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呼兰河传》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此时正是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期，那座生养了萧红的呼兰河小镇早已沦陷为日军之手，被日本侵略者称之为“满洲国”，而这个特殊的时期，也就被后世学者称之为“伪满时期”。正是在这个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身在香港的萧红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和童年，她在《呼兰河传》中所描写的民间文化活动，不仅充满了萧红对童年时代的深情记忆，更是对伪满时期东北地区民间文化传统的形象再现。
关键词：《呼兰河传》 民间文化信息 精神内涵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1940年的春季，东北女作家萧红在香港完成了她一生最后一部作品《呼兰河传》，此时中国的东北地区，正处在抗日战争激烈的时期，那座生养了萧红的呼兰河小城早已沦陷至日军之手，被日本侵略者称之为“满洲国”，而这个特殊的时期，也就被后世学者称之为“伪满时期”。正是在这个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身在香港的萧红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和童年，她创作了描写故乡风情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并在《呼兰河传》中真情地记录下了家乡的一些民间文化活动，如跳大神、放河灯、娘娘庙大会等，在《呼兰河传》里不仅充满了萧红对童年时代的深情记忆，更是对伪满时期东北地区民间文化传统的形象再现，因此，《呼兰河传》就具有了一定的民俗学价值。
呼兰河为松花江的一条支流，它源出小兴安岭，上游有克音河、努敏河等支流汇合后称之为呼兰河。在这个有着丰富河流文化的小城里，居住着满、回、朝鲜、蒙古、达斡尔、锡伯、壮、鄂温克、赫哲等15个少数民族，“呼兰”在满语里是“烟囱”之意，在清朝初年于呼兰河旁曾设防屯兵，有炊事取暖用的高大烟囱，因而被当地民众称之为“呼兰”，后来这一带亦被称为呼兰县。呼兰县是个非常宁静、落后的小城，居民都是些保守而又迷信的农夫、手艺人、小贩、几个读过一些书的塾师，以及所谓的乡绅们。因为多民族混居、多种文化交融的缘故，呼兰河流域的民族底蕴比较丰厚，呼兰河县城里的民间文化活动十分丰富，形成了一个严肃而又理性的知识分子文化之外的反规范反理性的民间文化气场，本文将蕴含于《呼兰河传》中的伪满东北地区民间文化信息及其精神内涵分述如下：
一 《呼兰河传》中的东北民间文化信息
《呼兰河传》的主题是为一座小城作传记，作者是在用白描式的笔法记下了一座小城的生活画面。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众多的“小城故事”一样，处于多民族交汇的呼兰河有着其鲜明的个性，其本色的民间文化就是小城的标记之一，因此，萧红把大量的笔墨集中于记录呼兰河城里的民俗上面。
1 跳大神
跳大神亦称为“萨满舞”。“萨满”是满族的巫师，“萨满舞”就是巫师在祈神、祭礼、祛邪、治病等活动中所表演的舞蹈。《呼兰河传》中所描写的呼兰河城里跳大神的活动，就是典型的“萨满舞”表演。跳大神的女人穿“红的，一张裙子”，旁边还有一个男性的二神，负责与大神对答和伴奏，大神会敲着圆鼓边敲边跳边唱，而请大神的人家对大神十分恭敬，有求必应地“烧香点酒”、“把红布挂在牌位上”、“杀鸡”等。请大神的原意是为了给家中的病人治病，但因为跳大神伴着鼓声、舞蹈和唱腔，颇具表演的味道，于是街坊四邻就把“跳大神”当成了一种娱乐活动而聚众围观，使一种原本带有悲凉意味的宗教活动具有了非凡的观赏效果。例如，在老胡家的团圆媳妇跳大神时，“跳神跳得花样翻新，是自古也没有这样跳的，打破了跳神的记录了，给跳神开了一个新纪元。若不去看看，耳目因此是会闭塞了的”。诸如此类的跳大神活动给闭塞的呼兰河城注入了一种类似于“西洋音乐会”一般的气氛，使生活于物质贫困、落后之中的呼兰河城居民们空虚无聊的心理得到了填充，也让他们愚蠢的心随着这荒蛮的鼓乐之声颤动一会儿，发出一些类似于“人生悲凉”的感叹。
2 放河灯
从萧红的小说里看，呼兰河城里放河灯的时间是七月十五的盂兰节，此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死了的冤魂怨鬼，不得托生，托生又找不到路，这一天若是每个鬼托着一个河灯，就可以托生了”。因为放河灯是为了冤魂托生所行的善举，于是放河灯的活动是不能简约，要进行得十分隆重而且还要十分豪华，“和尚、道士吹着笙、管、笛、箫，穿着拼金大红缎子的褊衫，在河沿上打起场子来在做道场。那乐器的声音离开河沿二里路就听到了”。于是整个夜晚都变得不同寻常，“这河灯一下来的时候，金呼呼的，亮通通的”，伴随着和尚道士们的音乐之声，“灯光照得河水幽幽地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光”，“一直闹到月亮来到了中天，大昴星，二昴星，三昴星都出齐了的时候，才算渐渐地从繁华的景况，走向了冷静的路去”。于是这一场发生在月光之夜河流之旁，伴随着嘹亮的笙、管、笛、箫的音乐声的民间祀祭活动，就成了一场呼兰河城全体百姓的欢乐大聚会，在这欢乐的夜景之中，甚至使人产生了“真是人生何世，会有这样好的景况”的感受。
3 逛庙会
呼兰河城的庙会通常发生在娘娘庙一带，是集贸易、娱乐、宗教于一体的一种隆重的民间文化活动。庙会上经常是“车水马龙，拥挤得气息不通了”，以至于孩子丢了一大堆，要有专门的警察在这里看管丢了的孩子。在这种庙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小商品在卖：“卖线蝴蝶的，卖不倒翁的，卖哨子的，卖小笛子的”，显然是一种非常丰富的贸易活动。同时又是百姓的宗教活动，因为在逛庙会的时候，女子们往往会“在娘娘庙捉弄着娘娘，给子孙娘娘的背后钉一个纽扣，在她的脚上绑一条带子，耳朵上挂一只耳环，给她带一副眼镜，把她身边的泥娃娃偷走一个”，而男子们则会在老爷庙的泥像脚上写上诸如“泥像也该娶个老婆，不然他看了和尚去找小尼姑，他也是要忌嫉的”之类的话，可见呼兰河城的庙会虽然还是以庙宇为基地，但逛庙的人们却是以集市贸易为主，并且早就没有了那种对庙宇和神明的敬仰，所以此时呈现于呼兰河城里的庙会，仅存着古代庙会的形式，而失去了古代庙会的精神内核。
二 《呼兰河传》中的民间文化的精神内涵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一位极具个性的女作家，她自由写作，率真表白，创造了一种随意挥洒、难以界定其体裁的“萧红体”，《呼兰河传》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部小说以其异质性的文学特征照亮着伪满时期的文坛，阐释着不同凡响的文本特征和精神内涵。
1 《呼兰河传》是一种表现抗战的独特话语
上述这些带有强烈民族色彩的文化活动，其目的是在说明中华民族内在精神的强大和持久，也是一场呼兰河城民众的精神盛宴。尤其是在日本侵略者已大举攻占了东北各地，战火峰起，民不聊生，日本侵略者又在东北城乡建立起了多处的日本神社，强迫人们信奉“天照大神”并按时参拜，企图以此来统治东北民众思想的伪满时期，这些个性鲜明的中华民族节日如同绽放的礼花，灿烂地开放在中华东北的黑土地上，呈现出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说明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气质，表现着呼兰河民众在沉重生活压力下自我释放的情绪以及乐观向上的内涵。因此，这些民间文化活动的存在也就具有超越世俗的“民间节日”的特质和意义。
从小说里可以看出，尽管整个呼兰河城的基调是灰暗、悲情的，但这种悲情会时时因民众对古老民俗的热爱而明亮起来。萧红正是用她那诗一般的语言描绘出了这幅“多彩的风土画”，“呈现了粗线条的大红大绿的带有原始性的色彩”的呼兰河城里的风光，使她那看似灰黯的故乡有了明快的色调，使她那看似愚蠢的乡亲们有了灵动的感觉。让人看到了呼兰河城蒙昧中的新鲜，迟纯中的锋利，浅薄中的厚重。同时也说明，日本人的船坚炮利虽然有可能短时期地占领某个地区，但以武器为支撑的思想统治却永远不可能在此处实现，因此这些鲜活的诸如“跳大神”“放河灯”等民间文化便成为了对外来宗教侵略的消极抵抗，也是身居异地的萧红激励民众抗战所发出的一种独特话语。
2 民间文化活动给小说注入了诱人的亮点
无论是《生死场》还是《呼兰河传》，萧红的小说都不是以故事情节取胜，然则《呼兰河传》的故事情节更加稀薄，只剩下些发黄的旧事碎片。因此，作者在叙述这些陈旧而琐碎的事情时，必须用一股强大的力量来对抗读者对小说情节的期待，以及小说里不可忽视的叙事性因素的弱化。所以，对这些读者并不熟悉、却又极具动感的民间文化的描绘，就会具有充填情节空档的力量。这些活跃在放河灯的现场上、跳大神的夜色里、逛庙会的人群中的呼兰河居民，虽然他们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并没有多少个体的形象，但这个整体却是诱人的，也是动感十足的。就像星斗满天的夜晚，每一个星星都在发光，组成了整个夜空的辉煌。而正是因为那些看不清面孔的粉房和染房的小伙计、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贫穷的冯歪嘴子和寄人篱下的有二伯的存在，夜空里陡然有了亮点，像流星划破夜空一般吸引着人类的视线。同时，大量民间文化活动的描写，必将产生出许多精心雕琢和无法重复的细，使这些细节具有了局部超越整体的突凸感，使得读者在对细部琐屑事物的品评之中忽略了小说叙事的迟缓，在客观上起到了缓滞情节节奏的作用。因此，这些展现民间文化的精彩细节类似于绘画艺术中的工笔，扩张了小说的内在空间，提升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从根本上说，一切人类的文明活动都是对时间的抵抗，都是人类消蚀自然力量的过程，而尤其应当重视的是，人类那些充满精神气质的活动，确实在一定的程度上抵御了时间的侵蚀，冲淡了时间感，并起到了凝固时间和保存历史的作用。《呼兰河传》作为一种小说的经典文本，不仅使作者内心的情感得到了细致的体现，更使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找到了更多的表达形式，那就是：小说也可以具有一种类似于史书经典般的功能，来为一座小城，乃至于一个民族作传记，小说也可以用文学浪漫的语言，记录下丰富的民间往事。在《呼兰河传》这场作家与故乡的对话里，萧红重新认识和评价了自己的故乡，找到了她与故乡之间的对话形式，因此，在对故乡的回忆、辨认之中，萧红通过故乡特有的民俗，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充满内涵的呼兰河城，真实客观地呈现了伪满时期东北民间的地域文化，并充分展示了东北地区民间文化的审美内涵。
3 表现了作家独特的人文关怀
在《呼兰河传》里，几乎看不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作者也并不热心于塑造一个个性十足的人物，她只需要给读者展示出一幅群体像。在小说的故事情节里，萧红有意地略去小说中人物的身世、性格和各种社会关系，只注重整体效果，着重于显示这群人物在集体活动时所表现出的整体精神特质，形成萧红所需要的小说“气场”。这些模糊的人脸构成了呼兰河城民间文化的背景画面，也是小城传记里的一种记录符号。虽然小说里的每一个个体都不重要，而呼兰河人整合在一起时所显示出来的人性力量却是那么强大。呼兰河城的人对于民间文化活动的关注程度，正是这群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人们的一种精神向往，他们对于跳大神的热心、对于放河灯的热心、对于逛庙会的热心和种种可笑的热心，正说明他们对于精神的热心，尽管这种热心里流露着低俗与愚蠢，但作者已捕捉到了这种现象背后的东西，并将其转化成一种奇异的场景展露于世，因此就形成了作者对故乡独特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 李重华：《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
[2] 宋孟寅、杜学德、杨国荣编：《庙会文化研究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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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泳超主编：《中国民间文化的学术史观照》，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 [美]阿兰·邓迪斯，户晓辉编译：《民俗解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 汪凌：《萧红：寂寞而飘零四方》，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
史杰，女，1976—，河南泌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教育理论，工作单位：郑州华信学院。
宁西林，男，1955—，河南新郑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教育理论，工作单位：郑州华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