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锦县蹲点:社教中实行正面教育与群众自我教育相结合
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发动了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东北地区的社教开始于1962年底。1963年3月,辽宁省锦县县委将全县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给东北局写了报告,这个县的社教运动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采取领导干部讲和群众自我教育相结合的方法,着重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解决了群众中的许多思想问题,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宋任穷觉得锦县的做法值得推广,3月27日东北局转发了锦县的材料,批语中肯定了社教运动坚持正面教育的做法。
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东北局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始进行社教运动的试点工作。在试点工作中,各地普遍地注意了对群众进行正面教育,尤其是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东北局领导层认为,坚持正面教育是社教运动必须坚持的重要内容。4月10日,宋任穷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两个问题的报告》,介绍了在东北农村社教运动中,坚持正面教育为主,并较普遍地采用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他提出用村史、合作化史、工厂史、贫下中农和老工人的家史对青年进行教育,学习雷锋、王进喜等先进人物事迹,展览革命斗争、阶级斗争的实物,读红色书籍等具体措施。毛泽东认为宋任穷报告中所讲的问题值得注意,决定转发。5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宋任穷的报告。毛泽东为此写了批语:“宋任穷同志所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
1963年5月2日,宋任穷到杭州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在会上,毛泽东表示对宋任穷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的“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话感兴趣,这也说明毛泽东当时还是很强调阶级斗争的。会上毛泽东批示过的二十件材料,作为《前十条》的附件(宋任穷给毛泽东写的报告作附件之二印发)。12日,毛泽东对宋任穷等六个大区的书记一再强调,搞运动不要急,注意总结经验,“不要一哄而起,不要打无把握之仗”。毛泽东还说:只要我们注意掌握正面教育,分期分批试点,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和干部,干部要洗温水澡,要帮助干部下楼。
为贯彻“杭州会议”精神,5月下旬东北局召开了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解决对社教的认识问题和是否抓住了社教的要点及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的问题。之后,东北各地重新部署了农村社教的试点工作,东北三省的省、地、县三级派出六千二百多名工作队员赴二十六个社、队进行了试点。宋任穷会后到锦县的余积公社蹲点搞社教。7月5日,宋任穷主持了东北局在辽宁省锦州市召开的八个试点单位的经验交流会。在座谈会上,宋任穷强调试点单位必须将阶级斗争贯彻运动的始终;要依靠基层组织,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不要把干部抛在一边,要帮助干部洗澡下楼,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实事求是,要历史地全面地看干部。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群众的问题上,他明确指出:要分清两类矛盾,运动中不要整群众。在干部的盗窃、投机倒把、贪污退赔等问题上,他强调要实事求是和慎重,“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一干部工作原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任中组部部长时被他诠释得淋漓尽致。
1964年3月,宋任穷到辽宁省盖县,听了该县太阳升公社何屯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铭新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问题的汇报。中共营口市委将这个大队培养接班人的做法向辽宁省委和东北局写了报告。宋任穷觉得培养接班人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为此,他于5月13日就这个问题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了题为《关于农村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汇报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党支部》的信。信中提到:“何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汇报提出了农村政治工作、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准备在东北地区再次提出加强教育青年的问题,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意义,不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同时,要求各级党委在进行过系统社会主义教育并整顿过党组织的地方,帮助党支部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办法,对培养接班人做出规划和安排。”5月18日毛泽东将这封信连同营口市委的报告一并指示印发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宋任穷写的报告,很值得注意,那个支部书记说要注意后事,注意培养青年人,这个材料要发到各县、各社、各队去,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你有些人占着位子,都是老年人,就是不让青年人上来,怎么行?……不能一个人死了,就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条线。”之后,宋任穷的这封信和何屯大队培养接班人的材料,被转发到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
总之,该时期的运动虽然在指导思想上比较“左”,因处于试点阶段,都比较谨慎,又强调以正面教育为主,大多数单位搞的比较稳当,运动没有出现大的波折。
二、金县蹲点:解放大多数干部
1964年5月宋任穷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东北地区的社教运动从7月开始全面展开。全区农村第一批进行系统社教的有十二个县,另五个公社、四个大队;城市开展二百三十二个单位。宋任穷化名张坦,带着东北局财委、农委的部分干部到辽宁省金县三十里堡公社蹲点。受当时全国“左”的影响,这个时期东北的“四清”搞得也比较“左”。各工作队认为基层干部存在严重的问题,把干部甩到旁边,许多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
《二十三条》传达后,东北各地开始纠正前段运动中“左”的做法,很快就解放了大多数干部。1965年2月宋任穷在金县工作团队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工作队要依靠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要把解放干部大多数作为一条方针。对犯错误干部的问题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结论要实事求是”。在政策上对经济退赔要求既不能马马虎虎,又要合情合理;关于划阶级问题,强调要严格按照中央过去的规定办。
在金县“四清”期间,宋任穷重视做好“四类分子”子女的工作。富农女儿孙云杰入党是个很好的例子。孙云杰是金县亮甲店公社葛麻大队一个富农的女儿,她是大连机车厂子弟小学的教师,1962年她响应国家“大办农业”、“广大青年要到农业第一线”的号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她思想进步,劳动积极,表现很好,要求入党。工作队党委想发展她入党,又有些拿不准。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金县工作团团长王良征询宋任穷的意见。宋任穷考虑到这样做符合当时中央关于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要给出路等指示精神,当即表示同意。不久,孙云杰被批准入党,“四清”结束后,她被调到县里任团县委副书记。当时国内有的报纸作了报道,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后来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有的青年也来信询问。
宋任穷蹲点时坚持与群众“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住在三十里堡公社的供销社,吃饭同职工一样排队买饭。他除经常到生产大队参加干部群众会了解情况外,还参加一些大田和果树的劳动。宋任穷通过参加劳动与群众混得很熟,群众同他讲话也很随便,什么话都讲。有些群众还当面问他“你是大干部还是小干部?”有的群众看到经常有人到宋任穷的住地汇报情况,便猜测说“肯定是个大干部”。1965年春宋任穷栽种的树木,如今已经长大成材。据钟月林在《与丈夫宋任穷相伴相随七十年》的回忆,金县三十里堡的干部农民说,宋书记来咱这儿搞社教,白天晚上地干,带领咱们修梯田打井、治理水土流失、山顶上种树,半截腰栽果树。等“四请”运动过去了,咱这儿的苹果树一年结的苹果成千成万斤,这生活就有奔头了。
金县“四清”结束前夕,1965年6月4日,宋任穷同三十里堡公社党委、镇委两个新的领导班子开了个座谈会。因这天正是农历端阳节,东北局办公厅把座谈记录整理为《端阳话四清》。这次座谈会的话题,主要是新领导班子怎样巩固和发展四清运动成果、如何做好领导工作。宋任穷鼓励他们脑子里要时时刻刻想到群众,今后要坚持“三同”;不要让群众称“官衔”,手脚干净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上边来人不搞吃喝招待。他还要求他们要有朝气,有闯劲,不要做“量不了米,也丢不了口袋”的领导,后来这篇《端阳话四清》还转发到全区各社教工作团队。
金县“四清”结束后,在金县农村政治工作会议上,发现了一个能正确对待运动的干部——衣春枝。衣春枝是金县杏树屯公社柳家大队妇代会主任。她在运动中能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即使受到误解时,也毫无怨言,不泄气。1965年11月3日,宋任穷写了《关于推荐衣春枝同志讲话的建议》,建议在全区已经结束和正在进行“四清”的各县、各企业单位,组织干部和党员学习衣春枝的讲话。
三、海城蹲点:揭开生产斗争盖子,结合生产开展运动
1965年7月,东北地区开展第二批“四清”运动。农村有三十个县、七个城市郊区,另九十个公社,工作队员二十一万多人。这次开展的单位,多为重点产粮区、“小三线”地区和边海防县。城市开展一千九百五十多个单位,很多是大型骨干企业,同国防、战备有关的或准备内迁的企业以及问题较多的大单位。第二批“四清”期间,宋任穷化名孙云到辽宁省海城县牌楼公社下房身大队蹲点。1966年1月东北局召开的“四清”工作会上,宋任穷强调:核实定案要讲究实事求是,不要怕翻案,不要追求“千字号”、“万字号”。划成份问题,对漏划的地主富农,不一定一律划回去,可划可不划的不必划,要区别对待,即使非划不可的,也只能划本人。不提倡挖金银财宝,小量的即使本人主动交出的也不要收,大量的收不收要经工作组党委批准;自留地、小开荒超过标准的,按《六十条》办,比规定超过稍多点的不要收回,个别超出过多的,收回时要经工作团党委批准。不难看出,虽然第二批四清运动总的指导思想仍然很“左”,但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比第一批略显灵活松动。
东北各地在总结第一批“四清”工作时,反映存在运动和生产结合不够紧的问题。在海城蹲点时,宋任穷就此征求海城县委书记高路宾的意见,并同鞍山市委第一书记王鹤寿作了交谈。在听了鞍山农村社教工作团郭延俊的汇报,又参加了一个公社的片会后,宋任穷发表了关于揭生产斗争盖子的意见。他说:在运动中群众最担心最关心的问题,一是能不能建立起一个好的领导核心,一是经过运动生产能不能上得去,因此,在揭阶级斗争盖子的基础上,要拿出一段时间,集中地揭生产斗争盖子。通过放手发动群众,学习大寨精神,以大寨为样板,揭问题;找差距,查原因,进一步激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使运动更好地落实到坚持思想革命化,开展以八字宪法为内容的农业技术改造和科学实践,改进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以及农村各项建设上来。两年前宋任穷就考虑这个问题了。在杭州开会讨论《前十条》时,宋任穷问毛泽东:现在这样强调阶级斗争,为什么还把生产斗争放在阶级斗争的前面,生产斗争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占什么样的位置。毛泽东说:在人类历史上阶级斗争是短暂的,生产斗争是永久的。宋任穷当时理解生产斗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不能忽视生产斗争。不久,宋任穷给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省委书记写信,建议三省都能在运动中揭开生产斗争的盖子。东北局转发了这封信和宋任穷在海城的讲话要点,要求点上的和面上的“四清”单位都要开展揭生产斗争盖子的工作。经过揭生产斗争盖子,工作队、公社和大队干部都敢抓生产了,长远的规划也得到了落实,解决了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宋任穷提出的揭生产斗争盖子,虽未跳出阶级斗争的窠臼,但在“文革”中难逃厄运,被错误地批判为“唯生产力论”。
1966年6月,东北地区第二批“四清”结束。第三批运动原定开展二十九个县,工作队于5、6月陆续进点。“文革”开始后,这些地方的“四清”被纳入进“文革”中去,东北的“四清”运动实际上就结束了。
这场“四清”运动,在改善干部作风、改进管理体制、加强集体经济、打击违法犯罪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究其原因,与宋任穷为首的东北局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开展运动,在运动中对有些具体政策作了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规定,并且不断地纠正偏差,强调运动要在不误生产、密切结合生产的条件下进行,把增产还是减产作为衡量运动搞得好坏的标准之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运动的损失有关。但运动中过“左”行为错误地打击了一批干部群众,扰乱了正常的社会和生产秩序。作为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对此应负一定的责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宋任穷对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任仲夷说:在“四清”运动中他蹲点的几个地方,凡是搞错了或者搞过了的,都应当由他负责,请辽宁省委予以纠正。应当说,这番话体现了宋任穷坦荡的胸怀和实事求是的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