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312/j.cnki.61-1499/c.2017.03.054
一、田野点概况
皇城镇位于祁连山北麓东段，东经101°45′，北纬37°54′，东西长95公里，南北宽72公里，总面积3725平方公里，平均海拔在2500米～4500米之间。向南毗邻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向北接壤甘肃省永昌县、武威市，东邻天祝藏族自治县，西接山丹军马场。镇政府下辖包括北极、北峰、金子滩、大湖滩、河西、水关等在内的18个自然行政村，居住着裕固、藏、汉、回、蒙古、土、满等7种民族。[1]从皇城镇的人口构成来看，共2556户8549人，其中：农牧户1768户7069人，裕固族1516人，占全镇总人口的17.73%；藏族2325人，占全镇总人口的27.2%。为多民族杂居地区，其中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人口规模仅次于汉族，居第二。裕固族人口虽然不占优势，但其宗教信仰极富特点，不仅有裕固族各部落中藏传佛教信仰氛围最浓厚的鄂金尼部落，还有自于裕固族乃曼部落、杨哥部落、亚拉格部落、巴岳特部落牧民，1959年甘青边界大调整时期由今青海省祁连县黄藏寺、甘肃省肃南县康乐乡、大河乡搬迁至此，分别操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东部裕固语和突厥语族的西部裕固语。有裕固族10个部落中5个部落的民众，无论是从语言、文化还是宗教信仰都可以兼顾裕固族内部的多样性，开展研究的代表性较佳。
二、裕固族地区藏传佛教发展的新问题
在现代化、市场化加剧的今天，裕固族地区的藏传佛教发展在民众需求增强、文化复兴热情高涨的同时仍然面临着诸多新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僧才匮乏，对外依赖增强
在1949年以前，寺院、活佛及学有所成的僧众是裕固族地区藏传佛教发挥发展的中心和根本力量，佛教教育是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主要通过朝拜寺院、法会节日、祭祀神山等活动来进行，从而发挥佛教的社会教育。[2]20世纪80年代以来裕固族地区藏传佛教恢复和发展中，僧人是主导性力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经济高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裕固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也开始迅速变化，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进入了重构期。特别是现代学校教育的兴起、现代话语对于宗教的改造等意味着寺院掌握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时代在裕固族传统地区的终结。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裕固族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功能进入全面萎缩阶段，相应地，寺院的僧人后继乏人。以2006年10月开始筹建，2008年10月落成开光的皇城镇的德聚寺为例，该寺经过多年建设，有了经堂、僧舍、佛塔等，又修建了护法殿，迎请了裕固族护法神白哈尔，宗教发展的硬件在得到逐步改善。但寺院里的僧人断层，2016年在政府登记在册的僧人共有10名，其中8名年龄均在65岁以上，都是1958年以前在鄂金尼部落寺院接受藏文、藏传佛教经典教育，他们的藏语文基础由于文革的中断并不全面，仅限于阅读经文，并不能进行详细的经典解读。另外两名30多岁的僧人在拉布楞寺、沙沟寺接受佛教教育的僧人由于没有接受过完整系统的教育，其能力不足以开展教学活动。所以说作为前身曾是裕固族地区最早的藏传佛教寺院的德聚寺已经没有能力开展僧人教育，其他寺院情况更甚。[3]现代学校教育普及、以手机和互联网为表征的现代科技广泛传播的当下，裕固族地区的僧人作为民族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的地位早已不在，寺院作为生产知识和文化精英的主渠道的地位也已经终结。这更使得僧人作为职业群体的权威性和吸引力下降，民众出于利益考量也不愿意出家为僧，僧人断层问题突出。即便有牧民愿将独子送去出家为僧，适龄儿童又必须接受国家法定的义务教育，而结束义务教育后再去接受寺院教育显然无法完成繁重的学习任务，更遑论承担宗教传承任务，从而出现了裕固族地区普遍面临本民族僧才匮乏的困境。这就意味着藏传佛教在裕固族地区的发展仅靠本地的僧人已经完全无法实现代际传承，更无法进一步实现宗教的民族化和本土化。
2.宗教神圣性降低，文化传承功能转型
宗教世俗化是全球范围内的大趋势，在现代教育和科技发展带来的宗教祛魅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宗教的神圣性较1958年反封建之前降低，宗教教职人员的权威性消解，宗教不能再依靠强调超自然的神圣存在来维系传统权威。同样的原因，在裕固族地区藏传佛教的的神圣性弱化也已初见端倪，青年牧民家中设经堂或神龛的正在减少，能够颂念简单佛经的老人越来越少，只有6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日常家庭中的诵经拜佛，宗教价值观的内容和形式都在民众中日渐萎缩，人们解决纠纷、争端更多地诉诸法律、契约，宗教活动中只剩下简单的畏惧与祈求。可以说裕固族地区的藏传佛教并未能完成其现代调试和转型，传统功能萎缩便成为必然。
由于藏传佛教是裕固族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比如人生礼仪、习俗禁忌等依赖于宗教、价值喜好等以宗教哲学为支撑。因此，裕固族传统文化恢复的过程中，藏传佛教不仅是文化重构的主要内容，更是文化重构的载体。现代学校教育系统的建立、手机互联网的普及覆盖以及民族文化交流的加深对裕固族地区的影响非常深刻。有研究显示，藏传佛教在维护社会秩序、维护道德规范和社会组织方面的的力量逐渐弱化，在传承语言、习惯、观念、风俗、传统等民族文化方面的功能有了新的发展。[4]这实际上是藏传佛教这种文化现象本身自我更新的一个新趋势。现代教育的普及，使得个体社会化过程大部分都在学校度过，人类学研究认为一个人的学习过程就是把文化重新建构的过程，[5]上述因素作用導致裕固族传统文化的家庭传承场域解体，而公开的藏传佛教社会教育由于是非强制性而作用不稳定。所以，对于裕固族这样的人口较少民族，藏传佛教所承担的部分文化传承、道德教化等功能，已经部分让位于学校教育，藏传佛教的文化传承功能已经从完全承担到部分承担转型，道德教化、社会整合等功能进入急剧变迁阶段，传统文化传承场域全面转换。藏传佛教被替代的功能对裕固族社会、裕固族传统文化具有怎样的意义？能否在通过现代学校教育来承担？承担哪些内容？在裕固族地区，藏传佛教的群体凝聚、社会整合以及部分文化传承功能将继续发挥作用，甚至其文化传承功能将更加突出，并且成为裕固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键。通过这些功能的发挥，传统文化在实践与情感两个层面得到维系又将面临哪些问题等问题不仅是裕固族地区藏传佛教发展中应当关注的问题，而且更是文化传承和发展中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3.民众宗教需求增强，宗教自身转型乏力
在传统乡民社会，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宗教活动举足轻重。[6]观察皇城镇裕固族中藏传佛教的发展，可以看到随着经济宽裕、交通便利，许多信众前往西宁塔尔寺、拉萨的大寺院等地朝拜礼佛，当地修复和兴建了寺院、祭鄂博等仪式的常规化等因素共同营造了浓厚的宗教氛围。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相伴随，裕固族民众复兴传统文化、重建和恢复宗教场所和宗教活动的热情在持续高涨，而且随着语言、服饰、习俗等其他文化事项复兴困难，对宗教的热情还可能继续增长。-皇城镇东南部的泱翔寺院于1984年修复，恢复宗教活动。其后，皇城镇境内驼垭豁鄂博于1991年建立，皇城镇北极北峰村的牧民每逢农历六月十五祭祀。皇城镇黑山顶鄂博于1994年建立，牧民每年农历五月十五祭祀。皇城镇德聚寺在2008年建成开光，此后每年皇城镇10个裕固族村落村轮流主办寺院内的法事活动。原有村落、族群在牧场上分散而相邻居住被小镇楼房小区居住模式取代，族际的交往增加，裕固族传统的群体认同面临重构。于是，每逢宗教节日和法事活动，裕固族牧民们穿戴起传统民族服饰，到寺院煨桑、转嘛呢，磕头。在面临语言流失、传统文化消逝等威胁时，宗教成为裕固族民众表达“自我”，寻求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平台，宗教的需求增长明显。
但与人们宗教需求增长不适应的是裕固族藏传佛教自身的传承困难，自我更新、发展乏力，宗教的现代调试任重道远。如何应对电视、电脑、手机等现代媒体对藏传佛教价值观、哲学的影响、并使这些现代手段来为我所用；如何引导商品化、市场化过程中信众的迷失、彷徨，减少精神疾病对人们的困扰；如何解危济困介入慈善事业来探索藏传佛教在现代社会中地位等问题是藏传佛教现代转型首要解决的问题。但在裕固族地区由于僧才匮乏，寺院规模普遍较小，寺院自身的生存都困难重重，更无暇顾及现代转型的问题。当寺院里没有僧人，经堂里寂静无声，宗教远离人们的生活，裕固族地区的藏传佛教将难以为民众提供有效的宗教服务
参考文献：
[1]肃南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志[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6：11
[2]阿忠荣.藏传佛教的社会公德教育及当代启示[J].民族教育研究.2015.4：145
[3]钟梅燕.贾学锋.试论当前裕固族地区宗教复兴现象及其原因[J].青海民族研究.2013（1）：63
[4]李姝睿.藏傳佛教价值取向的现世化--以青海省互助县QK村新建嘛呢康为例[J].青海社会科学.2015.2：150
[5]纳日碧力格.人类学理论的新格局[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101
[6]黄应贵.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关照、理论与实践[M].商务印书馆2010.12：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