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新世纪文学”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概念，不仅各种文学期刊纷纷亮出“新世纪文学”专栏，出版社争相打着这一旗号推出系列丛书，文学研究者们也把它作为一个关键词切入当下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还有各种选本、选刊、评奖，均假“新世纪文学”之名以行。若把网络统计作为一个参考指数，至2005年6月，有关“新世纪文学”的网页已达六十多万篇。毫不夸张地说，“新世纪文学”正在上演着世纪之交的文学节。然而，对“新世纪文学”的广泛应用并不意味着对它的“共识”已经达成，关于“新世纪文学”的涵义、审美特征、价值规范以及它与别的学科之间的关系，由于使用者立场、观点、方法、策略和趣味等等的差异，其概括也就歧义纷纭。倘若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算起，“新世纪文学”以不菲的文学实绩，独特的精神风貌与初成体系的审美表现而彰显了它的存在雏形，于是，对“新世纪文学”的概念意义进行归纳、整理并把它理论化，就不仅对于“新世纪文学”的未来发展，而且对其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学定位，以至对世界文学格局的形成都有着丰富的意义，甚至学科史的参考价值。
一、关于“新世纪文学”的概念生成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认为：“一些概念，当我们联系到对象上面时，不管对于这些对象的认识是否可能，这些概念具有它们的领域。这领域完全是按照它们的对象对我们的认识能力所具有的关系而规定的”。因之，要理解“新世纪文学”的概念，就必须把它放回到它所发生的历史情境中，对它的根源、它在不同学术场合的使用，它所具有的动态内涵进行梳理，从而为它正名。
按照《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新世纪”是指意义重大的变化时期。其实早在1949年，《翻译》杂志就象征性地刊载了爱伦·堡的文章《新世纪》，它以对资本主义历史所贯穿的贫穷、剥削、战争、灾祸与杀戮的彻底否定而展开对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秩序渴望的文化姿态，对乐观、和谐、进取的乌托邦冲动的想象，但是，真正把文学置放在“新世纪”坐标系中考察并明确它的命名的，则是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转型时期。无疑，它也潜在地延续着“新世纪”的精神传承。如下三个要素也许对“新世纪文学”的概念生成有着基础性意义：一是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然也决定着文学的存在形态，与过去的“计划文学”以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万能的教化功能和枯燥的概念化特征相比，市场经济赋予了文学以世俗关怀、感官体验、反崇高、娱乐化、对欲望的尊重……“新”文学依恃市场全面登场；二是传统的文学经验已陷入困境，经过近十年的持续高涨，80年代的文学理想在先锋派手中已难乎为继，由于对形式和技巧过度迷恋的高蹈，先锋派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已自闭成为读者之外的“冷风景”，对之进行反拨的新写实也因持续的平面化、零度写作等纯粹的自然主义倾向而缺乏精神提升。显然，面对这种极致化的双重困境，有作家试图以二者的平均值作为参照物，指出文学是理性与非理性之外——感性的人之文学，并试图以“个人化”的写作方式从中突围；三是“人文精神”大讨论，也许提倡者们最初的意图在于恢复80年代的文学理想，但随着争鸣的深入，却逐渐认同文学是随时代变化而不断建构的精神现象，并广泛诱导背叛传统的文学观念、题材和取值——三者合力所掀起的文学变革运动，使得文学呈现以都市取代农村，以欲望化解构牧歌情调，以增长的消费主义取代无价的精神创造等症状，拨动了文学的世纪末情绪，并以之解构了“计划文学”意识形态化的综合特征，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经验。
当然，也有断裂论者宣称他们是在无复依傍地制造机械文明，而更多的有识之士则冷静地看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种文学形态意味着旧的终结也意味着新的催生。问题在于如何为它理性地命名。1993年杨春时在《新写实的困顿和世纪末文学的突起》一文中，尽管以王朔作品和《废都》为对象，对世纪末文学现象进行分析，得出如反叛正统意识、彻底的批判性、残酷的真实与生存意识、很强的商品文化属性等，虽不足以概括这种“新”的文学的全部，但其前瞻性却得到了一些学人的认同。有人称之为“世纪末文学”的“新状态”。在确定世纪末文学转型的基础上，有些学者如谢冕、张颐武、饶芃子，及笔者之一的雷达等人就试图从“新世纪”、“21世纪”或“后新时期”的角度来观察总结世纪末文学发展的“现实性与可能性”，有人曾直接撰文把它们概括为“呼之欲出”的“新世纪文学”，即经过自我更新获得拓展与深化的社会视角，超越初期的喧嚣浮躁、日趋深沉实在的文化视角共同构成新型的21世纪文学的存在形态。另外，傅修延从文学叙述的展望，孔范今从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孙中田从话语观念到文学构架的变异，赵学勇从文学的本土性，李怡从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内在联系等等角度共同构想了“新世纪文学”的乌托邦，从而使得“新世纪文学”的概念得到广泛应用。当然，也有学者从自己所研究的学科领域出发来论述“新世纪文学”的构成：如晓雪所关注的“新世纪文学”的民族性，陈思和所关注的“新世纪文学”中的台湾新世代文学，还有城市文学、科幻文学、军事文学、客家文学、网络文学等等，都被冠以“新世纪”的前缀。当然，这种命名潜在地体现着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试图突围的自觉，以真正实现“文随时变”。经过研究者们的大力推动和新的文学实践的发展，学界开始从理论高度来认识“新世纪文学”并相继召开各种学术会议。如2001年《社会科学战线》所组织的“21世纪中国文学前瞻笔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1999年主办的“新世纪文学学术战略名家论坛”，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与新世纪文学理念研讨会”等等。其中，最具意义的应该是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与海南师院学报编辑部，海南省文学研究会共同举办的“跨世纪文学发展战略研讨会”。大会分别从“市场经济与文学”、“视听文化与文学”、“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现代性问题及发展趋势”、“电影文学”、“城市文学”、“文学批评”、“作家作品及创作个性研究”、“跨世纪的文学学术转型”等11大主题，对“新世纪文学”的传统、基础、建构、趋势等方面加以综述。“新世纪文学”终于藉此而确认自己的术语地位。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说，当概念发展成为合适的概念，它就成为观念了。概念是理论家借以寻求真理的目光，从事物的现象中提炼出来，因此，既经产生，便有约束与规范的作用。由于“新世纪文学”的实践还处在未完成之中，从时间表上来看未免短暂，因此，对它的质疑、批判乃至否定也就纷至沓来，它的对象、方法、体系，它与“新文学”及“当代文学”等概念之关系，它所依据的文学实践都争议较大。不过，在我们看来，这恰恰从多个层面补充着“新世纪文学”的概念表述。尽管目前还缺乏共同的定义、原则与规范，但在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2届年会上，大多数文学研究者还是宽容地或者说无可选择地把当前的文学命名为“新世纪文学”。他们认为，新时期文学该告一段落了，“新世纪文学”业已浮出水面，它确有新的形态、新的内涵，真正由充分的个人化走向整体的多样化。在新的文化语境下产生的大众化在整体文学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由此而引起了精英文学、主流文学的调整与变化……这些已成为“新世纪文学”的基本格局与基本状态。(1)可以说，对“新世纪文学”之归纳、整理与研究还刚刚开始并期待着深入，但对它在学理意义方面的称谓则力求名正言顺。
二、关于“新世纪文学”与其它文学概念之关联性
饶芃子、费勇在谈到“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时，曾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一种学术命名，不能仅仅描述某类特殊的现象以引起关注，更应预示方法论与学术视角的更新，或者暗示某种被忽略的隐蔽关系，以引起探讨。”(2)但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对“新世纪文学”概念的宽泛使用，反而遮蔽了它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所具有的意义的丰富性、界限的科学性和内涵的包容性。如果依据既定的新白话文学传统，把“新世纪文学”放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并参照不同的对象，同时也贯彻对“新世纪文学”既有的理论概括与文学现实的实际归纳以及对未来文学的期待，我们认为，“新世纪文学”是一个综合的动态的开放的概念，它是在多种关系网络中构建着自身的精神形象和概念特色。
一、与当代文学之关系。自第一次文代会后把1949年确定为当代文学的起点，这种依据政治权威而制定文学话语的行为，在建国之后长时期内因想象的成功并未遭受质疑。直到1985年，随着环境的宽松，思想的解放和文学研究的深入，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当代文学”的提法发难，这种试图整合新白话文学的努力，也自觉地解构了当代文学的神话。首先从既有的文学事实来看，当代文学是以政治为原则、对象、标准、方法和性质的，因而可称之为“政治文学”，与现代文学在上述方面有着高度的认同。因此，这种并无区别的文学形态对当代文学的划分是否必要？甚至当代文学据此而建立一套文学制度又成为当下文学发展的组织障碍，该怎样让文学健康地成长？如何走出这种文学的政治思维陷阱？其次，90年代之后，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法则，文学在市场经济的宏大背景下，开始自己的“文学性旅程”，无论是在文学的精神、审美、功能乃至风貌上都与“当代”传统断裂，然而它却又因世袭而被强制缝合在这个传统之内；再次，体现对当下的人文关怀和对文本不断自觉的“当代性”，也在二者的矛盾之中陷入表述危机，并且又导致对当代文学合法性基础的质疑。据此，让“新世纪文学”来指代90年代以来的文学，有以“文学性”为文学的最高准则，建构一整套的文学理论、规则、系统等等，补救当代文学的概念溃败，促进文学的健康、自由与尊严，从而开辟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意义。也可以说，它是当代文学应对现实的涵义置换。
二、与“共和国文学”之关系。1999年，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五十年》出版，它试图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作个总结。与别的文学史不同的是，它对当代文学的全称内在地置换为限称，从而为已有公共所指的当代文学扩容。不过，这种作法仍潜在地引爆了诸多曾被遮蔽的历史难题：比如，与大陆的“共和国文学”同根，但又在文学形态上确实大异的港澳台文学该怎么办，该如何进行当代性定位？众多的文学史把它们作为附录或干脆置之不提，这种主流与边缘的姿态，事实上导致了对它们的误读与偏视，从而也导致了文学史的失真；二是那些旅居海外但直接参与当代文学进程或自觉认同华夏文化却用汉语写作的移民如叶维廉、郑愁予等等，他们将以何种身份说话？三是“共和国文学”一直就负载着不能承受的意识形态之重而曲折跋涉，它将如何以本文关怀切合所有对象的共性，重铸自己的灵魂？“新世纪文学”正是根据“共和国文学”之文学性的现象描述与所有华文写作因地域而形成的文学特征相联系，并构成大陆、港澳台与海外多方会合的“文学共和国”。它们将以特色、价值与艺术素质来决定自己在文学史中的比例和地位。“新世纪文学”正是替补退出当代的文学时域与空域之“共和国文学”而形成的一个整体概念。
三、与少数民族文学之关系。如果说在文学史的附录或后缀之中还有着港澳台文学的一席之地的话，作为当代文学重要构成的少数民族文学，却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有关于它的成就斐然的史料保存，但对于具有学术传承意义的众多教材和个人专著而言，或者把少数民族作家置换成汉族身份，如张承志的文学史遭遇；或者用他族语言的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的整体意义之外另论；或者把它当成异域风俗展览而非真正的文学。当然，由于对创作对象、作者位置、语言受众、文化背景的诸多争议，少数民族文学首先需要自身的身份认证。其次，如何找到与汉族文学对称、平衡与融合的机制，并依据自己的独特性，策略地与汉族文学共构当代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毕竟是个问题。“新世纪文学”则试图根本性地去除文学中的“大汉族主义”，并在自由、民主、平等的基础上，以优势的互补协调合作，重铸多民族文学在21世纪的文学精神。
四、与纯文学之关系。1988年，王蒙在《文艺报》发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一文，敏锐地感受到新时期文学传统在80年代末的痛苦蜕变，此文引起极大反响。有的悲悼真正的文学已经死亡，有的感叹积重的文学终于转型，有的欣喜“现在”的文学永远面对无限的生机。假若我们把它置放在9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它正可映照出1991年《上海文学》所挑起的关于“纯文学”概念的讨论及其反思，以及研究者们对“纯文学”在上世纪的学术转型所作的共时表述。它的核心涵义是指更加关注语言与形式自身的意义 (自足)和人物的内心世界 (独立)的纯粹文学，它的精英倾向在市场中经受着残酷考验并举步维艰，表现为文人下海，书稿竞拍，人文精神的失落等等；它的普遍概念是与工具论文学观相对立的自缚的审美的文学；它的“泛”概念是指包括各种社会性文化读物的杂体文学，共同构成由里到外的同心圆，在不断交往对话中，形成文学复杂的互动局面。“新世纪文学”也正是应对文学形势在新时代的巨大变化，试图整合各种资源，超越纯文学的概念局限，从而重构21世纪的“大文学观”。
三、关于“新世纪文学”的审美特征
假若我们大致把1992年作为起点的话，那么，“新世纪文学”已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与以前的文学传统相比较，尽管它所体现出来的若干新质，并不意味着已经具备了另一种文学成熟的体系或范型，但是它对于我们理解“新世纪文学”的涵义、特征、审美结构及其发展趋势，仍有着前瞻性的理论意义，甚至可以构成一套对“新世纪文学”进行常规考察的指标体系。应该承认，现在我们谈论的“新世纪文学”的审美特征，既是现实的，也是理想的，既是“已然”，也不无“应然”的成份。以下从五个方面论述之。
关于“文学都市”的成形。自新文学诞生以来,无论是鲁迅等对“国民性”的批判,还是“启蒙”、“救亡”与“翻身”的三重变奏，抑或是战争、解放或改革的具体题材,农民与农村都是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数千年的农耕文化传统也成为它强大、稳固而深厚的审美资源。不同的是,新世纪文学伴随中国社会的市场化、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而把表现“重心”慢慢移到“都市”上来了；并且,相对于茅盾的“阶级都市”、沈从文的“文明病都市”和老舍的“文化都市”而言，新世纪文学则主要倾情于物质化、欲望化和实利化的“世俗都市”。这主要表现在：文学场景由集市、农家院落、茫茫的草原与戈壁、山区森林或者稻田麦地等劳动场所转到摩天大楼、跨国公司、夜总会、广告明星、星级宾馆、连锁超市等消费场所;文学人物由农民、乡村知识分子、地主和基层干部变成了公关人、代理商、老板、公务员以及风险投资商等时代“弄潮儿”；文学所描写的生活方式由传统的安身立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放牧耕种祈雨、为活命而苦苦辗转于迷信、战争与土地等向着时尚的桑拿浴、贴面舞、吸毒、网络游戏、休假旅游的转换；人物的精神状态如封闭、安定、知足、勤劳、俭朴等乡土品质被野心勃勃、希望与绝望、迷茫痛苦、追求享乐、冒险一搏甚至孤注一掷、唯利是图等都市情意所取代；由都市所滋生的如留学生、加入世贸、私人生活等新题材,由市场经济崇尚自由竞争所形成的视角、立场、观点及标准的现代性,由都市本身所体现的丰富而复杂的象征意味等等,都共同地推动着新世纪文学由“乡村”向“都市”的全面转型,并奠定了它在主流方面的“都市”性质。当然,由于转型艰难及农耕文化的潜在制约,新世纪文学仍不得不于“乡土化”的胶粘与纠缠中执著地继续自己的“都市化”进程。
关于“民族灵魂重铸”的主旋律及其变奏。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展开,文学也奏响了“民族灵魂重铸”的主旋。检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以及其他,众多的创作主体“呼吸领受了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浓厚空气,日益清醒地反思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不倦地、焦灼地探求着处身今日世界,如何强化民族灵魂的道路”。(3)如果从总体精神来看,新世纪文学并未断裂且从整体性、秩序、文化价值、特别是始终以“人”为中心等等方面丰富着这种主潮；但具体到“民族灵魂”的承担者而言,新时期文学通过塑造不同类型的农民、知识分子、妇女、改革者以及其他“大写的、集体的、符号化的”形象,既深刻挖掘民族文化性格中的惰性因素以及它们对民族自我更新的桎梏和束缚,也大力弘扬其中的现代质素如执著坚韧顽强并把它们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新世纪文学深入到“个体的、世俗的、存在的”人,并以“人的解放”作为“灵魂重铸”的内在前提、基础和内涵。所谓“人之解放”,从理论层面而言,是指“人”一方面充分意识到自身处境和解放的途径之意义,一方面强调解放的矛盾性,认为解放自己所创造的条件如丰富的物质、无限的自由等又会变成解放的陷阱,这种“两难”处境拓展了“人之解放”的选择意义。从社会学的层面而言,它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四种关系,“人”从对这四种关系的依附和受限中解脱出来,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完成“人”的主体建构,再返回社会变成现实的“人”。从文化的层面而言,它是对“人之本性”的全面展开,“人”不再是单向度的,也不是理性/非理性、享乐/受虐、抽象/具体、崇高/卑下、英雄/小人等等的“二元对立”,当然也非“完人”,而是通过“丰富、复杂、立体”的性格汇演所体现出来的“活人”。新世纪文学在厘清“人”的概念和传统之后又重返当下的、具体的历史情境,试图以民族复兴为鹄的,通过对生命的本体关怀而与时俱进并完美地铸造民族之“魂”。
关于文学价值取向的“类多元化”。任何价值取向都不是静止的,特别是重大的社会变革,往往导致文学价值体系的重建。与以前因战争、政治运动或政治权力等因素导致文学价值的功利化、实用化、单调化相比,文学的边缘境遇、市场经济的自由本性、以“利”为杠杆的民主与竞争的社会环境,使新世纪文学的价值取向一方面由他律(权力干预)走向自律(独立自主)，并呈现出“类多元化”的景观,另一方面又更为内在与广泛地受到经济基础(市场)的调节与控制而倾情于“世俗化”,即注重对人的现实关怀，如“食与色”、求生爱美自尊、对金钱与财富的合法赚取、对权利名誉地位的艳羡与追求等等。当然,人性及本能的过度禁锢与反弹,无处不在的诱惑及其放纵,宗教性与终极关怀的退却等原因也可能使新世纪文学难以全面坚守世俗化的理性限度而趋向于“恶俗化”如自私贪婪、唯利是图、卑微与阴暗、肉欲和感官。因此,“正面取值”如呼吁爱、引向光明、建构社会主义新人、求真求善求美、推崇超俗与神圣、理想与憧憬、信念正义公平就成为新世纪文学的内在要求。当然,新世纪文学已祛除了它们被历史与传统所赋予的意识形态之“魅”并从“人”学的角度重构义域。因此,在对“人”的审美化判断之中,这些价值标淮不但提供了具体的操作规范、程序和仪式,而且还映照着“人性”之真:它既非善与恶的绝对化,也非好与丑的不分彼此,更非本能或行为诸种因素的杂糅,而是以情感为纽带的、并受到社会、经济、生活等等条件制约的社会联系和共同需求。新世纪文学以正面价值为参照来析取“人性”本相,既在于辩证证地看待不同文化语境对“人性”因素的阐释而不至于对它进行“阶级性”或“永恒性”误读甚至妖魔化处理,也表达了对“人性”向上的真诚预期。不过,从总体情况来看,新世纪文学在价值取向方面并未取得平衡,例如对启蒙价值、道德价值、政治价值、社会价值的疏离,对娱乐价值、生命体验价值的过度倾斜,对现代性、全球性、人类性等新的价值的犹疑、迷误甚至拒斥。假若没有在文学实践中予以恰当协调,将会有碍于新世纪文学价值体系的合理建构。
关于想象力转换。从创作的实际情形看来，“新世纪文学”正在由诺曼·米勒所谓的“政治想象力”——它是指政治文化的一种认知形式，通过语言形象来揭示不同的人组成的社会群体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显示出民族群体的政治心态，这种心理结构是埋藏在民族记忆深处的情感。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自然生成的，而是通过社会不断地宣谕教化等意识形态的强制方式形成，并成为新文学的传统(4)——转向“民众共同的想象力”——它是指民众共同参与并献身其中狂欢的想象力，以完全挣脱人类理性秩序的种种期待和限制为基础，以感性的自由飞翔为标志，以很强的偶然性和无限的可能性为准则，是一种集聚了综合性、创造性和形象性等多种属性的文学思维活动，并在事实上呈现出这样的质素和状态：仿真性想象。这种想象指作者依据实有事物，充分运用自己的审美经验，对对象进行取舍、加工、补充或重组，努力描绘事物的原貌，但在实质上已充分灌输创作者的主体精神；再生性想象，以文学的真实性为基础，再以符合逻辑的联想，对事物进行越出生活常规但又合理的改造；表现性想象，把人类活跃无羁的情感具象化，这种象并非一定要表现为某种实物，也可能是合乎情理的某种符号；创造性想象，这就是康德所说的想象的高级形式，在经验的极限上，往往把情理上不可能的事物，出人意料地展现，以创新作为自己的行动机制；幻想，它实际上是悬置主体的智慧，而让思绪任意蔓延从而完成事物的所有可能性与不可能性。总之，“新世纪文学”的想象，以在场的想象向不在场的想象位移，以理性想象向非理性想象飞升，共同建构“新世纪文学”的想象景观并努力推动想象力合理地发展。
关于审美形式的新变。很难说“新世纪文学”已经形成成熟的审美形式，但它不断出现的若干质素仍然值得关注。其一是语言秩序：语言的文化内涵逐渐减负，信息密集化且新陈代谢的速度很快；语词本身的意义单纯化但缝隙与空缺多，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又能承载即时的解释，意义再生的能力强；语言的抒情性到处弥漫，呈碎片化的形式，整体的叙事节奏快而紧张；语言总体氛围的模糊性、差异性、消费性、口语性、概念性等多元共生所形成的悖论及其张力，使得“新世纪文学”语言更具言说的生命力。其二是表现技巧：复调叙事，它既包括叙述主体多样化，也包括叙事视角的非连贯性，高频跳跃或转换，还包括同一叙事立场的内在分裂等等，它其实是万花筒式的生活实践在创作主体心灵投影的自动反映所形成的，从而形成巴赫金所说的文本的众声喧哗；以理性分析世界，以直觉把握世界，在无逻辑感、断续、杂乱、碎片式的叙述中，把时间具体化，把空间抽象化，试图依据当下的生存准则来重建“新世纪文学”的时间秩序；意识流、黑色幽默、反讽、独白、荒诞等手法的相互渗透并杂生新的功能，从而使文本成为修辞网络。其三是文体流变：普遍认为，以某类文体独领风骚的时代难以为继，而以某一类文体为基础，综合其他文体因素进行泛文体化的创造，将占据“新世纪文学”的舞台，作为最具现代性的叙事方式，例如小说就有可能包容诗、戏剧、散文、杂文、相声、政治、网络等多种文学性或非文学性的因素，成为跨文体文学，如获成功，有可能引导“新世纪文学”的审美潮流。
还值得一提的是，如张未民从“生存写作”角度阐述了“新世纪文学”的可能性义域,王晓明、杨杨、蒋述卓则考察了国家的文化政策和管理措施、时尚化的消费趣味，影响新世纪文学的诸种因素如主体建构、写作资源与文化资本，具体分析“新世纪文学”的存在特征、状况和未来发展，从而为“新世纪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态提供依据。
四、结 语
从对“新世纪文学”的想象至今，“新世纪文学”作为一种学术命名，已被广泛使用。这既是当代文学的传统概念在面对自90年代之后所出现的新的文学形态、观念、叙述、主题、区域等等因素以及与其他学科联系之变动时所遭遇的涵义危机，也是广大文学研究者在表达对未来的文学期待时所努力开拓的新的学术领域。但作为一种学科概念，“新世纪文学”还有待于成熟。它需要有自己独特的对象，严密的范畴，它需要对本学科的规律、共性与个性，有真实的论证和深入的分析，它需要有独立的逻辑体系和概念规则，它需要有自己的学术视野、认知方式、研究策略，而不是对旧模式的修修补补和对其他模式的挪用，它需要注重文学本身的特点和学科自身的特色，并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取稳定性和鲜活性的协调。(5)也许，10年前杨匡汉对当代文学的学科一番话仍然是“新世纪文学”企图学科化的巨大障碍。再者，由于“新世纪文学”的流动性、开放性与未完成性，任何对它的总结在文学史的长空中，总不免于显出偏视与独断。当下的文学实践，一方面在不断地增加“新世纪文学”的学科砝码，一方面又在粗暴地摧毁着它的学科基础。就是在这样的矛盾的处境中，“新世纪文学”在不断地生长着。不管怎样，即便如“新文学”或“新时期文学”一样，“新世纪文学”也将因它所代表的新白话文学而在世纪末的第三次转型中，将在文学史上不可或缺。
注释：
（1）《21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与新走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2届学术年会》，《文论报》2002年12月5日。
（2）饶芃子，费勇：《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的意义》，《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
（3）雷达:《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
（4）王琢：《边缘化的民众共同的想象力—大江健三郎的政治想象力论》，《国外文学》2003年第4期。
（5）杨匡汉：《在多重空间里沉潜与运思——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进言》，《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