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家看上去阵容“特殊”的书店。
大厅中陈列着一百多部姓氏文化的家谱图书；内堂地皮面积小，但储有几百部普通人的个体回忆类图书，被临时性铺展在地面上，像是一场著书者个体命运的“大游行”。
作为新近落户在北京的全国首家“家谱传记书店”，它的视角关注家谱、家族及个体经历。那几百部普通人的回忆传记类图书，多为作者自费出版，复印数量少，仅用来在亲友间交流，不进入公共流通的市场。
但正是这批“默默无闻”的书吸引了学术界的关注，香港中文大学已经将它们作为历史文献纳入库中。
这些记录了普通人个体命运的图书某种意义上是个人自费出书的一个风向标：越来越多的经历了历史烟云的人，在寻求表达空间的过程中，客观上形成了一个民间修史的效应，让那些散落在民间的历史记忆得以保存下来。
对日常生活的记录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名为《日常生活的历史最重要》，他在文章中表达了这么一个观点：我们的历史绝大多数都是帝王将相，卑微者的历史向来无足轻重，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没有被记录下来。但判断一个历史事件、一个运动，需要看的正是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他们的历史记录最重要。
某种程度上，这批私人自费所出的书籍，正是以个人口述的方式记录下来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经营个人出书业务的时代文化出版机构总经理涂金灿说，如今自费出书者大部分是70岁到90多岁的老人，记录下人生所历经各种运动和起伏跌落，他们的书固然不具备畅销书的精彩情节，但那些未经改动的记录正是对过往日常生活的追述。
单看书名，这批书看上去稀松平常到极点，甚至有书名雷同的嫌疑。书名由作者自己设定，老人家们所采用的书名多跟“往事”、“回忆”、“岁月”等词汇挂钩——譬如《忆往事》、《往事回忆》、《岁月足痕》、《收藏岁月》等。
如果肯把这些书的前言翻阅一遍，就能发现几乎每个出书者都怀揣共同的情愫：不是为了出版，只是给儿孙留点可读的家史资料，让他们了解父辈和先人们过去的一些事。还有些作者会特意在前言中说明，所记述的一切都是真实回忆。
阅读这些当年的回忆文字，仿似完成一场又一场的“穿越”，在著作者细密编织的生活回忆中抚摸旧时代的肌理。譬如，60年前的四川万州的小茶馆是什么样的？1947年出生的刘国平在他的《朝事暮想集》中如此描述童年时期奶奶开的10多平米小茶馆中的“夜生活”——
“茶馆最热闹的时候还是在晚上，因为这时一般都有艺人登场。艺人中，有打金钱板的，有唱‘磁嘭嘭’的（‘磁嘭嘭’，万州方言，即竹琴），有说评书的。那时这些艺人表演的节目，似乎并未统一‘倡红’，但还是受到普遍欢迎，有些内容至今难忘。”
评书听众的集体募钱：“听众的情绪已被调动起来，欲罢不能。于是，就有口袋虽不饱满，但多少装有几张票子的人，直问艺人讲下一段评书要多少钱，然后慷慨解囊。但多数时候是众人都感觉囊中羞涩，这时，就得靠大家凑份子，于是就推人出来募钱。”
时隔半个多世纪后，这样的生活场景早已陌生，难怪作者感慨：“现今又上哪儿去寻觅那平民百姓能海阔天空闲聊，艺人们可有板有眼说唱的小茶馆呢？”
被记录的旧时光中美好的一面令人唏嘘，而荒诞的一面亦超出人们的想象。
一本名为《百年家史》的小书梳理了从父亲、母亲、姊妹再到自己及孙辈，跨越三代近百年的时间。在“我的自白”部分中，作者胡世华记述的一些亲历的往事读起来让人笑中带泪。
在《我所经历的“不准”》的小文中，寥寥几百字描绘出他所经历的个人意志的被束缚——“上学时，学校停课闹革命，校长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通知不准上学。参加工作后写小说，领导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不经我看，不准往外投。’下乡搞调查，临走时领导再三叮嘱我，‘不准揭露阴暗面。’头一年，我申请下乡，领导说，‘你是怕写材料，偏不准你下乡。’第二年，我不申请了，领导又说，‘不申请下乡的人，一律不准留在机关’……”
在《初生牛犊》一文中，胡世华记述了文革期间他所经历的“会多”、“会狠”：“我清楚地记得1970年10月，当时正值秋收秋播（也叫抢收抢播）的‘双抢’大农忙季节，湖北省孝感县三汊（埠）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却几乎天天会议不断，有时同在一天开三四个大会。如果半夜里新华社播发一条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半夜里爬起来，首先是敲锣打鼓热烈庆祝一番，然后再坐下来开会，做到学习最高指示不过夜……”
在《不借别人的光辉》一文中，一个“毛主席的烟屁股”的亲历跃然纸上：“1969年，黄陂县的一个女民兵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时，她没有机会和毛主席照相也没有机会得到毛主席的签名，就把毛主席扔掉的烟屁股小心翼翼地捡起来当宝贝似的用一个透明的小药瓶装着带了回来。在全地区的千人大会上，当那个女民兵熱泪盈眶地站起来高高举起那个装着烟屁股的小药瓶时，大家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热泪盈眶地疯狂地三呼‘毛主席万岁’。”
最妙的是，在记述这些亲历的日常往事时，作者似个旁观者去回望曾经的个人经历，不诉求任何主观评价，却活脱脱记录出那些年那些历史事件对个人的影响。
事实上，越是不诉求任何主观判断的文字，越能折射记录者的真实心态。
一部名为《往事回忆》的书稿中，一篇名为《“动乱”亲历记》的小文追忆了一件当年事：“从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活动开始，天安门广场就不再平静。当时，我们正按军区年度政治思想工作计划，与部队部分领导干部一起，在军区参加师以上干部读书班。不久前，军区读书班请了某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的一位学者作报告。他在军区会议厅的讲台上，竟大肆称赞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来，说戈氏的改革‘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在我们这些人听来，其观点似乎有点‘离经叛道’很不顺耳。为此，后来读书班又把袁木请来讲了一次课。袁木是国务院发言人，还经常在中央报刊上发表一些重要文章，当然是这方面的权威了。他把前些日子给我们作报告的人臭骂了一通，算是给我们消了消‘毒’吧。”
这则小文写到当年的5月30日就搁笔收尾。作者是少将军衔，他对那个时代的个体视角观察也就此中断。
雷颐有言：“一些不为人注意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恰能细致入微地反映出时代、社会的氛围。”这种搁笔，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细节。
人物。髻如《将军大使袁仲贤》一书，是袁仲贤的侄子所编。袁仲贤，新中国首任驻印度大使。从收集史料到访问知情人，作者记录下自己亲叔父的一生，作为家族荣耀的见证。这些个人自费出版的书籍，所印数量不多，书籍则用来赠送亲友，这似乎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行为的一种回归，就像唐宋期间旧友重逢，送唐诗宋词给友人，如今，则是用自费出书的方式剪一段往事，与亲友共享。
时间会使一切平常的东西变得有价值。记录下历史的细节，让普通人的历史也进入历史，在这个维度下，超越了宏大叙事、帝王将相的历史惯性的民间个人回忆显得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