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世与籍贯
在嘉祐五年（1060年）梅尧臣的遗体入土后不久，大名鼎鼎的曾南丰继他之后，在自己文集里留下了第二篇与林相关的文字，见于《隆平集》卷十五儒林传。该书形式为史志列传体，为北宋太祖至英宗五朝二百八十四知名官员立传，各以其部门性质为类，成书时间远在《东都事略》《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之前，为窥测北宋政府体制真实面目的原始资料。四库馆臣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曾检出其中一二处与后人所记不合，断言此书简略琐碎，不合史法，决非出自名列唐宋八大家的曾某之手;同时却又称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均从中取材，实在是矛盾得很。尽管如此，对林逋的研究者来说，这篇不足三百字的短文依然引人注目，毕竟它与梅尧臣的诗序有别，是现存最早有关诗人的史传，其中介绍，那种知情人的口吻加引人注目的细节，为后世包括《宋史》在内各种版本的人物小传奠定了基础，这跟作者中年担任过越州通判、晚年担任过明州太守应该有一定的关系，而据卷前绍兴十二年赵伯卫序，此书正是他离任明州两年后进京充当史官修撰、掌管五朝史事时所完成。其后人有曾几者，为陆放翁诗学启蒙老师，而陆某侄子桑世昌跟姓林的八竿子打不着，居然也莫名其妙写过一篇林逋传，现在看来也是抄他的，以诗人伯父陆游为中介而已。好在其中“祖克已，为钱氏通儒院学士”一句尚保存着，不像《宋史》下手这么绝，干脆一笔勾去，而这十一个字，恰恰是其中的最关键处。据今存最早的明万历二十六年刊本《隆平集》（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曾氏全文是这样写的：
“林逋字君复，杭州人。祖克已，为钱氏通儒院学士。逋少孤嗜学，景德中（景德三年1006年）游江淮归，结庐杭州之孤山。真宗闻其名，屡赐束帛，命州县岁时问劳。居西湖二十年不入城市，卒年六十一。临终有诗云：湖上青山对结庐，亭前修竹亦萧疎。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曽无封禅书。逋不娶无子，教其兄之子宥登进士第。逋少常游临江军，李谘始举进士，未有知者，逋谓人曰：此公辅之器也。逋之卒，谘时知杭州，为制缌麻服，与其门人哭而葬之，刻临终一绝，纳圹中。既而仁宗赐谥曰和靖先生，仍赐其家帛五十疋，米五十石。逋善行书，喜为诗，其语孤峭清淡，其稿未尝自录。或曰，何不录以传后世乎？逋笑曰，吾犹不欲以诗取名于林泉，况后世耶？”
严格地说，我们现在被允许看到的自非原貌，甚至连完整版也算不上，只能说是此传的下半篇。因为正史告诉我们，逋生于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年），卒于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而文中所称“景德中游江淮归”，景德为真宗年号，总共四年，以景德三年（1006年）计，那时他的年龄已有三十九岁，结庐杭州之孤山，今人解释是买地造房子，大概一两年时间总要花的，那就是四十岁左右，然后“居西湖二十年不入城市，卒年六十一”，这样的巧合，如果不是撞上鬼，显然出自后人的精心设计。同时，有關他的卒年，虽从梅圣俞序照搬而来，包括不娶无子、稿成辄弃、赐谥和靖等细节，亦都明显袭自梅文，偏偏于最醒目的那个“宁海西湖之上”，却视若未见。如此看来，有人是非要让他死在钱塘西湖、永为杭州市民不可了。而此前四十年的漫长生涯，占到生命长度三分之二，却吝啬到只有“少孤嗜学”四字，其余均为可疑的空白，考之古今传记，实无此例，可见前面有许多重要的都被删去了。清代的辫子史官怀疑它非出曾巩之手，大概只有这一篇倒是可以肯定。即便如此，有人还不肯放过，后面又称“逋少常游”，这样我们面前就有两个彼此扦格的少年林逋形象，一个爱隐居读书，一个爱游山玩水，正如《宋史全文》说他隐居西湖年月为太宗淳化四年至真宗大中祥符五年（993至1012年，二十五岁到四十四岁），《宋史》说他隐居西湖年月为景德三年至天圣六年（1006至1028年，三十九岁至命终），让人不知该相信哪个好。加上另外还有梅某说的“少时多病”，桑某说的“初放游临江”，《宋史》说的“初放游江淮间”，差不多可算是五马分尸，或释家所谓一花五叶了。
但经过篡改的曾南丰版林逋档案固然讹谬颇多，真伪并存，至少还有一句“祖克已，为钱氏通儒院学士”让人悠然神往，说明他出身簪缨世族，血统高贵，令编写《宋史》的史官们如临大敌，果断予以删除。其次“少孤嗜学”也说明他从小失去父亲甚至父母，是个弃养的孤儿，由父执或兄长代育成长，而此人一生行事的怪异，也不能说与此完全没有关系。再其次在《隆平集》里他名列专门介绍政府文官的儒林传（卷十五）而非隐逸传（卷二），与黄宗羲《明文海》所戴黄绾《林和靖诗集序》说的“逋隐西湖，朝命守臣王济体访，逋闻投启，贽其文以自炫。济短之，止以文学荐”相符，生前曾任学官，立传因入儒林，此乃著史者必遵之古例，而《宋史》居然可以堂而皇之把他官帽摘掉，戴上道冠塞进隐逸传（卷二一六），四库馆臣又攻击曾氏所记不可信，上篡下诬，前后配合，其心可诛。这样一来。一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深谙天地人生真理的达观人物，从此身体被贴上高隐绝世的世俗标签，又篡改户籍，改明州奉化而为杭州钱塘，关进孤山巢居，试图将他永久禁闭在那里，成为当地的文化招牌。至于他到底是什么来头，身世真相如何，根本没人关心。而据《新唐书》作者之一宋祁的《伤和靖先生君复二首》和范仲淹的《寄赠林逋处士》，家世方面的渊源，或许还有更大的想象空间，祖辈或王或侯，不仅区区吴越国通儒院学士而已。一个说“清濑严生国，良田仲子居。姬姜生不娶，封禅死无书。”首句语义不通，“严”古同“岩”，“生”疑为“王”，《增韵》（宋毛晃《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之简称）曰：“石窟曰岩，深通曰洞”，则岩王即洞王，清濑即雪窦流出之泉，其《小隐》诗自称“潏潏药泉来石窦，霏霏茶霭出松梢”，即此泉也。一个说“几侄簪裾盛，诸生礼乐循。朝迁唯荐鹗，乡党不伤麟。”首句亦语义不通，“几”疑为“父”，“侄”疑为“伯”，按正史，他只有一个侄子林大年，不过下层官员，当过蒙城宰即副县长，跟形容显贵的“簪裾”根本沾不上边，更何况“盛”乎！只有诸生的概念是明确的，即秀才，其任学官所教之学生也。看看诗集里的这些诗题，《送丁秀才归四明》《送牛秀才之山阳省兄》《送吴肃秀才，时在天王院夏课》《送陈日章秀才》《途中回寄闾丘秀才》《闻叶初秀才东归》《寄辇下莫降秀才》《诗招南阳秀才》《送吴秀才赴举》（其它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列出），就可知道他的教学工作有多认真，跟学生们的关系有多亲密了。
既然说到了他身世的显贵，种族的威赫，由于原档案材料已被有关方面销毁，侥幸存留的也大都经过历朝历代的反复篡改，以致矛盾百出，惨不忍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甘心被动地接受权力部门所抛出的版本，对他的真实身世感兴趣，试图作进一步追索的话，只能抛弃传统的思路，将搜寻范围扩大到整个五代。研究方法上自然也须有所变化，比如说，尝试进行某种实验，即类似儿童拼图游戏那样的，将不同的材料凑合在一起，看是否会产生某种意外的奇迹。这方面，《吴越备史》里有关丞相林鼎的记载，倒不失为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文本，既因为此人是钱氏王国高级属僚中唯一一个姓林的，也因为他恰恰正是明州奉化人。当然，这本书也是经过四库馆臣的手才让我们看到的，连作者是谁都说不清楚，文字方面更不能保证是原汁原味，感兴趣的人自可从考证着眼，不感兴趣的人亦不妨当作玄疑小说来看。
《吴越备史》卷二：“甲辰开运元年（944）春正月壬寅，丞相林鼎卒。鼎字涣文（克己），闽人也，父无隐。鼎生于明州大隐村，初，刺史黄晟颇好礼士，无隐依之，有诗名，尝为诗云：“雪消二月江湖阔，花发千山道路香。”知言者以为无隐必有贵子。鼎初谒武肃（钱镠），以为观察押衙推;寻为文穆（钱镠子钱元瓘）幕府。文穆王以其才行累荐，不见用。一日复密荐之，武肃王曰：“我观林鼎骨法，真辅相器，然我不贵者，欲汝贵之，庶其尽心于汝也。”文穆袭国，署镇海军掌书记节度判官。鼎性谠正而强记，能书，得欧虞法。比及中年，夜读书必达曙，所聚图书悉由手抄，其残篇蠹简，亦手缀之，无所厌倦。国建，乃掌教令（通儒院），寻拜丞相。每政事有不逮者，鼎必极言之。天福中建州之役，鼎指陈天文人事，累疏切谏。及师行，果不利。著文集行于世。终年五十四，谥曰贞献。”
拼图的特技效果，至此似乎已经有所显现，按南宋王深宁《四明七观》自注：“景福元年明州刺史钟李文卒，其将黄晟自称刺史。”又据元袁桷《延祐四明志》“晟雅礼儒士，浙东文学之士咸往依焉，别筑室以馆。守明州十有八年，开平三年卒。”又据南宋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开平三年分鄞县置定海县。厥后钱元瓘自号为吴越王，据有两浙十三州之地。”则林无隐事黄晟，为文学馆客，必在景福元年（892年）至开平三年（909年）这十八年间，于林逋为曾祖。其后地为钱氏所有，后晋天福二年其子元瓘封吴越王，则林鼎事元瓘，获得重用，始为掌教，后为丞相，必在天福二年（937年）至开运元年（944年）逝世这七年间，于林逋为祖父。更有意思的是，此传于林鼎死后子嗣事避而不谈，作空阙处理，曾南丰，桑世昌，潜说友等一帮热心为林逋写传记的作者，只好也跟着避而不谈，作空阙处理，好像堂堂史传，只记其祖不记其父是很正常的事情。《宋史本传》更是将他祖父的事一笔抹去，省得后人啰嗦。好在只手不能遮天，他曾祖林无隐迁居的明州大隐村，历史上大大有名，即汉初四皓之一大里黄公故里也。北宋《元丰九域志》记其周边地理：“大隐山口，南入天台，北峰为四明，东足乃谢康乐炼药之所。”《成化宁波府志》补充说：“大隐山，汉四皓黄公隐此，地名黄墓。谚云：黄墓大隐，羹来饮尽。晋虞喜效黄，亦隐此，三召不起。”《嘉靖宁波府志》更是直言：“林处士宅，县东八十里黄贤村，宋处士林逋所居。”想起他那首诗题古怪的叫《黄家庄》的诗，内称“遥村雨暗鸣寒犊，浅溆沙平下晚鸥。更有锦帆荒荡事，茫然随分起诗（乡）愁”（已在写诗，何来诗愁），不免会心一笑。包括他老爸的姓名，后来也由清抄本《忠义乡志》（黄贤村隶属忠义乡）悄悄作了披露：“逋祖克已，仕钱氏，为通儒院学士。《黄贤林谱》云：逋父釴，蚤世。”釴的意思是与鼎身相连的附属部分，如环、把、耳等可用手捧或提者，《尔雅释器》提供的权威解释是：“鼎附耳外谓之釴。”则父为鼎，子为釴，这名字起得真是很有文化水平，不仅独特，构思也绝，大约只有“真辅相器”的吳越国通儒院学士才想得出来。不过这个院或许也叫择能院，至少林鼎前任沈崧天福八年（938年）二月去世时，《吴越备史》里他的本传结尾是这样说的：“文穆王袭位，置择能院（通儒院）以选士，俾崧主之。国建，拜崧丞相。”如果不是始名择能，后改通儒，则二者亦必有一伪。此外，也可知道此院始置于钱二世登基初，至钱五世俶纳土归宋而废，因此前十年（乾德五年967年）给俶弟明州太守钱亿写墓志的崔仁冀，于碑尾尚署通儒学士朝散大夫的头衔。而沈崧辞世之月，即林鼎擢升之时，这样到开运元年（944年）春正月辞世，在丞相位置上总共坐了六年少一个月。包括他生前已出版行世的文集，本传虽不载名，权威的《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也都失载，是可怪也，但《宋史艺文卷》说叫《吴江应用集》（二十卷），集名有点怪，书自然更看不到了。
游戏进行到这里，收获似乎已经不小，除了没法证明“鼎字焕文”确为“鼎字克已”之伪，或曾南丰笔下的“祖克已”实为“祖焕文”，其他的问题应该都已解决。而欧阳修《新五代史》妄称“光启三年（887年）拜镠左卫大将军杭州刺史……镠乃以杜棱阮结顾全武等为将校，沈崧皮光业林鼎罗隐为宾客。”（卷六十七吴越世家第七）按此传鼎卒于开运元年（944年），享年五十四，以此倒溯则当生于唐昭宗大顺二年（891年），也就是说，当一代儒宗兼有史笔之称的欧阳某安排他作钱武肃座上宾的时候，我们的林焕文或林克已先生实际上还来不及出生，不过作为老爸林无隐胯下的隐形人，要到五年后才能有效地显形人间。而鼎生于大顺二年（891年），逋生于开宝元年（968年），中间有七十七年之隔，以古人通常使用的二十七年一代计，稍嫌邈远，但考虑到当初是军阀混战年代，兵荒马乱，出生入死，结婚迟一点也属正常，再说也没文献能证实他是老大。又按正史，钱镠的功劳只是平定吴越，坐稳江山则是钱二代的事，有钱元瓘天成三年的“授王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杭州越州大都督”在前，始有林鼎的“署镇海军掌书记节度判官”在后（详吴越备史卷二文穆王）。次年（天成四年929）四十三岁的元瓘生第九子钱弘俶，假设属下的爱臣亦仿佛之，则逋父林釴出生时祖父林鼎三十九岁，逋出生时父亲林釴亦三十九岁，是谓巧合。又逋父少孤，因林鼎死时他只有十五岁;逋亦少孤，虽不明其父丧年，但古文少小互训，家谱又称“蚤世”，古为“早死”之雅化，是谓巧上加巧。
而《唐才子传》又说他是陈摶的学生，即大名鼎鼎的陈希夷，“洛阳潘阆逍遥、河南种放明逸、钱塘林逋君复、钜鹿魏野仲先、青州李之才挺之、天水穆修伯长，皆从学先生，一流高士，俱有诗名。”我们奉化的宋代大儒黄震在《黄氏日抄》卷五十里也说，“魏野隐陕之东郊，林逋隐杭之西湖，皆于希夷学。”此人高卧华山，长睡不起，史称宋代第一高人，山中宰相。牛逼虽然是牛逼，但当时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还没成立，所谓影像技术也只有照出黄巢前身为弥猴的那面石镜，俗称锦屏或翠屏。而手下这些学生散处全国，不知天南海北的是怎么个教法。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是负笈从学，但至少“坐卢多逊党亡命，乃变姓名，僧服入中条山”（详《中吴纪闻》）的潘阆不会，就是去了，跟朝廷关系良好的老陈也不敢收。林逋一生被研究者切成无数段，如历阳十年、曹州十年，杭州廿年，还要居奉化，居宣城，居临江，放游江淮，让他活上一百岁也不够用，更是绝无可能。最好的办法只能是老师上门做家教，或让愚公把移走的山重新移回来，毕竟原始的《西岳华山碑真迹》，还在宁波天一阁藏着（详新问世之袁枚手书日记）。但这老头的懒散天下有名，怕不肯屈就，加上形象也太過神奇。《宋史》说他“后唐长兴中（931）举进士不苐”，至“大中祥符四年（1011）真宗幸华阴，至云台观阅摶画像，除其观田租”，即一生抛开两头不算，中间一段已有八十年，不知到底活了有多少岁，堂堂正史，如此胡说八道，实在不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反倒是有释家史记之称的《佛祖统记》，说的更像是人话，加上作者署“宋咸淳四明东湖沙门志磐”，情感上也更加亲切。其卷四十三记宋太宗“诏华州处士陈摶入见，不就。再遣中谒者（原注：汉世称内使为中谒者）赐以诗曰：曾向前朝出白云，后来消息杳无闻。如今若解随征召，尽把三峰乞与君。摶不得已诣阙，冠华阳巾，羽服草屩，以宾礼见，赐号希夷先生。令见寿王（真宗登基前封号），及门而反曰：王门厮后皆将相之具，何必见王。由是，上属意真宗。”这才闻到了烟火气，稍微有些靠谱，而太宗因其一言而定真宗为继，可见山中宰相的雅号绝非徒有虚名。正史所以要让他头顶唐朝、身跨五代脚踏北宋，就是要有意制造某种妖妄气氛，模糊他与林逋精神上和学术上可能存在的血缘关系。事实上一位希夷处士，一位和靖处士，一个累诏不起，一个也是累沼不起，一个白天睡觉，一个晚上不睡，相同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包括山中丞相的雅号，也是两人合用。考之林逋诗集，其《深居杂兴六首并序》之六云：“松竹封侯尚未尊，石为公辅亦云云。清华自合论闲客，玄默何妨事静君。鹤料免惭尸厚禄，茶功兼拟策元勋。幽人不作山中相，且拥图书卧白云。”相当于已是自我招供。而范仲淹赠诗亦云：“山中宰相下崖扃，静接游人笑傲行。碧嶂浅深骄晚翠，白云舒卷看春晴。烟潭共爱鱼方乐，樵爨谁欺雁不鸣。莫道隐君同德少，樽前长揖圣贤清”（和沈书记同访林处士），又堪为旁证材料。考之集中另有《和陈湜赠希社（夷）师》一诗，也让人怀疑“社”为“夷”讹或伪，因从内容来看，如此超尘脱俗的形象，尤其末联两句，在当初也只有太宗三次赠诗的老陈担当得起，诗云：“瘦靠欄干搭梵襟，绿荷阶面雨花深。迢迢海寺浮杯兴，杳杳秋空放鹤心。斋磬冷摇松吹杂，定灯孤坐竹风侵。锵然更有金书偈，只许龙神听静吟。”而这样的重要经历，不仅正史里被消灭得干干净净，同时代人著作基本也避而不谈，可见每个朝代都有秦始皇，怪不得在写《西湖游览志》的田汝成眼里，连湖上的夜晚都是那么光焰夺目，“宋时西湖四圣观前，每至昏后，有一灯浮水上，其色青红，自施食亭南至西陵桥复回。风雨中光愈盛，月明则稍淡，雷电之时，则与电争光闪烁。”希望他看到的只是鬼火或外星人的飞碟，而不是皇帝又在烧自己不喜欢的书。但林的师兄即名列华山弟子首位的潘阆大可不必担心，他是杭人乐于推举的地方文化代表，据说也因写歌颂杭州夜景的诗而暴得大名，所谓“渔浦波浪恶，钱塘灯火微”是也（古文微与美同义）。南宋时建钱塘先贤寺，初定配享的人选名单上就有他，差点名垂青史。后来据说有人跟他过不去，因而不了了之（详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等元初辛文房《唐才子传》问世，才知是洛阳人，差点弄出笑话来，好不尴尬，两句名诗因此也只好作紧急撤柜处理，等重新在文化市场露面，俨然已是“渔浦风水急，龙山灯火微”了（详元韦居安《梅涧诗话》），正如一千年后杭州的地方志才肯羞羞答答承认：“林逋，宋史隐逸传称钱塘人，其实四明奉化黄贤村人，故诗集中常拳拳于四明。（《西湖新志补遗卷六》西湖文献集成第十册2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