家获得更多的财富。我国已加入WTO，这意味着我国在更大范围参与世界竞争与合作，市场竞争将发生新的根本性变化。市场竞争将由国内的局部竞争转向国际化的、全方位的竞争，由单体企业之间的简单竞争转向群体企业之间的复杂竞争，由产品的竞争转向品牌的竞争，由单纯追求市场份额、低层次竞争转向对市场快速响应能力、高层次竞争，由直接争夺客户的竞争转向争夺销售终端、创造客户价值的竞争，由货币资本投资的竞争转向人力资本获取的竞争，一个地方的发展由主要取决于企业效率的竞争转向领导管理效率的竞争。因此，竞争至关重要，竞争异常激烈。在当今社会，各国之间联系日益紧密，以发展经济为主题的竞争与效率成了我们所处社会的主旋律，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也日益激烈。
3．开放与流动。现代社会的开放与流动的特点，根源于市场经济，同时又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交通和通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其实，市场经济是主体多元化的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主体运行的基本目标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和资源的日益稀缺，生产成本必然不断上升，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和国内生产成本不断提高的矛盾以及国内市场相对饱和的现实，迫使各经济主体开发国际市场，以便获得最低成本投入和扩大产品销售范围。从这一意义上说，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一种无国界的经济，也是一种开放型的经济，尤其是加入了WT0，它要求各种生产要素在更大的范围内，甚至在全球实现自由的流动，以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和配置，实现经济效益的最佳化。
21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是一个国际经济一体化、国际金融全球化、文化交流多元化、高新技术产业化、世界政治多极化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经济的发展需要不断地升级，从而使全球经济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发展；各种经济要素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不断的重新配置，从而提高整个世界的发展效率；各种文化需要不断的融合，从而使整个人类的文明达到更高的进步；各种高新技术需要加速发展，从而加速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进程；各政治集团需要不断地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进行互利合作、共赢共存，充分利用有利因素，积极化解不利因素，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因此，新阶段的社会形态必然表现为开放与流动。
4．改革与创新。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和创新已经是一股世界性潮流。从苏东到中国，从北美到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自觉不自觉地都被卷入到改革与创新的大潮之中。改革与创新，既包括制度和体制层面，也包括技术和工艺等各个领域，历史和科学都证明，改革和创新，是人类的本质表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46页)。尤其在现代社会，改革和创新成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加快的国际环境，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必须加快推进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
5．科学与理性。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社会带来极大的推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156页)这是对当今世界社会特征的高度概括。当今社会是科学的社会，是知识与信息的社会，因为：(1)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出现了知识爆炸和信息爆炸；(2)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3)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目前，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60—80％是靠科技进步取得的。既然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如此之，大，那么，必然要求人们，特别是各级各类的决策者的行为要理性化，即决策者要树立科学决策的观念，进行科学决策。
6．民主与法治。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共同的政治价值和世界性潮流，民主是法治的基础，同时，民主也需要法治。法治是人类数千年的共同文明成果，现代法治有其特定的内涵：(1)宪法和法律不是公民权利的渊源，而是对公民权利的认可；(2)现代法治的核心是保护公民的权利，限制和制约领导的权力；(3)宪法和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任何团体、法人和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否则，其行为就是违法的，也是无效的；(4)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法律之外的任何特权的存在；(5)宪法和法律的废止、修改、或重新提出，必须符合民众利益，必须遵循严格的法定程序。
现代领导决策趋势
正确决策是各项工作成功的重要前提。领导决策是领导为
实现未来目标，根据客观条件，借助一定方法，从提出的若干个备选的行为方案中做出抉择，并付之实施的过程。领导决策自古有之，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地发展进步，也要与时俱进。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领导决策呈现以下新趋势：
1．少数人决策向民主决策转变。过去在小生产方式条件下，传统的领导管理方式有强烈的单方性、神秘性、强制性，其决策往往是少数人专断决策，搞一言堂为主。但现在是社会化大生产，大工程、大项目、大集团、大企业多，技术水平高，规模庞大，结构复杂，个人或少数人专断决策难以适应，因此必然为民主决策所取代。我们国家民主决策水平和程度越来越高，各级决策机关和领导者都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充分发扬民主，按照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出决策，以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作为衡量民主决策的标准。各级决策机关和领导者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体现民意，代表民声，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避免“长官意志”，防止决策的随意性。领导要努力拓宽人民群众各种利益表达和参政的渠道，拓宽其决策思想的来源，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和高效率的统一。
2．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转变。过去，领导需要决策的问题比较单一、联系少、变动不快，人们习惯按常规办事。因此，领导决策往往凭领导者个人的经验、阅历、知识、才能、胆量来进行决策，但是社会发展到今天的新阶段，已转变为科学决策。科学决策是指在科学的决策理论指导下，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应用各种科学的分析手段和方法，按照科学的决策程序进行的符合客观实际的决策活动。因此，领导在决策过程中，首先应树立科学决策的观念，发扬科学精神，尊重和反映客观规律，注意用科学的决策知识充实头脑，用科学的决策方法指导实践。其次应健全科学决策的体制，进一步健全决策信息机构、决策评估机构、决策执行机构、决策监督机构和决策咨询机构等，加强政府领导、科研系统、高等院校的横向联系，积极培育、及时引导和充分利用社会上各类民间研究机构，逐步建立多层次、多学科的智囊网络，健全科学决策的预警机制、沟通机制、公众和专家参与机制、制约机制等，避免“拍脑袋”，脱离实际。第三应规范科学决策程序，合理设定决策事项，科学划分决策权限，完善决策议事规则，尤其注重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此外应改进决策手段，善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降低决策成本，提升决策绩效。
3．简单决策向复杂决策转变。简单决策主要是指过去的单变量决策、单目标决策、单层次决策。现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和谐社会的全面建设，各个领域、各个系统、各个层次、各个因素都处于千丝万缕的联系之中，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科学领导则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任何领导者从事任何领导活动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决策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绝不能简单地盲目拍板、简单决策，要多注重调查研究、复杂思考、系统分析、力求多赢，尤其应善于从上情与下情的结合中，突出独创性；从现实与未来的结合中，突出超前性；从需要与可能的结合中，突出创新性。
4．静态、封闭决策向动态、开放决策转变。静态决策把决策对象看成是凝固不变的，因此常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用老经验来解决新问题。而现代领导活动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多变，其影响也越来越大。领导者要由静态思维向动态思维转变。动态决策是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审视决策对象，把握对象的现状，预测对象的趋势，因而易于成功。动态决策还善于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完善。封闭思维是只考虑自己的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情况，把自己局限一在个很小的天地里，因此思维片面，决策失误，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开放决策充分利用系统思维的方法，不仅考虑决策问题的多个因素，而且把握多个因素之间的联系，不仅审视系统内容的因素及其联系，而且放眼外部的因素及其联系，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
5．定性决策向定性、定量相结合决策转变。过去我们在决策时，十分重视定性决策，凡事都要问姓“资”、姓“社”，姓“公”姓“私”，只问态度，不管水平，缺乏数量概念，只凭印象、大概估计。现代社会是一个科学与理性的社会，新时期领导决策意见的精确性更加突出。恩格斯曾经断定，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才能真正登上科学的殿堂。随着社会的发展，数学方法也越来越多地渗透到领导决策科学之中，使领导决策意见的精确性大为提高，有利于完善公共政策，改善领导者绩效。如，为了有效地控制经济系统的发展或对某些重大方案作出决断，不仅要对这些经济系统进行详细的定性分析，深刻了解各种经济机制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必须找出其中的某些数量关系，并根据这些数量关系找出所谓最优发展模式或最优决策方案。决策论关于建立经济数学模型的理论和方法，就为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工具。这就要求我们在领导决策中注重运用现代决策理论和科学方法，借助现代计算机技术、仿真技术、信息技术等手段，建立数据库、模型库和实时处理计算机网络等决策信息支持系统，积极推行电子政务，进行定性、定量相结合分析，以不断提高领导决策水平。
6．微观战术决策向宏观战略决策转变。过去，政府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作用是全方位的，万能的。政府领导曾长期从事着“全能的父爱主义”的角色，不仅要发挥传统的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利益的守夜警察的作用，而且发挥分配资源、安排生产、照顾社会的家长作用。企业和普通老百姓不是找市场，而是找“市长”，把他们的经营和衣食住行活动都依赖政府。这样政府领导很容易陷入事无巨细，统包统揽，忙忙碌碌，疲于应付的境地。政府管了许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琐事，搞不恰当的行政干预。发展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党和政府正确定位，进一步转变职能，坚决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企业自主和社会自治的能力。政府应该管的事情一定要管好，在继续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把财力物力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把领导精力更多地放在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上。政府领导应改进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建构服务型政府，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即政府不是自己拥有财产，而是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不是拥有自己的利益，而是保障公民的公共利益；不是自己拥有企业、直接干预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而是为市场主体服务并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向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因此，面对国内外市场日益激烈竞争的挑战，现在政府领导必须注重宏观决策、战略决策，要有战略思维、世界眼光，要着眼于整体优化，提高整体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