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与传统中穿梭

时间:2023-06-03 13:12:03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摘 要:施蛰存同时受到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想的影响,在创作中呈现传统与现代因素交相呼应的特色,本文根据施蛰存创作时期,分三个阶段叙述其传统与现代因素的体现。以说明施蛰存创作的独特风格。

关键词:施蛰存  小说创作  传统  现代

施蛰存作为现代文学派的领军人物,自幼受传统文化熏染。他生于江南书香人家,幼年熟读经典,并跟随《白香词谱》、《草堂诗余》等书学着填词。同时施蛰存作品创作技巧和思想架构又深受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这双重性造就了其在近20年的创作在传统与现代中穿梭,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错混杂的艺术风格。

何为传统?何为现代?传统是基于千年文明之上的文化积淀,是史传和诗骚在文学创作中的延续。“史传传统诱使作家热衷于以小人物写大时代。”[1] “诗骚传统使传统作家先天性的倾向于‘抒情诗的小说’,引‘诗骚’如小说突出情调和意境,强调即兴与抒情[1]”。此外传奇话本影响了后来小说在情节性上引人入胜,而中国传统圣人哲学造就了中国小说中因果业报宿命感与出世倾向。

现代的概念则是源于工业文明进程中,人们对欲望与性冲动的共鸣性书写,强调独立性和多元性。这反映在我国新文学时期,表现在心理分析、意识流创作,打破线性叙事,叙事视角多元化等等;内容多选择新旧文明交戈中人们的焦虑惶恐彷徨。

一、《上元灯》:现代因素灵光闪现的传统叙事

《上元灯》是施蛰存认为的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在这时期以前,我所曾写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习作,都是摹仿品”。[2]李商隐般的感伤情绪以及《扇子》中“轻罗小扇扑流萤”意境都是作品中不可忽视的传统因素。然而,此作品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对心理分析的热衷。

(一) 心理分析的初现

心理分析运用是新文学乐于运用的书写方式。施蛰存此时期的小说《花梦》中特将心理分析寄注于混合叙事之中。小说中外置的全知视点和人物内心独白的内视点的交替使用,“他”邂逅一个漂亮女子,追逐,“他”对眼前女子的各种性幻想以及外在纷乱的马路霓虹如蒙太奇般交替编辑。我们跟随叙述者一同体会了“他”的欲望历程。对欲望如此大胆和真实的分析,在新文学时期显得誉为犀利和独特。

(二)人性真实展现

施蛰存以人性为切入传统叙事,通过对人性的真实展现,打破人们的旧识。人之所以完整,是善恶共存,德性与欲望、爱与动物性交混。在《宏智法师的出家》中,宏智法师每晚都要在龙山寺的山门口悬挂明灯,并嘱咐:“愿把我的小小的光,永远地照着他的暗中的路吧”。

人们常感动于他的日夜祈福,然而,此中的“他”并非众生之“他”,而是自己痛失的爱妻。每晚的仪式不过是对被自己薄幸抛弃雨夜前妻的忏悔。高僧也不过是薄幸而后自愧不已的凡人。此篇小说作者选取的是佛教题材,且以琐事展开,圣人退去光环,还原人性真实。

(三) 新旧文明的冲撞与皈依

施蛰存早期对于新旧文明较量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小说《渔人何长庆》中,开头作者就将地点定在一个古老,充满神话传说的小镇。渔人何长庆继承着父业,以打鱼为生。与他青梅竹马的菊贞却“对于她的环境,她感觉着不满”。不久去了大都市。在城市繁华奢靡中却沦落为站街妓女。听到村人传言的何长庆将其带回乡村,领入自己的渔人生涯,勤劳诚恳,最后生活圆满令人艳羡。在施氏文本中,城市成了让人堕落的污秽之地,菊贞对城市的向往、在城市的沦落,正是作者对城市文明巨大的吸附能力和浸染能力的恐惧。而渔人何长庆和小镇却是淳朴安静、虽平淡却有抚平生活动荡堕落的力量,菊贞能重返平静。这正是施氏对乡村文明的归依。

由上述得知,施蛰存《上元灯》时期的创作传统因素占据主基调,其现代因素却也不可忽视。

二、《将军的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现代因素的提升

对于一直想在创作上另辟蹊径的施蛰存来说,第二阶段的作品现代因素大幅度提升,传统叙事隐后。首先,意识流的大量运用,打破小说的线性叙事,丰富展现小说的共时性。如《在巴黎大戏院中》通篇是与女同事一同在戏院看戏的“我”的意识的游走。其次,一定意义上的传统价值在欲望的书写下被颠覆。《石秀》中人们眼中石秀的“替天行道”“江湖义气”成了性虐憎女情结。同样《鸠摩罗什》中,一直被人们奉为佛家大师的鸠摩罗什也一直沉迷于欲望的痛苦之中,不得解脱,终究没有修得正果。正如李欧梵所说:“他的野心是堪比弗洛伊德的,也就是说,他要挖掘被文明的超我所压抑了的力比多的力量。”[2]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施氏作品仍乐于传统意境的营造。

(一) 传统意境之美。

施蛰存少时便对一部《李长吉集》爱不释手,这促使施氏在创作中常常痴迷于如诗词一般的意境。《梅雨之夕》写“我”在下班途中,邂逅一个女子的经历。文本大篇幅叙述“我”的内心独白,读者依稀能见那江南细雨下,撑着油纸伞,如烟一样温婉的姑娘,这般淡淡忧伤有如诗一般的画面,正是传统诗词中常见的江南意境。作者甚至有些陶醉于对这个女子的描画,“长眉已颦蹙得更紧,眸子莹然”“一阵风,将她的衣缘吹起,飘荡在身后。她扭过脸去,避对面吹来的风,闭着眼睛,有些娇媚”,这不是现代都市中的时尚女郎,而是江南细雨下,通身盈荡着古典的娇美和温婉的姑娘。这让我不禁想到同时期现代派诗歌《雨巷》中那个“像丁香一样的姑娘”。

(二) 善女人之“善”

施蛰存笔下的女性形象常是守旧、拘谨、内向,她们不可能像刘呐鸥小说的女性那样放荡、肉感、欲望泛滥。在《春阳》中未婚先寡的婵阿姨,面对邻桌的单身男子忍不住畅想,却不动声色;有第二次去开保险库的冲动,却依然匆匆回家而去。在施蛰存小说中的女人多是“善”女人,她们不可能像男人那样歇斯底里地癫狂,不仅仅是不敢做,连想都不敢想。封建伦理她们的束缚深入骨髓,即使做梦也是谨慎小心。对此类女性形象的塑造一定程度上昭示着施蛰存自身在对女性的价值取舍上受到的传统因素影响。

(三)传统叙事模式的借用

施蛰存在叙事模式上也常常受到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如小说《雾》中,待嫁于闺中独自访亲的素贞小姐在车上邂逅了青年绅士,钦慕、羞涩,一路上也只敢偷眼看上一下。此情此景,几乎全然传承于传统小说中古代小说中才子佳人偶遇相逢。在另一部小说《夜叉》中,作者在形式上俨然得意于志怪小说的笔法。夜半,清冷的月光下的小路上遇到了白衣女子。若是在《聊斋志异》中,读者不免会推测其大概是狐仙或女鬼之类的,主人公卞士明一路追随女子而去,施蛰存此时如顽童般同读者开了个玩笑,女子并非女鬼,只是一名哑女。

由此可见,在此阶段的小说中,施蛰存大量的使用新式技巧,使其中的现代因素大幅度的提升,同时,其传统因素虽有隐后,却并未陨落,其在背景出依然散发着自己优美的光圈。

三、《小珍集》传统与现代交织

施蛰存第三阶段的作品传统因素再次凸现,其与现代因素交相呼应,使作品呈现出更丰富厚重的魅力。此阶段的作品主要是《小珍集》,作品集历史题材、城市小人物生存并存,题材和风格均呈现多元化特色。

(一) 传奇话本精巧情节的承续

中国小说经历传奇与话本的演变,其面向普通大众的性质要求情节的引人入胜。多以中国大多小说的情节曲折。施蛰存此阶段的作品,情节设置精巧铺垫,循序渐进,意味回长。如《特吕姑娘》中,作者以部长的话为开头,为后来秦贞娥以此种殷勤态度向别人推荐昂贵商品作铺垫,同时也让读者稍加思索一番,对秦如何做到这些有些期待。而赵良士对秦贞娥的态度,由最开始的期待到后来的躲避,也是值得体味一番。其前后不一的行为加强了小说情节性,使读者能够在这种反差中体会到人们的虚伪和琐碎。

施的作品常常在貌似平淡的叙述之后加上一个惊人的结尾,使读者在最后回味无穷,颇有些欧亨利小说的特点。如《名片》中,酷爱收集名片的马书记,一心想升职,然后能有自己的名片,一次碰到老同学得到升职的许诺后,迫不及待地印了自己的名片,并且凭这张名片,优先进园子玩了一圈,可是正因为这张小小的名片,马书记非但升职不成,还被训斥了一顿,最终再也不收集名片了。这个小说前面幻想的欣喜与结尾处骤然干脆的打击,形成强烈的反差,读者恍然,正是这小小的名片给了马书记长久的期待又将其打破,如《最后的落叶》中,最后画上去的叶子同样给了主人公希望,又由老画家的去世而恍然明白,一张落叶改变了主人公的命运。

(二) 历史题材的人性化书写与传统哲学的积淀

《塔的灵应》和《黄心大师》是施蛰存在这个时期主要的历史题材小说。这两部作品中最重要的便是其对神性人物的人性化书写。《黄心大师》中,黄心大师为一代名尼,因铸钟屡遇阻隔,终究自身跃入炼炉压制妖魔,而得钟成。然而,施氏版本中,黄心大师一生苦闷,虽才华横溢却未得一个知心男子相伴,终究心灰意冷纵身跃入炉中,以终此生。黄心大师俯视着众生,启迪世人,拯救凡夫俗子卫护佛法,是一个圣人。小说却将人们口中的神尼还原成一个性情高傲,渴盼爱恋的女子。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通篇充斥着冥冥中命运的强大力量,人生无常却有序,看似偶然却有必然的缘由。又如《塔的灵应》中,池水沸腾是由于行脚僧放进了石灰,塔的倒塌则是捉促织的小孩移动了础石,而小主人与他的恋人恰在倒塌的塔上幽会,所以又正好应验了行脚僧有意无意地诅咒。塔的倒塌并非因为池水的沸腾,也与定风珠无关,然而三件事却如齿轮互相咬合般同时发生,正是印证了万般皆由因而果,由业而报。佛教义理寄于文本深处,让人不得不对命运的力量产生敬畏。

施氏在此阶段的作品中传统因素的在此提升与现代因素更加成熟,二者相互交织,给施氏作品添加了更丰富的色彩。

总而言之,同时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和现代思想影响的施蛰存,其创作呈现出的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独特风格。此种风格实施蛰存的作品在众多问题小说,革命小说等等之外,另辟出一条蹊径,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枝奇葩。

参考文献

[1]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65

[2]  施蛰存.散文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A]//灯下集[C]. 开明书店,1937.1.

[3] 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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