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谣言种类繁多，发生原因各异，造成的后果各不相同。本文通过对古今谣言兴起原因的分析，认为谣言防控的关键在于信息的公开透明，在于了解谣言反映的社会文化意蕴，从而消解其滋生和传播的土壤。
关键词：谣言；影响；防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7）12-0086-03
谣言，乃最为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是缺乏明确和可靠事实依据却广泛流传的不真实信息。其可能是某些人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而故意捏造，也可能只是传闻或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扭曲、变异。不管具体情形如何，谣言的传播都凸显出传谣者和信谣者对于某些事物或社会现象的态度。
在中国传统社会，谣言往往通过口口传播；近代以来，随着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产生，谣言的传播渠道日益增多。特别是伴随网络的出现及其触角的延伸，谣言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传播具备了更快的速度、更多的内容、更大的范围、更强的蛊惑性和隐蔽性。
一、谣言的种类
谣言的类型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政治谣言：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精心设计的谣言
古代，农民起义往往谣言先行，谣言成了政府高压统治下农民起义者使用的工具。陈胜、吴广起义，有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的谣言；东汉黄巾起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谣言也广泛流传。元朝末年，政治腐败，统治残酷，社会矛盾尖锐，趁着官府征集十几万劳工修筑黄河大堤的机会，白莲教的首领韩山童及其教友刘福通开始制造谣言，先有“弥勒下生”，后是“明王出世”， 接着又派人把一个独眼石人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岗附近的河道上，炮制出“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谣言。独眼石人被挖出后，谣言开始，大河南北，人心浮动，元末农民起义在这种谣言中风生水起。
晚清是个谣诼纷纷的时代，末世、乱世之象展露无遗。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十多年的时间里，谣言层出不穷。洪秀全是基督教里上帝代言人的谣言，成功地迷惑了不少人加入到太平军之中。太平军每到一地，进攻之前便以上帝的名义发布谣言，宣扬太平军是上帝派往凡间帮助人们扫除大清妖孽、铸造天下太平的。
无疑，此类型谣言，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是造谣者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精心设计并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而得以广泛传播的。
（二）文化谣言：基于文化背景、思想观念差异引发误解导致的谣言
近代伴随西方基督教的传入，谣言便如梦魇般在晚清社会流窜。1870年夏，“采生配药”的谣言开始在天津广为流传，人们认为外国传教士以传教为名，以建育婴堂做慈善为幌子，行绑架杀死中国儿童作药材之实。该谣言越传越远，民教矛盾借着谣言的传播而升级，激愤的民众将法国领事及其随从打死，事态扩大，“天津教案”发生；1891年，有谣言谓西方传教士来华，名为传教，实际上专挖中国人眼睛来炼白银。荒诞不羁的谣言不胫而走，很快传遍长江流域，在谣言的鼓动下，扬州、芜湖、无锡、九江、宜昌等多地民众纷纷对当地教堂打砸抢烧，教案又一次酿成。这类谣言，不排除某些别有用心的传谣和造谣行为，但绝大多数谣言，反映的是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两种不同质的文化，在鸦片战争国门大开之后摩擦出了摄人心魄的火花。
（三）社会生活谣言：此类谣言流传于社会生活中，往往因一些社会事件、社会问题引发
清末新政，谣言四起，人们认为改革是要彻底洋化中国，于是纷纷“指学堂为洋教，指电线为洋人所设，指统税为洋税”。官府开展人口调查，有谣言说调查人们的生辰八字，是要把人的灵魂抽出来卖给洋人，还有“调查取男女生辰，为修筑铁路镇压黄河桥工之用”的说法。一些地方的民众被诸如此类的谣言蛊惑，掀起了打学堂、砍电线杆、毁税局的风潮。无数谣言泛滥并汇合为反新政的社会舆论，有的最终演化为暴力行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清末新政时期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有着很大的关联：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恐惧、厌恶的情感，加上新政给普通民众带来捐税的沉重负担，物质利益的丧失等，加深了民众对新政的排斥。这种排斥和反对的情感，通过谣言展现了出来。因而，此类谣言凸显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群体心理。
《三国演义》第九十一回记载了诸葛亮用反间计对付司马懿的故事。当时，魏主曹丕刚死，其子曹睿即位。马谡向诸葛亮献计：“司马懿虽是魏国大臣，曹睿素怀疑忌。何不密遣人往洛阳、邺郡等处，布散流言，道此人欲反；更作司马懿告示天下榜文，遍贴诸处：使曹睿心疑，必然杀此人也。”诸葛亮接受了马谡的建议进行了安排。果然，司马懿被“削职回乡”。这则谣言具有明显的目的性，日常生活中这类谣言似乎并不少见，某些人为了达到某种私人目的而处心积虑地陷害对手，使对手遭致非议而在工作和生活中遭遇困境，对个人或部分群体造成影响。
二、谣言的影响
谣言的疯传，可能在笑谈之后消弭于无形，也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引起人们的恐慌，还可能于转瞬间带来社会秩序甚至局势的剧烈动荡。
新中国刚成立，在河北、山西一带开始流传“割蛋”谣言，谓“苏联制造原子弹，要用男性的睾丸、女性的乳房做原材料”。不明就里的人们恐惧异常，生活秩序大乱。在河北蔚县，人们开始寻找应对之策，晚上男人们轮班上到房顶站岗，女人并房睡觉。即便是白天，女人也不敢随便外出，男人不敢下地劳动。这个谣言造成的恐怖气氛，长达几个月之久。
1953年—1954年爆发的“毛人水怪”谣言历时几年，波及多省，有的省份后来又有“狼变人”“虎变人”等谣言。1965年安徽怀宁地区流传有“天地要相合”“蟒蛇精、鲇鱼精要动身，一些地方要化成四海”等谣言，人们正常的生活遭到干扰，有人时刻准备在“天地相合”时逃难。
清朝末年，武昌起義在谣言风生水起中酝酿爆发，“清政府正在捉拿没有辫子的革命党人”的谣言，在新军中流传，甚至有谣传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谣言激发的恐惧情绪在新军中蔓延，最终点燃了武昌起义的熊熊烈火。惊慌的革命党人借助谣言的威力，成功推倒了早已破败不堪的清朝政权。
现今社会生活中谣言的影响也很大。日本地震，福岛核电站泄漏，引发中国多地民众的抢盐风潮；2012年世界末日的谣言，成为该年度最魅惑的谣言，有些原本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的人开始挥霍，开始丧失生活信心，甚至有人因此自杀。南京退休的高级工程师蒋某将房产抵押，并举债7万元，准备在“末日”来临前捐赠；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马栏街道的王大爷因为相信“末日”即将来临，不控制饮食，导致糖尿病情恶化送医院急救；为“救急避灾”，北京网民张萧书网购了全套的救生装备；上海天文台佘山科普教育基地则不断接到市民电话咨询，问“末日来临，是否需要抢购大米”；浙江某商人制造的诺亚方舟即便价格高昂但订购者却不少。“地球将会有连续3天的黑夜”，这个末日谣言的演化版本在四川成都、内江等地区盛行，导致蜡烛遭到疯狂抢购，一度脱销。地震的谣言，更是人心惶惶的推手，往往地震谣言传播，当地民众大多无心睡觉，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搬出来，睡在屋外，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2017年四川泸县学生死亡事件，谣传学生之死乃受官二代欺凌的结果，引起很多不明真相之群众聚集，将该地政府推向了风口浪尖。
三、谣言传播的社会文化动因
义和团运动时期各种关于洋人的谣言，激起了人们对洋人的反感和恐惧，如洋人与野兽无异，他们迷拐孩子、掏人心肝、摄人心魄，甚或割女子子宫、男人肾子以及小儿脑髓等。这类谣言既有对洋人的攻击，也饱含着人们对洋人的畏惧和不了解引发的惶惑。
1948年2月，山西汾阳阎锡山的军队造谣说八路军在城外组织了28个男女孩子，专门进城投毒。这类谣言，让人们对城外的八路军产生敌对和畏惧情绪；新中国成立之际，民间纷传“割蛋”谣言，谓“割蛋”者是某人和政府派来的，穿八路军那种黄衣服。这类谣言，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是敌人出于某种目的而丑化歪曲中共。这类谣言虽然荒诞，却能广泛流传导致人心惶恐，无疑与谣言能契合民间的各种传说迷信的文化传统有关。
2013年的四川雅安地震，有谣言谓台湾红十字会组成救助队欲入川协助，但中国红十字会要求其先援助五百万元人民币才可以进入灾区。有网友称，这是红十字会向台湾红会收取“买路钱”，一时间微博转发过万，各家媒体官方微博纷纷转载，引发义愤。之后被证实，此消息纯属谣言。关于红十字会谣言的传播，源于郭美美事件引发人们的信任危机，信息不公开，监督无力，导致红会陷入这种危机之中。
2017年，四川泸州泸县大伏镇14岁孩子死亡的事件，由于当地政府没有及时准确公开信息、对事情处理不积极，反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到了严密防范群众上，这无疑成为谣言纷起的重要原因。
现今社会，例举政府举措失当的谣言也好，揭露官员腐败的谣言也罢，谣言的纷传，很多时候暴露了某些民众对于政府和官员的不信任，这乃当今社会治理不力导致的社会问题通过谣言而展现出来的表现。由此，谣言很多时候就是现实的社会存在的反映。
四、控谣息谣
新中国刚成立，就陷入了谣言的包围圈。在1950年夏天这个通信还很落后的年代里，“鼓楼冒烟儿，八路军要颠儿”的谣言却传遍了北京城。每天下午六时左右，鼓楼大街人山人海，前来观看鼓楼两顶角神秘的浓烟。谣言传得越来越凶，甚至河北、天津等地的人们也纷纷前来观看。大家议论纷纷，觉得一定是上天在预示什么。时值北京准备建国庆典上下忙碌之际，这一谣言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后经中国科学院工作人员会同架设木架的工人等登上楼顶，发现这些浓烟原来是飞聚的小虫。现实说服了迷信的人们，谣言便不攻自破。
1950年初，毛泽东启程前往苏联，在苏联待了三月之久，他久未露面在中国引起了众多谣言，甚至美国有媒体也怀疑克里姆林宫扣压了毛泽东。甘肃兰州有谣言说，“毛主席与苏联商定，要用10万儿童与苏联交换军火”，一时间，谣言蜂拥，各小学上学的儿童骤减。在谣言煽动下，4月29日有四五百名群众开始游行，有人乘机高呼“打倒解放军”“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后来，毛泽东公开出席了苏联一个联欢会，各大报纸争相报道，谣言于是平息。由此可见，谣言的诡异很多时候来源于某些问题的神秘，而信息公开、透明，必能消解人们的某些疑惑和猜疑。
古今中外，谣言无处不有、大小不一、作用不等。但对待谣言，人们要懂得分辨，不能轻易被谣言所控制。从政府层面而言，谣言防控的关键在于先弄清楚谣言背后的社会文化意蕴，反思谣言产生和疯传的原因，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排解，这才是解决借助网络不断蔓延的谣言的应有之道。那么，政府要制止谣言的传播，应该要考虑如何尽最大可能消除谣言，铲除谣言滋生的土壤，不让谣言变成巨大的社会破坏力。
于是，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的那两个口号——民主和科学，在此依然有效。只有依靠民主与科学才能止谣息谣。因为民主对症专制，科学对症愚昧。实行民主，权力得到了约束，思想言论自由，信息渠道畅通，社会公开透明，诸多猜测质疑的谣言便会不攻自破。任何试图瞒天过海控制信息来制止谣言的方式，在信息时代网络无孔不入的现今社会一定会无功而返，且將引发民众的不信任危机，带来的是更多的猜测和谣言的蔓延甚至民众的对抗情绪。因此，制止谣言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信息公开、真实、及时，而这就是民主的方式。当然，民主的方式，运用在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上，能化解很多社会问题，使滋生谣言的土壤大大减少；科学，能教给民众基本的辨析能力，避免民众被谣言牵着鼻子走，谣言便可无处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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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庆林，女，湖南宁乡人，博士，广东工业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薛耀晗）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6年广东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清末谣言治理视阈下的国家与社会：以广东为例（1895—1911年）》（编号：GD16CSH05）的中期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