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以“流通企业集聚对区域一体化是否存在影响？若存在影响，具体的影响度如何？”作为研究课题。整个研究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并与研究团队所掌握的现代分析理论与方法相结合，通过理论分析论证提出三步分析法。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六大区域进行研究，通过一体化分析得出三大结论，并通过集聚对一体化的影响分析明确了四大结果，从而为落后地区发展流通经济乃至发展宏观经济给出富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一体化 集聚度 形成性 贡献度
引言
流通企业集聚对本地区区域一体化是否存在影响？如果存在影响，影响方式与影响度又是何种形式？本文就此问题展开。在研究之初，通过理论成果研究发现，已有的一体化研究重点关注在一体化方面，在流通经济互动性研究方面尚属空白。区域一体化方面已有的研究不仅包含理论层面，也包括实证层面。已有的区域发展研究重点包含三种类型的研究成果：第一种类型是区域发展的纲领性研究，代表性成果来自吴殿倬（2015），其采用SWOT分析方法，对我国京津冀地区区域一体化与协同化进行分析，从都市圈角度提出实现一体化的纲领性策略。第二种类型是区域合作的制度研究，代表性成果来自郎平（2012）、初钊鹏（2013），他们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约束与管理约束进行研究，提出在法治框架与管理框架下的区域一体化与区域协同化理论路径。第三种类型是基于产业結构的一体化与协同化研究，代表性成果来自王海涛等（2013）、李雪松等（2013），他们以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特征为研究出发点，透过产业整合与产业融合提出区域一体化的演进思路与演进路线。同时，已有的区域测度研究更多是直接使用成熟分析方法和对已有分析方法的论述，此类研究代表性成果来自陈睿山等（2013），其对国内外已有的区域经济测度分析方法给予较为全面的论述。
理论研究
（一）一体化分析
对于一体化，可以考核的指标较多，以宏观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指标—人力、资本、资源为重要指标进行测度。考虑到各种指标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不仅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且具有显著差异性。因此，对人力、资本、资源子指标权重的分配采用AHP分析法给予确定。同时需要说明，在研究中之所以纳入资源这一指标，是考虑到宏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实现对生态文明的测度。基于上述分析结果，对最终确定的各指标及其对应权重进行加权处理，形成一体化总指标，具体如下：
一体化度=∑（各级指标的权重*各级指标） （1）
这种无量纲分析结果对于后续分析将起到直观重要的作用。
（二）集聚分析
这里所说的集聚主要侧重于流通企业的集聚，按照区域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指引，对于集聚其量化测度可以采用指标性分析，具体如下：
数量集聚度=（本区域内流通企业数量）/（总区域内的流通企业数量） （2）
规模集聚度=（本区域内流通企业产值）/（总区域内的流通企业产值） （3）
从业集聚度=（本区域内流通企业从业人数）/（总区域内的流通企业从业人数） （4）
上述三个指标，分别从企业数量、企业产值、企业从业人数三个方面对企业集聚，尤其是流通企业集聚给予了刻画。
需要说明的是，采用上述方法进行集聚度量化后，原有的多种量纲数据转为无量纲数据，从而实现了数据之间的可比性与关联性。以式（2）右侧数据为例，其原本的数量单位为“家（或千家）”，进行比较处理后，数量集聚度变为无量纲数据，其取值锁定在0与1之间的任意数值，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同理，对于式（3）中的规模集聚度进行无量纲处理后，其原本的数量单位为“万（或千万）”，进行比较处理后，数量集聚度变为无量纲数据，其取值锁定在0与1之间的任意数值，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对于式（4）所述的从业集聚度类似，在此不再赘述。这样，研究中就得到了关于集聚度的三个关键量化指标，依次为数量集聚度、规模集聚度、从业集聚度。下面的形成性分析与贡献性分析中，将会具体应用上述指标。
（三）集聚对一体化的形成性与贡献性分析
依据上述分析，分别得到了一体化度与集聚度。其中一体化度为一个单一指标，其结果不仅具有无量纲特性，而且取值范围在0与1之间。同时，集聚度为三个指标，这三个指标均为无量纲指标，且取值范围均在0与1之间。基于该结果，采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对集聚度是否影响一体化进行分析，使用格兰杰因果分析确定是否存在形成性影响，以及形成性影响的具体滞后期。在此基础上，以确定的格兰杰因果分析结果，就影响因子的影响性进行具体分析，确定其具体影响性，即可确定企业集聚对区域一体化的形成性与贡献性。
实证分析
实证以我国六大区域为例进行分析，通过充分调研分析，指标集由三重体系构成，分别从资源、人力、资本这三个角度展开一体化分析，具体见表1。就上述指标，采用权重评估方法对其进行权重赋值，得到自1至23的权重值（此赋值原则遵循AHP分析原则，在AHP实证研究中，参阅了王丽等（2014）、谢忠秋（2015）的研究成果，前者对进行AHP实证分析需要重点关注哪些要素，后者对AHP分析方法的适用性及不足给予明确）。对于该评估结果，进行一致性校验来确定其评估过程是否满足整体一致性要求，由此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通过如上分析（采用EViews6.5分析软件进行分析），得到了整体一致性分析结果。从表2的随机一致性比率（CI）结果看到，该数值小于0.01，因此可以认为表1中给出的赋权评估结果满足统计学要求，因此可以采用该赋值进行一体化与协同化强度分析。
基于上述结果，对六大区域进行研究，最终得到区域一体化结果以及影响一体化不足的主要原因，具体见表3。
透过该分析结果，可以得到三点结论：
第一，区域一体化与协同化强度是可以确定的，这种确定是定量确定。对于该结论，从表3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到，我国六大区域的一体化与协同化差异已经被量化。其中，华东地区的一体化与协同化强度最高，达到0.8；西北地区的一体化与协同化强度最低，为0.3。由于强度取值只能为0到1之间的数值，因此0.8是一个相对较高的强度取值，而0.3是一个相对较低的强度数值。其它四类地区的区域一体化与协同化强度居中。上述强度结果与一般感受的区域整体性较为一致。因此，该结果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可信的。
第二，区域一体化与协同化过程中如何发现短板，也是可以明确确定的。对于该结论，从表3的分析结果中可以发现，对于各个区域均给出了短板。其中，华东地区的短板为1个，华北地区的短板为3个，华中地区的短板为2个，华南地区的短板为1个，西南地区的短板为2个，西北地区的短板为3个。以西北地区为例，第一短板为“第二产业就业人数”，集中反映出该区域第二产业发展相对落后，产业水平与产业能力在全国都处于劣势。因此对此类人群的就业吸收与人才挽留都处于劣势，从而加剧了第二产业发展艰难的局面。正因为这种艰难局面，能源消耗（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耗）也相对过高。建议以推进循环经济为抓手，以产业升级与落后产能淘汰为着眼点，在新兴产业发展中做好布局，充分利用兰州作为第五个国家级新区的机遇，吸引适合本地区、本区域的产业落户，以高端装备制造业、高端石油化工加工业为主打产业，进行产业升级与发展。在此过程中，应以陕西作为西北地区的东出口，以新疆作为西北地区的西出口，以甘肃作为区域发展的支柱，协同青海与宁夏进行区域协同与一体化发展。同法，对一体化与协同化强度较高的华东地区，影响其发展的主要短板在“不可再生资源生产总量”。对于这一指标，应以区域内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为目标，以长三角流域水域水质提高为抓手，兼顾长三角地区绿地为主生态资源的建设，由此推动区域内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力争将上海地区建设为我国乃至全球范围的新型生态金融城市。
第三，區域一体化与协同化最优提升路径是可以确定的。对于该结论，从第二个结论中可以归纳演绎得到。因为在第二个结论中已经确定了区域一体化与协同化的短板，并且对短板进行排序。因此，通过这种排序后的短板分析，首先进行最短板提升，其次进行次短板优化，最后进行短板升级，即可提高区域一体化与协同化强度。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提升方式是满足最短路径的基本要求，因此是最优提升路径。
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集聚度分析、集聚度对一体化度影响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以及进行集聚度对一体化度的线性影响关系分析，从而得到结果如表4所示。
考虑到文章篇幅，在此略去因果关系分析（包括滞后期分析以及最佳滞后期分析）等，直接给出最终的二者影响性线性关系分析。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所有的二者影响性结果均是在因果关系分析显著性为0.85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具有较高置信度。以表4中数据为例，第二行第二列数据为0.1（-1），其具体含义为华东地区流通企业“数量集聚度”对“华东地区一体化”的影响性是存在的，其影响系数为0.1，滞后期为-1。即前一期的华东地区流通企业集聚效果（重点是数量集聚效果）对本期华东地区一体化的影响作用系数为0.1。其它行数据解释与此类同，不再赘述。
从表4可以得到以下四个方面的结果：第一，流通企业集聚对本地区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在我国存在显著性差异。西北地区流通企业集聚对本地区区域一体化的不存在显著性影响，华北地区流通企业规模集聚对本地区区域一体化不存在显著性影响，其它四个地区流通企业集聚对本地区区域一体化存在显著性影响，这种影响在数量集聚、规模集聚、从业集聚中均得到显著体现。
第二，流通企业集聚对本地区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度在我国存在显著性差异。从分析结果来看，华东地区流通企业的规模集聚度对本地区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度最高，达到0.8；华东地区在此方面次之，影响度为0.7；随后依次是华中地区、西南地区。在从业集聚度上，华北地区流通企业的从业集聚度对本地区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度最高，达到0.6；西南地区在此方面次之，影响度为0.4；其它地区随后，影响度在0.1左右。在数量集聚度上，华北地区流通企业的从业集聚度对本地区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度最高，达到0.4；其它地区随后，影响度在0.2左右。
第三，西北地区应重点发展流通经济，实现其发展的协同性与一体性。西北地区流通经济发展过于缓慢，形成了其对区域一体化无关的发展结果，这一结果也是其宏观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与其它发达地区和相对发达地区对比，西部地区应该以发展流通经济作为推动区域深入发展的抓手。在此过程中，重点是以农村地区流通经济发展为核心。通过农村流通经济发展推动本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从而助力本地区经济发展。
第四，华中和华北地区应重点提升流通经济规模，从数量效益型向规模效益型积极转变。华中地区、华北地区与西北地区相比，流通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规模。但是与华东地区、华南地区等相比，流通经济发展依然存在不足。重点是流通经济过小、过散、过烂，并未形成规模优势。因此，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应该重点以流通企业整合为工作重点，通过做大、做强，实现流通企业产值扩大的同时，协力推动本地区宏观经济迅速增长。
以上四个主要结果不仅确定了我国分区域流通企业集聚对区域一体化的形成性与贡献性，而且明确了落后地区如何发展流通经济，实现流通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吴殿倬.京津冀一体化都市圈建设发展的SWOT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5（4）
2.郎平.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下的政治合作[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8）
3.初钊鹏.环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区域管治研究[J].经济地理，2013（5）
4.王海涛，徐刚，恽晓方.区域经济一体化视阈下京津冀产业结构分析[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5.李雪松，孙博文.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测度与比较[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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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谢忠秋.Cov-AHP：层次分析法的一种改进[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