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是英千里，全台湾英语教材均是出自他之手；老校长傅斯年的夫人俞大彩教英文；翻译家黎烈文教法文；考古家李济讲授上古史；当时中文系主任是台静农，我常去旁听。”五四运动后西风渐进，那时的台大西风气息浓郁，加之台当局将大陆作家的书籍皆视为禁书，郑培凯自然而然地对西方文学、戏剧产生了浓厚兴趣。
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全台笼罩在“白色恐怖”阴影下噤若寒蝉，年轻人在思想上没有方向，“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成了终极目标。“我到美国念书后才感觉到，对生活充满热情才可能对生活有细致入微的描绘，来丰富学理的细密，这也决定了我的文史哲治学向度。”1969年，郑培凯负笈美国，先在夏威夷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此后进入耶鲁大学，师从汉学家史景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与欧洲思想文化史的比较研究。
家国万里
郑培凯在美国求学、生活、工作了近30年。谈及那段经历的最大感受，他说自己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我在耶鲁念书时，史景迁常对我说要有自己发散的思维，独立思考的能力，因为每个人的天赋、才能发展的方向都不一样。”而在他看来，对自己学术思想的形成启迪最大的则是史学家余英时。在耶鲁攻读博士学位时，史景迁特别请来同为史学家的余英时担任郑培凯毕业论文的评审委员，因而两人也有了师生之谊。“我觉得余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让我认识到学术研究不止是概念游戏，对历史的理解不止是探讨客观趋势。人的生活是真真实实的，过去历史上的人也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理念的运作当中有很多真实受苦的人，这种历史趋势与理念实践所造成的苦难，研究历史的人不能不看到，不能不关心。”郑培凯说师从余先生后，他才开始关心历史中具体的“人”。
上世纪70年代，全美中国留学生爆发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身在耶鲁的郑培凯也加入了这场抗争。他和同学们在校内成立保钓会，出版时论刊物，举办国是讨论会直到70年代末。当时史景迁、余英时都劝他远离运动专注学业，他却成了最早一批“保钓”的热血青年，也因此被台当局吊销回台证件，直到1991年才得以回台，执教台湾大学。
1976年，郑培凯与十几位旅美青年学子获得回祖国大陆考察的机会。这年夏天，他们经香港到广州、长沙、江西、上海、南京，一路北上参观考察。“1976年和1978年，我两次到大陆做考察，这个经历对我影响很大。生长在台湾，来到大陆让我感受到一种历史的纵深感。记得1976年暑假，我第一次回到祖国，发生了唐山大地震，看到灾难中人与人之间的关心与友爱，这次经历也促使我决心日后努力回报这个伟大而多难的民族。”1998年，还在美国执教的郑培凯接到“保钓”时期相识的老友、时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的邀请，希望他到城大设立中国文化中心。“当时我并不看好留在香港执教，但从教学的角度来讲，很多东西不做的话，好像也对不起这个地方的年轻人。”郑培凯当初来香港，以为做个三五年便可回美国，结果一呆15年。
文化美学
采访中，郑培凯常常提及文化美学这一概念。史学专业出身的他认为探索历史文化发展的主次脉络时，应专注文化意识史所涉及的艺术思维与创作部分，通过这些领域的衍生对文化价值进行思考，进而理解与评定历史文化发展的意义。“文化美学所着眼的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生活意义，是思考人类群体生命意义时，也不忘记一个个具体的肉身生命。”郑培凯如此说明。
从文化美学的角度延伸，显然艺术探索的意义不仅属于艺术家，也是在建构人类历史文化的前景。郑培凯从中学到大学对西方文化充满浓厚的兴趣，赴美求学以及参与“保钓运动”的经历，却也让他发现西方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传承背景，他开始反思我们中国人对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要怎么传承、发扬。“对东西方文化做过对照和比较的观照后，会发现一个民族的文化对于全世界文明的发展都有巨大的贡献，所以要有宽广的思考，不能泥古不化、抱残守缺，关起门来思考。”或许正是对东西方文化的再思考，也让他在旅美执教、生活近30年后决定赴香港城市大学设立中国文化中心。
然而在城大推行中华传统文化课程作为全校学生必修课之初，却遭遇了不小的阻力。部分学生、家长质疑校方强制修读的规定干涉学习自由，甚至别有目的。但在郑培凯看来，学生、家长的疑虑和过激反应，也因香港独特的历史、文化而显得正常，要做的只是坚持以及不断完善教学。他甚至在城大提出这样的口号，“你可以有不喜欢中国文化的自由，可是你没有无知的自由。”“我觉得在城大的15年，在所谓的通识教育层面上设计了一个新的教学模式。这个新的教学模式并不是说让学生觉得只是有趣，而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有个新的认识方法。”自1998年城大中国文化中心创办后陆续开设戏曲、书画、陶瓷、美术史等相关课程，先后邀请白先勇、李泽厚、叶嘉莹、余光中、林毓生、岳美缇等名家来校讲学。“我希望让学生们知道，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有这么好、这么美的东西。有了了解，才可能作出比较，中国的和西方的有何不同，传统的和先锋的之间又有怎样的承袭。”
士人情怀
或许是因上世纪70年代负笈美国，其间参与“保钓运动”的经历，也让郑培凯这代海外学人身上，呈现出中国传统的士人情怀，他们所秉持和坚守的使命感和凝聚力有着深深的民族情感。
和郑培凯谈及近年来内地和香港之间呈现出的冲突，他认为部分香港青年人的躁怒、极端和内地青年人的偏激、狭隘只会制造更多的问题，作为中国人学习传统文化对于形成开放多元的态度是有好处的。“我常对学生们讲，文化认同的关系不是政治上的，而是整个文化心理上的。所谓学习传统文化，就要去了解我们的民族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是怎么回事，这也是文化中心设置的课程想要传递出来的信息。”
从郑培凯史学家背景和其涉猎广泛的研究中，不难看出他清晰的思路，由思想史到社会生活史，从宏观研究转而具体微观的对历史中个体独特性的关注。他认为要使当今的年轻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应该遵循死板的模式，最重要的是要引起他们的兴趣。“我对学生讲不能因为当下的一些思潮，就盲目讨厌或崇拜传统文化，这统统不行。要有批判的头脑，要去思考、关注文化艺术与一个时代文化思潮的关系。”主持城大中国文化中心的15年，让郑培凯对推广中国传统文化更具自信，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发自内心地喜欢我们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那是一种被美好事物所触动的情怀。
作为曾经生活在海外近30年的学人，郑培凯始终坚信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还将有着重要的贡献。如今他依旧像年轻时参与“保钓运动”一样，用实践投身到文化美学推展之中。少年时立志从文、寄情于诗，尽管近年来忙于文化美学的实践而鲜有诗作，但诗意盎然时他喜欢诵读珍爱的诗句，尤其是台湾诗人痖弦的《如歌的行板》，“温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点点酒和木樨花之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码认识之必要、欧战，雨，加农炮，天气与红十字会之必要、散步之必要、溜狗之必要、薄荷茶之必要……”或许对郑培凯而言，也是文化美学之必要、价值信仰之必要、士人情怀之必要、笑谈中的潇洒之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