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7日，印度总理莫迪在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后，马不停蹄地对其重要邻邦缅甸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访问期间，莫迪特意参观了位于仰光的瑞光大金塔和位于蒲甘的阿南达寺，在大金塔寺庙里种下菩提树，以“展现共同的文化遗产”（印外交部发言人语）。梳理莫迪上台后对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的出访可以看出，参观对象国的重要佛寺已经成为莫迪出访的指定安排，莫迪正在将佛教文化作为软实力外交的重要组成。
风生水起
其一，“拜庙参佛”成出访“规定动作”。莫迪2014年就任总理后，将不丹、尼泊尔作为首次出访对象国。不丹是南亚重要佛教国家，佛教是该国国教；尼泊尔是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地，莫迪虽未能参观佛祖诞生地蓝毗尼，但向尼方赠送了菩提树苗。南亚地区之外的首次出访，莫迪选择了日本，并在访问中参观了佛寺。近年来莫迪对中国、日本、韩国、蒙古、缅甸、越南、斯里兰卡等国进行访问时，总是会参观当地重要佛寺，且多次将菩提树幼苗作为国礼赠送。在接待这些地区国家领导人访问印度时，莫迪政府也经常会安排参观菩提迦耶、鹿野苑或者其他佛教场所。比如，2015年5月莫迪访华时，在西安参观大慈恩寺、登上大雁塔，并将释迦牟尼舍利罐的复制品和释迦牟尼头像复制品作为国礼赠送。再比如，2017年5月，联合国承认的国际卫塞节首次在斯里兰卡举行，莫迪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参观了科伦坡的冈嘎拉马寺和圣城康提的佛牙寺。卫塞节是纪念佛祖诞生、成道、涅槃的节日，斯里兰卡、泰国、缅甸、新加坡、越南等都将之作为国家节日。
其二，“佛教文化”成对外援助重点内容。印度在古寺庙修缮、佛教研究、佛教旅游资源等方面有独特优势，之前的印度政府曾采取过相关政策，如推动重建那烂陀大学、启动佛教旅游项目“佛教巡游”等，但其进展都乏善可陈。比如，“佛教巡游”1986年就有，但配套的基础设施、项目管理水平等一直滞后；再如，早在2006年印度就提出要在古代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基础上重建那烂陀大学，中方也给予大力支持，但直到莫迪上台后的2014年9月才“时隔八百年之后正式复课”。莫迪积极推动相关项目的完善、落实。比如，莫迪政府责成文化部和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在印度国内外组织佛教研讨会、资助佛教研究、举办佛教文化展、邀请佛教僧侣访印等，还推动旅游部、比哈尔邦、北方邦政府，与世界银行、佛教寺庙等联合探讨升级“佛教巡游”项目，将印度和尼泊尔的佛教遗址连接起来，甚至扩展到斯里兰卡，使之真正成为“国际旅游项目”。此外，莫迪政府还推动印度考古局，向其他国家提供佛教寺庙修缮、佛教遗迹考古等方面的援助。
其三，提高佛教在印度国内的地位。2015年5月，莫迪宣布将“卫塞节”作为国家节日庆祝，这也是莫迪向国内外佛教徒释放的重要政治信号。此外，2015年9月印度智库“辩喜基金会”与东京财团、国际佛教联盟联合举办“对话：冲突规避和环境良知的全球印度教—佛教倡议”活动，莫迪作为首席嘉宾出席并发言，称“印度正努力推广亚洲地区的佛教遗产”。
内外考量
众所周知，莫迪及其所在的印度人民党有着强烈的印度教情结，而佛教在印度政治、文化生活中影响甚微。那么，为何莫迪要大力推广“佛教外交”？是政治秀、外交牌，还是有着其他考量？总体看，可能有以下动因：
一是对以往政策的继承和升级。印度是多宗教的国家，也是许多宗教的摇篮，印度教、佛教、耆那教、锡克教等均发源于古代印度，印度外交政策中的“宗教因素”始终存在。印度希望将宗教作为增进人文交流、拉近文化关系的重要软实力，特别是佛教在联结印度与东亚、东南亚国家中的地位不可忽视。因此，印度政府一直将佛教元素融入其外交政策，只是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小”或者“心有余力不足”。既然前任政府有“佛教外交”传统，莫迪需要做的就是“提速升级”，给“佛教外交”增加“真材实料”。他上台后非常重视挖掘和推广印度的文化软实力，除倡议并推动设立“国际瑜伽日”外，佛教自然是其重点宣扬、推广的内容。
二是增强外交政策的“文化底蕴”和“感情基础”。莫迪将南亚周边作为印度外交的重中之重，将“向东看”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全方位发展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在此过程中，为了减少“高政治”因素的干扰，并完善双边关系的光谱，印度需要借助佛教这一感情纽带。例如印度与斯里兰卡的关系始终难以彻底摆脱“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并受到印地方泰米尔政党、斯国内民族和解进程乃至印方臆测的中国“珍珠链战略”等因素影响。但佛教却倡导和平包容、且在斯里兰卡国内具有重要政治地位，有助于拉近两国关系。莫迪在出席斯里兰卡“卫塞节”时表示，“佛教赋予两国关系永久的光辉”，盛赞“斯里兰卡是佛教传道讲习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全世界都要感激斯里兰卡保存了佛教遗产中一些最重要元素”。全球超过98%的佛教徒都在亚太地区，缅甸、不丹等国佛教徒占人口绝对多数。因此，为了更好地推进其周边外交和“东向行动”，“佛教纽带”是莫迪政府毫无争议且效果不错的外交牌。
三是弥补国内的宗教隔阂。印度国内各宗教间隔阂严重，特别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关系紧张，是导致印度国内民族宗教矛盾乃至恐怖主义问题的重要因素。莫迪出任总理前长期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该邦2002年曾发生宗教骚乱，莫迪本人因处理骚乱时“偏向印度教徒”而飽受诟病，一度被美国拒签入境，而古吉拉特邦迄今已数十年没有穆斯林当选人民院议员。出任总理后，莫迪希望舒缓国内宗教关系、减少宗教隔阂，而与伊斯兰教相比，佛教显然是更容易被莫迪所接受的“工作对象”。毕竟，佛教与印度教宗教渊源深厚，且佛教不会对印度教的地位造成冲击。此外，通过提升佛教在国内的地位，莫迪希望加强对佛教徒的“统战工作”。
说易行难
印度作为佛教发源地，使莫迪在推动“佛教外交”时拿了一手好牌，但要把好牌打好，使“佛教外交”要真正发挥作用，莫迪还有不少功课要做。
首先要提振印度国内佛教，加强示范引领作用。软实力与硬实力的一大区别，就是其侧重示范引领的影响力。佛教在印度国内式微已久，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其推广“佛教外交”的话语权和影响力。2001年人口调查显示佛教徒只占印度人口总数的0.8%，而2011年这一比例更小幅下滑至0.7%，且主要是经济社会低下阶层。笔者曾在2011年访问过菩提迦耶，发现参拜者基本上都是来自斯里兰卡、泰国、中国香港等的国外佛教徒，印度本地的佛教徒非常少。此外，印度对佛教遗址的维护修缮、对佛教文化的研究等，也并非走在世界前列，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话语权和影响力。一位英国学者就指出，如果莫迪政府不能着眼长远、加大投入对佛教的更深入研究，现在的做法效果有限。
其次要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推动佛教旅游业。印度有大量的佛教胜迹，但长期以来缺乏对佛教胜迹所在地及其周边地区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制约了接纳世界佛教徒赴印度“宗教旅游”的能力。印度政府早在1986年就推动的“佛教巡游”项目，也未能有效发挥其潜力。莫迪在参加斯里兰卡“卫塞节”时，宣布开通从科伦坡到瓦蓝纳西的直航，从瓦蓝纳西可以比较便利地抵达菩提迦耶、鹿野苑、拘尸那罗等佛教圣地，应该说这是朝着正确方向的努力。但毕竟“底子差”，莫迪政府在改善“佛教旅游”的宣传推广和配套建设方面，任重道远。
再次是要淡化身上强烈的印度教色彩，谨防印度教极端主义。莫迪本人及其所在的印度人民党，都有很强的印度教宗教色彩，且与较激进的国民志愿服务团（RSS）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印人党及其外围组织的一些领导人，曾发表过激进的、排他性的印度教言论，影响了莫迪与其他宗教信徒的沟通，破坏了其在佛教徒心中的地位。下一步，莫迪需要管理好执政团队和所在政党，杜绝冲突性的宗教言论，莫迪本人也要尽量淡化其印度教徒的宗教底色、突出其身为总理的政治角色。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海洋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