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阶层和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化、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的当下，公共决策显得愈发重要……
领导者的职能很多，但其中最基本的职能还是进行决策。不论领导者的层级高低、所属系统或行业的差异，其本质都是不同层次或范围的决策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或执行着各种决策。决策代表方向，关乎和影响着未来的走势与公众的福祉。公共决策在形成过程中，受制于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往往容易在实践中陷入不同程度的决策误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孤立主义
孤立主义思维在决策过程中通常表现为决策者只考虑单一影响因素和单一目标，缺乏系统意识和整体思维。如过于重视决策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而忽视决策应有的社会效益，只考虑局部利益而忽视整体利益的平衡，只看到决策所产生的短期积极效益而轻视决策会衍生的长远次生影响，片面强调决策对既得利益群体的好处而忽视对决策利益受损群体的综合补偿，只注重出台决策的合理性与可行性而忽视做好相关配套政策的必要性，只考虑现行决策的科学性而忽视与以往决策以及更高层级决策的衔接性和相容性，只关注决策的主要目标而忽略决策实施所产生的次要目标，只考虑决策制定过程的可行性而忽视决策实施过程是否可行，过于重视决策方案的可行性论证而忽视不可行性的反向论证等等。
现代决策所面临的决策环境和决策对象均日益复杂化并且多变，通常需要综合考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影响因素，决策过程具有不可估量的复杂性。因此，需要决策者树立系统思维和整体性治理理念。充分考虑决策过程中主要目标与次要目标的关系，不同利益群体间以及不同地区间的利益平衡，决策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文化效益的平衡，局部决策效益与整体决策效益的平衡，更为关注决策方案的反向论证，对不确定性因素予以充分考量。同时做好相关政策措施的配套工作，充分考虑到与以往和现行其他决策的衔接与相容。
封闭主义
封闭主义思维在决策过程中的典型表现是关起门来决策，如决策前过于关注摸清部门主要领导和上级领导对决策问题的基本态度和倾向，不愿意深入基层和决策的利益相关方当中了解并掌握一线信息；决策过程往往不重视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和渠道，决策过程不公开不透明，决策利益相关方不了解决策信息也缺乏有效的决策参与途径；在决策方案制定上，往往图省事，机械教条地照办国外以及其他地区的过往做法而忽视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状况；在决策方案选择上，往往怕麻烦，选择容易执行的、短期效益明显的、主要领导偏爱的决策方案而不是充分考虑决策环境和决策对象的实际进行综合权衡的结果；在决策方案实施过程中，遇到执行阻力大、决策效果不明显甚至偏离既定决策目标时，往往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决策方案不能得到及时修正和更新。
随着社会组织的日益壮大以及社会公众法治、权利、参与意识的苏醒，决策过程越来越需要从封闭式走向开放式，任何涉及公众利益的决策在决策前，都要对它的导向性、可能带来的结果、实施效果和公平性广泛地征询意见和充分评估。决策前需要做好相关决策事项和范围的信息公开，充分利用深入走访、问卷调查、座谈会、听证会、网络参政等多元方式进行民意征集，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决策中需健全多元的公众参与机制，可以采用人大、政协代表列席决策会议、决策相关利益方代表参与决策过程、市民视频连线参会、决策过程视频直播等多种方式实现决策过程的参与、互动和透明。在决策方案实施环节，需不断完善信息反馈机制，根据执行情况对决策方案进行及时调整完善，从而使整个决策过程形成一个完整的“回路”。
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误区在决策过程中不仅表现为长官意志和经验取向，决策上更突出体现在决策信息收集方面。信息是决策的基础，信息占有是否及时全面准确，会直接影响决策的最终质量，可以说信息是合理决策的生命线。决策过程中的常见信息搜集误区主要有：偏重领导意图，忽视决策对象的意见；图现成，将手头已有的有限信息作为决策方案制定的主要依据；选择性接受，对有利于决策方案通过的信息就采纳，反之则反；自我中心，排除异己，在信息搜集中带有明显的主观倾向，无法做到价值中立，偏爱与自我价值判断相符的信息；信息搜集渠道单一，过于依赖官方信息渠道，对决策利益相关方、民间智库、网络媒体以及境外研究机构等其他信息渠道重视不够；信息吸收不分清虚实，奉行简单的拿来主义，统统为我所用，缺乏加工和甄别，致使信息的准确性和针对性大打折扣 等等。
优化决策过程的信息收集要坚持目的明确，材料可靠，态度务实，视野开阔，方法科学的总体原则。决策者在信息搜集过程中需重心下移，深入基层一线，广接地气，充分了解和把握决策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正反意见。同时，对相关信息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从而选取决策真正需要的信息。在收集信息时，对决策对象和决策环境发展变化的一系列动态状况和变化特征，要进行系统动态地收集。同时，健全信息搜集渠道和方式方法，综合利用官方组织、民间机构、决策对象、境外机构、舆情社论等多元信息渠道，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断开拓信息收集的领域，保证原始信息收集的全面性。
绝对主义
现代决策问题的复杂性往往会表现为决策方案的多元性，方案之间的取舍与抉择成为领导者绕不开的难题。很多领导者在方案抉择上往往存在一种绝对主义的思维误区，片面地认为存在一种绝对的是非、真伪和优劣的判断标准。坚持绝对最优化的选择原则在实践中往往沦为简单化的“一刀切”标准，偏重经济效益、政治效益或执行成本最小化等某个方面，很难形成辩证的、立体化的判断标准。殊不知，任何决策方案的优劣都是相对的，需要在特定的边界和范围内才会成立。决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修正、不断完善的渐进过程，决策方案的选择只能遵循相对最优、相对满意而不是绝对最优和满意的标准。
综合来看，决策方案的抉择需要在坚持公共利益导向的前提下，兼顾方案合法性、合理性和可行性三者的有机统一。公共利益导向保证了方案的抉择能代表和维护绝大多数群体的利益而不沦为少数强势利益群体谋求私利的工具。合法性不仅体现在决策内容和精神要符合既定的法律法规规定，同时，决策流程也要符合决策产生的法定程序。完整的决策程序应包括提出问题、确定目标、价值准则、征集方案、分析评估、选择方案、实验检验、推行实施等一系列流程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决策方案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标准有共性的地方，强调决策方案要合乎情理，能赢得决策目标群体的认同和接受，同时，在人、财、物等层面具有可支撑性，执行成本相对可控。决策方案的抉择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是动态而非静止的，需要根据决策实施中的反馈信息不断修正和更新，因地制宜地采取判断标准。
公共决策是一项复杂和系统的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协同配合，对领导者的自身能力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名优秀的决策者应当具备理性的公共精神、开放的决策理念、系统的决策思维、科学的决策方式、灵活的方案抉择等方面的综合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