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孙犁小说把对时代风云的书写融入到浪漫抒情之中，创造性发展了废名、沈从文的抒情性乡村小说这一文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抒情性乡村革命小说。孙犁小说独特的叙述角度和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语境的差异，使它对革命的浪漫抒情一直处于主流话语的边缘。
关键词：孙犁小说 抒情性乡村小说 意识形态
Abstract：Sun Li puts the rural revolution into the romantic lyric of his novel,which is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Fei Ming , Shen Congwen"s lyrical style of the rural novel, forming an unique lyrical novel of rural revolution. Sun Li"s unique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different times of political differences Cultural Context makes his novel on the verge of mainstream political discourse.
Keywords：Sun Li"S novel lyrical rural novel Ideology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写乡村革命题材的小说作品层出不穷，既有像赵树理那样用手中的笔来叙写静悄悄的乡村革命的《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也有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红极一时讲述乡村革命历史故事的《红旗谱》，更有九十年代被评论界冠之以“新历史小说”的《故乡天下黄花》和获得文学界和国家意识形态双重认可的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白鹿原》。在众多的叙写乡村革命的小说中，孙犁的抒情性乡村革命小说是独树一帜的。
综观孙犁小说的历史命运我们不难发现其独特性，它没有像《红旗谱》那么红极一时，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肯定，而是自始至终处在主流话语的边缘；也没有赵树理小说的命运多舛，更没有《白鹿原》那样引起轰动，而是一直在读者中保留着一份独特的、淡淡的、恒久的艺术魅力。孙犁的小说“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 体现出别样的风采。对个中原因的考察，以便我们梳理意识形态对抒情性乡村小说这种文体的影响。
一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鲁迅首先开创了乡土小说这种文体，他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上采用主观写实主义的叙事模式描写落后、凋敝的乡村。废名师事周作人的艺术趣味，真情留恋民间文化、乡民人生中的和谐与善良，“横吹出我国中部农村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他的抒情性乡村小说“是淡薄的现实主义和素雅的浪漫主义的交融”。而乡土抒情小说的真正成熟是在沈从文的笔下，“沈从文在承继周作人、废名的美学观念的时候，有自己特立独行的文学观念与价值选择，他用自己大量的乡土小说创作实践，构建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的‘田园诗风’风格的小说体系，形成了与‘鲁迅传统’的乡土写实风格相对峙的小说格局。”
孙犁的抒情性乡村小说“是前期‘京派’作家废名、沈从文等‘田园牧歌’风格的承继与发展”，但从废名的中部农村“田园牧歌”式的抒情性乡村小说到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我们很难发现时代的印记，正如沈从文在其《习作选集代序》中表明的《边城》的写作动机时所说，他们所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相比之下，孙犁的乡村抒情小说更多地融入了时代的内容。孙犁的乡村革命小说主要指的是在解放前和建国初期这两个阶段，孙犁用他的那支生花妙笔创作的一系列反映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北方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的小说。他的抒情性乡村革命小说主要有两大系列小说：白洋淀水乡系列和山地系列，以及写于五十年代的《铁木前传》。其中白洋淀系列抒情性更强。白洋淀系列作品主要有：《荷花淀》、《芦花荡》、《嘱咐》等。其代表作品是《荷花淀》，这部作品从平凡的题材中呼唤出诗，呼唤出充满人性美和人情美的诗的世界。但作品独创性地将慷慨悲歌的场面（妻子送夫上战场）化作了似水柔情。山地系列小说主要是1949年创作的《蒿儿梁》、《吴召儿》、《山地回忆》等，描写冀西以阜平为中心的山地儿女的勃勃英姿。孙犁的抒情性乡村小说中充满了浓郁的抒情色彩。如《荷花淀》的开篇就是一幅清新淡雅的风景、风俗和风情描写：“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这一点应该说是传承了抒情性乡村小说的一贯风格，和废名、沈从文的抒情性乡村小说是一脉相承的。但在诗情画意的背后作者接着写 “但是大门还没关，丈夫还没回来。”“没有回来”的丈夫水生是游击组长，带领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了。接下来作品在“新鲜的荷叶荷花香”中自然而然地展开了革命的叙事，人物也就自然而然地定格于特定时代。关于《荷花淀》孙犁说，“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就会受到感动”，这是因为“文学必须取信于当时，方能传信于后世。”再如写于五十年代的《铁木前传》，作者在开篇就有意地“美化”了童年时光，“美化”了在美好童年时光中出现的铁匠、木匠，以及他们的在嬉戏与战火中成长的孩子——从而更加映衬出他们昔日友情、爱情的真挚与纯洁。充满了对美好人性的赞美。这部作品和同是写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或多或少都在秉承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突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所不同的是孙犁在秉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同时却不乏诗情画意的抒情描写。而作品的抒情性并不影响其对革命的叙写。“这使得孙犁关于革命历史的叙述成为田园牧歌、乡村情歌和革命颂歌的交响，表现出个性化的抒情风格。
二
1945年孙犁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他著名的短篇小说《荷花淀》，小说发表后引起反响，正如时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的方纪后来回忆说：“《荷花淀》无论从题材的新鲜，语言的新鲜,和表现方法的新鲜上，在当时的创作中显得别开生面。就像是从冀中平原上，从水淀里,刮来一阵清凉的风，带着乡音，带着水土气息，使人头脑清醒。”方纪的评价应该说是切中肯綮的，《荷花淀》的“素雅”的确使当时的解放区读者眼前一亮。关于这一点孙犁自己也说：这篇小说引起延安读者的注意，我想是因为同志们长年在西北高原工作，习惯于那里的大风沙的气候，忽然见到关于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刮来的是有荷花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的感到新鲜吧。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是献身于抗日的战士们，看到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群众的抗日决心日益坚决，而妇女们的抗日情绪也如此令人鼓舞，因此就对这篇小说发生了喜爱的心。清新的“荷花香味”和对抗日战争的歌颂使孙犁的小说在延安时期被读者接受。此后孙犁又陆续创作了《芦花荡》(1945年)、《碑》、《钟》、《藏》(1946年)以及中篇《村歌》(1949年)，不久以其独特的风格受到好评。1949年7月，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之后,孙犁被选为全国文协(后为作协)的理事,这应该说是对孙犁创作的某种肯定。
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史上对孙犁的评价也只是停留在前期的几部小说上，所不同的是出现了批判的声音：在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有这样一段评价“孙犁有短篇集《芦花荡》、《荷花淀》、《嘱咐》和中篇《村歌》等。他的作品大都以抗日时期的冀中农村为背景,能够生动地描绘出农村男女勤劳明朗的性格和英勇斗争的精神，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抒情的风格，尤其着重于表现农村青年妇女在战争中的心理变化和她们的伟大贡献……在他这些作品中，关于农村女性活动的描绘往往占很重要的地位，其中有勇敢矫健的革命行为,但也有一些委婉细腻的男女爱情，有时这种细致的感触写得太“生动”了，就和整个作品的那种战斗气氛不太相称,因而也就多少损害了作品应有的成就。”这是这一时期对孙犁作品的最经典的评价。
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史上对孙犁的评价来了个大逆转，他在文学史课本上的位置已经由只言片语变成了专节论述，并且对其作品艺术风格的评价也“脱离了‘讲话’的政治优先的束缚,达到了切合作品实际的、前所未有的周到、妥当。”
纵观二十世纪孙犁抒情性乡村革命小说的接受，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粗略的脉络：延安时期“受到读者的喜爱”到解放初期对其作品中“委婉细腻”爱情的批判，再到八十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周到、妥当 "。孙犁小说的命运虽不算多舛，但却始终处于主流话语的边缘。叙事角度的独特是其主要原因。孙犁并不否认文学应该反映政治,但他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却有其个人的独特性。他说：“作家的思想立场，反映在作品里，就是它的政治倾向。”从这一观点出发，孙犁的小说把革命话语与人性书写完美地结合起来。在革命文学作品中，男人是革命的主力军，而女人和孩子通常是远离战争的。孙犁的小说却出奇制胜地选择了女人作为其作品的叙述对象。他说：“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我回避没有参加过的事情，例如实地作战。”对女性的书写使其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气息，对“实地作战”的回避使其与主流话语疏离。延安时期，残酷的革命战争迫切需要文学为政治服务，这就使得孙犁的小说在延安时期只是“受到读者的喜爱”，并没有像赵树理小说那样得到主流话语的肯定。但“它们近似于一幅幅色彩宜人、意境隽永的‘斗方白描’。”而“这样的‘斗方白描’也可以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来反映革命历史和现实斗争，如果将他们放到一起来看，又何尝不足以构成一定历史阶段的时代风貌的画卷？”因此，孙犁小说在延安时期还是被主流话语所接受的。解放初期至文化大革命时期，随着新政权的建立，文学的审美标准也随之发生变化，“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从属于政治”，“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充斥文坛的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因为革命的原因，他们没有任何的儿女情长。而儿女情长的描写却是孙犁表现战争中人性之美所必不可少的，王瑶的文学史因此批判“这种细致的感触写得太“生动”了，就和整个作品的那种战斗气氛不太相称，因而也就多少损害了作品应有的成就。”有人批评孙犁小说没有正面描写“重大斗争”，作品充满“小资产阶级情绪”对于这一点，孙犁说，“强调政治，我的作品就不行了也可能有人批评了，有时强调第二标准,情况会好一点。”八十年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发生变化，“从文艺的审美特性出发而不是从政治对文艺的要求或规定出发，这是新时期批评家重新思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 一个新的立足点。”文学中人的重新发现，“相应地，从人性和人道主义理论的角度来评价新时期文学，也就成为文学批评的新视野。”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对孙犁小说的评价。孙犁小说中的人性美、人情美越来越为评论者所钟爱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评论界对《铁木前传》的评价中略见一斑。自从《铁木前传》出版以来，它的主题便成为评论界评说的话题。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最典型的评价是它被认为是深刻揭示了中国农村“在土改后的阶级分化的景象和两条道路斗争的萌芽状态”，这显然是受当时政治意识形态所左右的一种文学批评观。在七、八十年代，它被认为是作者“悲歌友情的失落，渴求人性的复归”的主观情感投射。这种观点同样是当时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反映。
三
从“五·四”时期到今天，抒情性乡村小说这种文体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历经磨难却日久弥新，逐渐走出了边缘化的位置，意识形态因素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正当“鲁迅传统”的乡村小说盛行之时，废名却独辟蹊径，用诗意抒情性的笔调创作了《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柚子》以及长篇《桥》等，展示出与“鲁迅传统”乡土小说迥异的乡村田园牧歌。《竹林的故事》中在自然中生长起来的三姑娘，天真，勤敏，早慧，乖巧，淑静，没有世俗喧嚣的浸染，也没有原始乡野的粗砺，一切都是自然的，充满了人性之美。作品中诗情画意和对人性美的歌颂显然与当时的“五·四”文学反封建的主题是相背离的。鲁迅对废名的抒情性乡村小说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认为“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这种评价也代表了当时主流话语的态度。因此，“废名消弭了宗法农村社会的阶级性,构筑出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梦幻桃花源,这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前后“无产阶级文艺”日趋高涨的年代，显然是不合时宜的选择,这大概也是他在身后长时间被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们编入‘另册’的缘由。”沈从文传承了废名的叙事风格，他在《边城》、《长河》、《萧萧》等小说中用诗意散文化的笔调为读者营造了一个恬淡、自然、优美的“湘西世界”。他企图以这样一种自然的生命形式，来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塑”这与当时的主流文学（革命文学）是相背离的，“沈从文的文学不属于当时中国的城市文化，也不属于革命文学，因此难于被当时现实所理解是自然的。所以他是寂寞的。”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的解放区文学成为主流，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就成为这一时期废名、沈从文的抒情性乡村小说传统的传承者。但由于时代的原因，孙犁对废名抒情性乡村小说的传承没有沈从文那样纯粹，他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文体，把对时代风云的书写融入到小说的浪漫抒情中。虽然孙犁的抒情性乡村革命小说在当时一直处在主流话语的边缘，但对于抒情性乡村小说的传承却是功不可没的。
在一切以政治为主导的“革命年代”，一切以审美为宗旨的文学创作都被迫中止，任何一种创作都必须成为国家政治意志的传声筒。这也是抒情性乡村小说在建国后相对沉寂的原因。“文革”结束后，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使得文学家摆脱了政治标准第一的束缚，文学的审美性得以恢复。这也直接导致了八十年代抒情性乡村小说在汪曾祺、贾平凹等人的笔下得以延续。汪曾祺曾师从沈从文，深得沈从文小说之真传。在八十年代初期, 汪曾祺以《受戒》、《大淖记事》对其家乡江苏高邮一带乡村习俗的叙写，使得废名、沈从文的抒情性乡村小说传统得到恢复。八十年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使这一文体逐渐从边缘走向了中心。汪曾祺的抒情性乡村小说之所以能够在八十年代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的审美需求。从“中部农村”、“湘西”、“荷花淀”到“高邮”，抒情性乡村小说正一步步地走向读者，显示其特有的艺术魅力。
[资金项目：徐州工程学院基金资助项目，编号：XKY20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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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翠菊：徐州工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