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96（2017）01—101—04
[内容提要]佛教与辽代的政治关系十分密切，与政治事务诸方面都产生了各种关联与互动。佛教已经成为辽代统治者实行封建专制统治的“辅助”工具。同时，佛教徒们经常为君国用通俗化的佛教经义祈福，也加速了辽代佛教的世俗化进程。
[关 键 词]辽代；佛教繁荣发展；“佐王治化”
公元916—1125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后改国号为辽。今朝阳在辽代属于中京道大定府、兴中府辖境—霸州。辽代是朝阳历史上设置州县最多，社会经济文化最繁荣发达的时期。辽朝建国之前，契丹人没有佛教信仰。随着对外征服战争的扩大，契丹人接触到汉族和女真族的佛教。为了使被掳掠的汉民能够在迁徙地稳定生活，契丹统治者开始容许佛教的存在和发展。这种宗教政策从辽太祖时期（907—926年）开始，非常适应开拓疆域的需要。
一、辽代佛教发展的社会背景
朝阳（营州）在隋唐王朝统治时期曾经是东北地区的政治中心以及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心，也是东北亚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这里很早就是中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是中原通往东北、西域连接东亚的交通要冲。四面八方的各族人民频繁地到营州来经商，互通有无，贸易往来。朝阳（营州）虽为各族错居杂处之地，但文化却一如中原，崇尚儒家思想，信仰释、道之教。佛教文化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增强各民族统一意识、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辽代，随着中原大批汉人的迁入，契丹统治者制定了“因俗而治”的政策，包括置州县、建佛寺、安置汉人及汉人中的僧尼等内容。效果十分明显，不仅完成了佛教传入契丹辽地后与帝国政治的第一次“对接”，也达到了统治者的预期政治目的。朝阳境内的居民除了契丹族，还有汉族、奚族，这些居民主要从事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纺织业、制瓷业也十分发达。道宗时期，农业生产达到了顶峰。社会经济发展为佛教文化的兴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使辽代佛教在隋唐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弘扬和发展。
阿保机为了巩固政权、开创制度，从思想上对契丹人进行改造，使他们接受中原文化和思想，以达到契丹人的汉化和国家的封建化。在尊儒的同时，他也看到了佛教在辽朝统治区域的社会基础，为了安抚人民，强化思想统治，自然利用了这一有效的工具。阿保机此时对待佛教的态度更多的应为利用，还谈不上信仰，上层统治者的这种认识，使得佛教在初入辽朝的数十年间，并没有成为契丹人的信仰和社会主流宗教。
辽代政权建立后，面临着一系列政治课题：其一，如何摆脱本民族旧的制度和习俗中的某些因素，以强化王权。其二，如何维护本民族统治地位的特权。其三，如何实现对文化习俗迥异的众多民族的有效统治，特别是对汉族及其它汉化程度较深的民族的统治。其四，如何在与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王朝的对抗中占据优势地位，进而统一天下。辽代在统治思想上经历了由推行本民族原有制度实行野蛮统治，到适时而变调整政策，再到推行汉制和日渐汉化的历史过程。概括而言就是，兼容并包，因俗而治，逐步汉化。佛教在辽代政治文化中扮演维护契丹传统的重要角色，既可以与中原传统儒学相抗衡，又可以与儒学相辅助，从而更好地为辽代的统治服务。
二、辽代佛教的繁荣发展
佛教在辽代统治势力范围内，拥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尤其是皇帝和贵族们崇佛的各种举措。他们大力支持兴建佛教寺院，居士王鼎在《蓟州神山云泉寺记》中云：“佛法西来，天下响应。国王大臣与其力，富商强贾奉其赀。智者献其谋，巧者输其艺。互相为劝，惟恐居其后也。故今海内塔庙相望”。由于各阶层都非常热心的支持佛教寺院的建立，因此寺院在辽朝境内广为分布。
据《辽史·太祖本纪》载，耶律阿保机曾于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在潢河之南的龙华洲建立了辽代第一座佛寺—开教寺，建国后又于918年“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此后的辽代诸帝，都对佛教特加保护，至圣宗、兴宗、道宗三朝（公元983-1100年），辽代佛教臻于极盛。在辽代兴旺发达的佛教文化背景下，辽代朝阳佛教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兴盛。从整体上看，可分为两期：第一是继承发展期，从辽建国到辽景宗末年（公元916-983年）。辽初期继承唐代佛教，寺庙、塔等都沿用唐代建筑朝阳当时除延续存在的塔寺外，又经帝王敕建或由官府和民间兴建了一定数量的佛寺，使佛教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发展。第二是兴盛发达时期，从辽圣宗到辽代灭亡（公元984-1115年）。这一时期各帝王更加重视佛教，官府支持修建塔寺，朝阳现存古塔中，绝大多数为辽圣宗及其之后帝王重建或兴建，如延昌寺塔的维修、南塔的肇建、东塔的再建等。
辽代朝阳佛教的兴旺发达表现如下：（一）塔寺分布范围更加广泛，数量急剧增加。据现存遗迹和史料，当时霸州城内就有现存的延昌寺（即今北塔）、南塔和已经不存在的东塔、铁舍利塔、灵感寺、大观音阁、崇福寺、通法寺等十来座塔寺建筑。凤凰山即辽时和龙山，更是塔寺荟萃之地，现存遗迹有凌霄塔、摩云塔、大宝塔、残塔基、臥佛寺、天庆寺、延寿寺等塔寺。分布在其他州、县城内和山村平地的塔寺，也非常之多，见于记载的有灵岩寺、十方讲院、千佛寺、槐树洞、占坛寺、极乐寺、双塔寺、石柱山寺、祥峦院、普泉寺等。
（二）寺院经济发达。寺院经济由四个方面构成。第一，皇室和达官豪族的支持与施舍。辽代朝阳的部分寺院，如华严寺、灵岩寺、灵感寺等，是经皇帝敕建并赐名的，同时还在经济上给予了种种优厚待遇。开泰六年（公元1017年）再建朝阳东塔时，有“楚国长公主施财”和“知彰武军节度使事韩绍基”等施财。建灵感寺塔时，“并贵戚暨豪族之家，各助以金帛车服，或诸珍玩，计获数百万钱，共为成办之”。第二，税户的缴纳。向寺院缴纳的钱粮也成为寺院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邑社的支持和普通信众的供养。重熙年间维修延昌寺塔时，邑社邑人除直接参与修塔外，还施舍钱财，数量从5贯到500贯文不等，共施2 935贯文。寺院还随时接受普通信众的布施。第四，田产收入。每个寺院都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山林等田产，生产的粮食、果蔬等，除供僧人食用外，还可出售，增加寺院收入。
（三）义学发达。霸州的佛教义学同整个辽国一样，特别发达。据碑刻记载，当时研究佛法造诣较深的高僧有物开和法颐等。重熙二十二年（公元1053年），霸州灵岩寺僧人潜奥、物开等“鸠集净财，缔结信士”，“购经一藏，用广流通”。
（四）佛教组织、寺院管理更臻完备。辽代继承晚唐和五代的僧官制度，中央设有都僧录，各府设僧录，州、县设都维那、僧政等僧职，以管理本区域内的僧务。大康十年（公元1084年）以前，香峦曾任兴中府僧录。延昌寺塔修塔题记所列僧职有藏主、寺主、尚座、僧政、僧判官、都维那、知文书、头陀等，可知当时寺院僧职设置齐全，管理之完善。民间佛教组织“千人邑社”，是由地方官吏、信众等为协助寺院举办佛事而组成的宗教社团，隶属于某个寺院。邑社由寺内僧人或德高望重的居士领导，设有邑长、邑證（正）、邑录、提点等职，分管邑务，社员则称邑人。霸州延昌寺所属邑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五）有一套完善的僧才考选制度。辽代曾在兴中府西建立一座三学寺，以教授经典，考选僧才。朝阳城北狼山的金韩长嗣《兴中府尹改建三学寺碑》说：“三学者，其来远矣，爰自于唐肇始之也。迨及有辽，建三学寺于府西，择一境僧行清高者为纲首，举连郡经、律、论学优者为三法师，递开教门，指引学者。“三学”，是佛教的一种术语，三学概括了基本佛教内容。“一学用戒止恶修善；二学用定息悬澄心；三学用慧破惑证道。三者关系互不可分。以此取名“三学寺”，寺名取其义而为之。三学寺成为了培养僧人的摇篮，也成为北方地区“佛法传远，而不见废绝”的古代佛学院。
辽代社会国民教育不是很发达，佛教带来的寺院教育几乎成为社会上唯一有效的教育形式和文化传播的主要渠道。广泛的寺院教育，设坛讲学，也成为辽代维护社会各阶层佛教信仰的一种手段。辽代的皇帝经常延请高僧在宫廷执经讲学，开坛论法。辽代寺院既有高深的学术研究，又有面向大众的通俗教育。面向大众的教育面非常广泛，不讲民族差异，没有贵贱之分，高僧向民众传戒讲法。辽代继承唐代寺院的传统，把佛教经义通俗化，僧侣们为宣传佛教思想，使广大民众容易接受，在讲经时常穿插一些“俗讲”，其中包括故事和唱辞，形成一种通俗的文学，以富有文学意味的故事传教，在宣扬佛教的基本教义的同时，也传播了文化知识。
三、辽代佛教与政权的互助作用
辽朝崇佛局面的形成，是辽朝统治者为适应社会环境，巩固统治，大力推动的结果。统治者从维护政权稳固和治国安民的需要出发，对于佛教的“慈悲为主，有利于膏润群生”、“因果报应，可以积善积德”等教义，给予了极大的扶持。出巨资扶助卷帙浩繁的佛经翻译出版，为佛教的广泛传播鸣锣开道。历代统治者支持佛教的行为，主要在于借助神权来维护王权。这在客观上给予佛教发展以政治保护。他们对佛教僧侣及教团势力采取优容政策。为了维护佛教的神圣地位，坚持不卖度牒及紫衣师号，即使在国家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还不计得失地支持佛教事业。
僧界很满意辽代统治者的支持，他们颂扬当时佛教的兴盛说：“若乃群方覃衍，历代弘扬，虽梦入汉庭，神应吴会，曷若我朝之盛哉。”他们鼓吹佛教的“佐王治化”之功：“恭愿法轮大转，亿万年睿算，永祝帝龄，佛日高悬，一大事因缘，俱明本智。文英武烈，子孝臣忠。干戈息於八方，风雨调於六合。功能最胜，笔舌奚殚。”对佛道和王道并颂道：“声教炽焰，佛法莫盛於当今。车书混同，华竺感归於至化。”进而宣扬辽朝的王道国运云：“吾皇治化，位登九五。远则八方入贡，近则风调雨顺，八（茺木）承条，千龄应运。”崇佛使佛道与王道相和，给辽代民众灌输的是“於家存孝，於国尽忠，一生慈善，性行敦柔。”不管佛教是信仰，还是文化，它事实上弘扬了王权至上的政治意识，而在思想上对民众的教化，丝毫不亚于儒学的教化，从而对变革中的辽代政治文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王权至上的以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基础理论的政治文化环境，王权对于宗教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因而佛法的兴衰与佛教的兴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王朝的支持与否。同时，中国社会依旧具有自古以来的传统文化基因所发育的包容乃大的宽容性，加之佛教的积极调整适应，不仅使佛教拥有了广大深厚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成为了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并使统治者看到了佛教可以用来辅助维护王权的作用。“以佛道佐王道”，用神权美化政权。辽代统治者同历史上许多封建统治者一样，迷信天命、天意，将自己的统治标榜为“上承天命，下统群生”。佛教讲神意佛旨，在辽朝统治者的保护下，甘愿为辽朝的统治而讴歌。
责任编辑/赵洪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