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官方文学大奖、被誉为畅销书中的畅销书之一的文学作品《穆斯林的葬礼》正遭遇经典性的缺失，主要表现为艺术原创、语言等艺术价值经典性的缺失。情节的改动，也使小说对话读者的经典性遭遇困境。
【关键词】《穆斯林的葬礼》；经典性；艺术独创；对话读者
只有艺术才能面对历史。一部经典作品首先应该具有精神和艺术上的原创性，强调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总体应具有独创性。“艺术价值的细部则更多关注作品的语言（对话、潜台词和想象力）、形象（人物造型、道具的运用、非逻辑情感、还有氛围的营造）等”。童庆炳主张建构文学经典分别需要内外部因素：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可阐释空间，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以及发现人，其中艺术价值是建构文学经典的基础。这和阎真“崇尚经典，艺术本位”的观点不谋而合。内部因素中，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是建构文学经典的前提标准，也是最重要标准。文学作品自身艺术价值的高低，包括艺术独创性、语言等方面，决定了作品所具有的时间穿透力的大小。这就是为什么《西游记》凭借自身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能历经几百年后仍然受读者欢迎，而《北游记》《南游记》《东游记》等神魔小说却湮没于历史。外部因素中，是否满足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即与读者对话，在大众文化兴起的今天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方面。《悟空传》在消解传统文学的同时却超出了读者的阅读视阈，迎合了读者口味，在对话读者中胜出而成为网络文学经典作品。
《穆斯林的葬礼》以玉、月交叉结构写出了玉器梁祖孙三代人的心路历程。小说自问世以后，就在社会上反响剧烈，曾被誉为第一部展现回族人民悠久历史、再现他们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文学地位极高。1990年，小说获得了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次年又摘得矛盾文学大奖，并被改编为电视剧、电影。《穆斯林的葬礼》还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销量最大的作品之一，是畅销中的长销书。据统计，小说从1988年问世后至2011年共24年里，总计印刷50余次，发行180 万册。从初版至2006年，仅一种版本就连续印刷24次；2007年9月新版至今仅3年多时间，重印23次，发行42万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官方大奖的文学作品《穆斯林的葬礼》并没有被纳入文学史的编撰或引入文学课程的教学设计，也没有受到评论家的过多关注。其实，《穆斯林的葬礼》虽是畅销的“经典”，但其经典性的缺失也是很鲜明的，主要表现为艺术原创、语言等艺术价值经典性的缺失；情节的改动能不能满足特定时期读者的阅读期待，也使小说在对话读者的经典性遭遇困境。
一、艺术独创经典性的缺失
文学经典的出现并非横空出击，它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超越，有所突破，从而创造一种熟悉的陌生感。一个作家只有通过同前代作家的对话，吸收他们的创作精华，并加以创新，才可能有经典的生成，但经典并不意味着单纯的模仿。文学作品在借鉴前期作品的同时，应该有意识地突破常态，创造作品独有的生存空间。《穆斯林的葬礼》借鉴了《红楼梦》王熙凤的人物特点而塑造了小说主人公梁君璧的形象，写她性格痛快与要强，理性与刚烈，泼辣大胆，敢爱敢恨，但却并没有超越王熙凤的人物意义而获得独创性。
小说中这样形容她的芳华容颜：肌肤白润，像是用羊脂玉雕成的；手指如玉笋般纤细，脸庞则似玉盘一样细腻有光泽。不仅如此，她还天生聪慧，长于心计。尽管年幼不识字，却深谙持家之道，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年纪小小的她就已经代替母亲成为家里的好管家。梁君壁俨然是生活在二十世纪的王熙凤。凤姐的形象在《红楼梦》中是这样刻画的：“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小说鲜明地描绘了凤姐的体态与神韵，展现出了凤姐独特的生存状态：嘴甜心苦，两面三刀，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如在清虚观，她可以面不改色，对无意撞她的小道士一巴掌打将过去，打得他直趔趄。这是曹雪芹的独创性。和凤姐出手之重、之狠、之快，是赤裸裸的“辣”不同，《穆斯林的葬礼》中刻画的梁君璧动口不动手，是冷冰冰的“辣”。如小说中写她说话极具威严，声色俱厉。“呦，这可是把正话反着说了！这房子是你的，家是你的，你挣工资养活居家老小，你是一家之主，谁敢贱遇你呀？”“她的话说得很慢，但很有力，像咀嚼牛蹄筋儿似的，让你慢慢品味、琢磨，每个字都好似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慈禧太后大概就是用韩太太的这种语调说话。”像咀嚼牛蹄筋儿一样的话语，是多么有力量；当年的慈禧太后是怎样说话的？我们只能通过历史的只言片语去揣测她不可一世的威严。小说将韩太太与慈禧并提，足见她在这个家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韩太太管家的能力、在家的地位，以及她 “冷辣”的说话风格，尽管堪比凤姐，但并没有突破公共性，没有展现出梁君璧独特的人物特点及其生存状态。
《穆斯林的葬礼》主要塑造了主人公梁君璧，但在人物定位、人物造型上并没有多少独特的创新，她可以模仿凤姐却并不能超越凤姐。因此，《穆斯林的葬礼》在艺术性上远远不及《红楼梦》，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情况下，依然只是埋汰于历史的浪潮；而《红楼梦》却能穿过历史，屹立于文学经典之列。
二、语言经典性的缺失
文学经典强调艺术性。艺术质感中，具有鲜明活力的就是语言。语言，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语言囿于历史的局限，不同时期的作品具有不同时期语言的风格。但相对于同时期的作品，作品如何背叛平庸、创造独立于公共空间的语言，是影响其能否成为经典的一个关键因素。
语言的本质是比喻，用比喻的手法来表现语言的另外一种状态，是语言拒绝平庸化的一种方式，追求日常语言的陌生化，创造出语言的别样张力。冰心曾盛赞《穆斯林的葬礼》是一本奇书，自出版以后就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除了小说独特的结构、悲剧风格和鲜活的人物形象，作家富有张力的语言也是其受欢迎的一大要素。如韩子奇初次遇见梁亦清雕琢的玉器，心中震撼已经隐隐约约触摸到玉的长河。“玉碗捧在了他的手里，滑腻的玉质摩挲着他那粗糙的手指，一阵清凉浸入他的衣裳，传遍他的全身，像触到了远离凡尘的星星、月亮。”滑腻的玉质是抽象的，但是作者却让它变得质化为一种高远到可摘星与月的感觉，扑朔迷离。韩子奇虽是第一次接触玉，可玉对他的吸引力却是神奇的，仿佛他生来就和玉有着不解之缘。小说写韩子奇是天生适合打磨玉器的好胚子，他看到玉石的情景，就比作雄鹰搏兔一样，眼神的凌厉、动作的敏捷迅速，颇具画面感。
同期摘得大奖的作品《平凡的世界》，语言风格却迥异。《平凡的世界》语言很土，充满了地方韵味，这源于路遥曾经扎堆与陕北农村进行亲身写作。路遥善用信天游烧制出了陕北地区人物的“原味儿”，如“正月里冻冰呀立春消，二月里鱼儿水上漂，水呀上漂来想起我的哥！想起我的哥哥…”这首信天游前后在小说中出现三次，简单明了却本色自然；前后三次出现在小说不同章节（第一次出现在两情相悦的田润叶和孙少安一起散步时；第二次则源于田润叶突然得知自己所爱的人孙少安结婚了；最后一次情景则设置在田润叶不得已和别人结婚了的时候），契合了人物在不同节点的心情，具有牵动人心的力量，为小说增色不少。这种地方特色语言的运用，具有地域的局限，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读者群，但从小说的深远意义来看，这种地方色彩，可以成为小说最有价值的地方。
和同期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平凡的世界》相比，《穆斯林的葬礼》的语言尽管写出了一种诗意的美，大量的比喻也使人物如韩子奇的形象丰满不少，但比喻中的语言大都局限于玉，引申义比较狭窄，使得小说在塑造人物时带有类型化特点。有研究者就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平凡的世界》和《穆斯林的葬礼》都涵括在内）的读者接受状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平凡的世界》拥有读者最多，《穆斯林的葬礼》次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相较于带有地域色彩的语言，《平凡的世界》创造的阅读空间吸引了更多的读者。因此，在语言方面，《穆斯林的葬礼》的张力与活力反而不如《平凡的世界》经典。
三、对话读者的经典性缺失
文学作品获得官方的认可、摘得主流文学大奖后，能否进入文学经典之列，还有待广大读者在阅读中检阅。《穆斯林的葬礼》经初版后再版，其中字词句或者情节的改动，或许体现的是作家的创作情感、创作理念以及审美意蕴的变化，但能不能满足特定时期读者的阅读期待，仍然要经受众多读者的检验。而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阅读体验，这意味着《穆斯林的葬礼》对话读者的经典性正遭遇困境。
在1996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穆斯林的葬礼》“玉别”一章中，曾经的玉王韩子奇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霍达让他以独特的方式离开。“我……我有罪……”韩子奇恐怖地战栗，睁着一双大而无神的眼睛，“我不是回回”他终于以颤抖的、嘶哑的声音抽出隐藏多年的秘密。韩子奇不是回回，他是汉人的孤儿。为了生存，他掩盖了自己不是回族的真相，让土罗耶定收养了他。相比而言，小说自出版后二十年再版，在故事框架上出现了变动。在2007年再版的《穆斯林的葬礼》书中，霍达重新改写了韩子奇离世前的情景。“我……我不敢……不敢去见真主……”韩子奇恐怖地战栗着，“我……能算个穆斯林吗？”他恐惧自己的身份甚至怕真主不认可他回回的身份，是因为他回顾一生他都没能完成作为一个穆斯林必尽的基本义务，况且他担心自己和师妹冰玉超越世俗的爱情得不到真主的原谅。
这些改动，也许是作者竭力根据自己新的认识、情感体验与领悟，想把每一个细节写好，写出创意。但修改后的情节设置，能不能被读者接受，必须经过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必须真正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真正为读者感受到作品所呈现的就是他们内心渴望表现、得到的。这样，文学经典才能成为活生生的美的现实。而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随之产生的快餐式、拒绝深度的阅读习惯使得读者更青睐于小说情节矛盾是否突出、是否能吸引眼球、是否能博得情感的冲击力。
总之，《穆斯林的葬礼》上溯不能摆脱《红楼梦》的束缚，体现作品艺术价值的独创性；同期较之于《平凡的世界》不能享有地方文化色彩的意义，创造的阅读空间就相对小了。小说情节经过改动后，也并没有得到读者的完全叫好声。《穆斯林的葬礼》的经典性正逐步缺失。有研究者曾就小说的词句运用及细节的连缀等方面分析《穆斯林的葬礼》的不足之处，认为“小说并不是同时期中国最好的文学大部头”，这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认为“它之所以荣获茅盾文学奖，是因为该奖带有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全面分配，合理布局，而使此书荣膺桂冠。则未免有点牵强。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除了关注意识形态对文学奖的前提意义之外，更加注重作品的“文学性”本身。《穆斯林的葬礼》能摘得官方大奖，除了自带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身份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之外，小说对伊斯兰教文化习俗的展现，并深入挖掘伊斯兰教文化与汉文化、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文化内涵也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而获奖更为重要的一点，也许要归功于小说阐释了一种核心价值魅力：“小说真诚而虔敬地讴歌了人最可贵的自有本质。”随着时代的变化与发展，文学经典正遭遇消费文化、大话文化以及后现代文化观念对文学经典的解构与冲击，文学经典要永葆经典性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而不断更新与调整。但《穆斯林的葬礼》似乎并没有更上这股潮流，相反它的经典性却在逐步缺失，不可否认，它正与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经典之路渐行渐远。
参考文献
[1] 阎真.崇尚经典，艺术本位——自述[J].小说评论，2008年4月.
[2] 童庆炳.文学经典的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9月.
[3] 霍达.穆斯林的葬礼[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4] 周秀春.畅销中的长销书——写在《穆斯林的葬礼》发行180册之际[J].出版参考，2011年5月上旬刊.
[5] 李子迟.《穆斯林的葬礼》与茅盾文学奖[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6月.
[6] 李跃红.理想价值的极地之光——论《穆斯林的葬礼》及在当前文学史的意义[J].学术探索，1995年第5期.
作者简介：陈祯（1989- ），女，中南大学文学院，中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