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碑。大概这便是互文性的直接表现，要不然谁曾知道有一朝鲜人为500年前的中国留有一段非同寻常的记忆？若从文本发生学的角度，倒可以好好比对一下《漂流在中国》与《漂海录》的对应关系，对小说内容作一通文字考古，完全能做出一篇很有学问的学术论文。然而，这活儿只能交给专业的研究者去做，作为普通读者，有谁会从《漂流在中国》追究到《漂海录》？就此而言，《漂流在中国》似乎还只是《漂海录》衍生的一个副本。从总体上看，《漂流在中国》仍像是忠实于原著的白话简写版。当然它也有“千百年后，如有强敌从天津上岸，北京唾手可得”这种背离“母本”时限的溢出式表达，和原著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错位、紧张关系，从而也给小说文本增添了颇堪追索的隐线。
相比而言《御风》与它的前驱文本就没有那么紧密的关联，如作者引述鲁迅所言，这小说不过是“取了一点因由，随意点染而成”。我们大可抛开《列子》原文，只把《御风》看作自足的小说文本，至少，小说里的列子已非典籍、传说中的列子，而是作者重新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这种重写更多了些戏谑、添加、篡改、臆造的成分，所以它与作者林为攀的关系更密切，与列子的原型却无甚相关了。阅读《御风》，尽可放下母本的拖累，专去审视这一小说文本。当然，拿《御风》去比对《列子》《庄子》，定能发现些许蛛丝马迹，却未必找得到完全吻合之处，这种重写多半不是演练学问，而是要靠作者的想象力进行颠覆性的重构。林为攀的重写策略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虽然《御风》只是写了列子的一个侧面，却足以自圆其说，读者亦可会心一笑，不必死抠它的来历出处。尽管《御风》总体上仍属于伶俐机巧的小制作，但它已摆脱了经典文本的钳制，推开了自行其道的窄门。
这让我想到我们的很多先锋小说家也曾写过非常出彩的“模仿小说”，比如余华的《鲜血梅花》，便是重写武侠小说，余华抓住了武侠小说的精髓，以戏仿的方式过了一把武侠瘾。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则是模仿模棱两可的正史、野史，以删繁就简高度浓缩的方式重写了一部帝王史，算是较早的驾空小说。他的另一部长篇《碧奴》则是全球“重述神话”写作计划的产物。莫言也说过，他曾借用武侠小说的笔法重新讲述了一遍《沙家浜》的故事。只可惜这个小说遭到退稿，被莫言投进炉膛生火了，要不然莫言的《沙家浜》应该是堪比《白雪公主》的“后现代小说”了。王小波的“模仿小说”绝不亚于巴斯的《客迈拉》，不亚于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从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看，王小波甚至更胜一筹。《青铜时代》三部曲即是对唐传奇的重写，其中的《万寿寺》不只戏仿了唐人杨巨元的《红线传》，还戏仿了的法国人莫迪阿诺的《暗店街》，小说的叙事视角变幻不定，有时是“我”自己，有时是薛嵩，有时又是红线、表弟，同时又有现代和古代、北京和长安之间的来往切换，其叙事技术游刃有余，小说的乐趣和诗意情怀若隐若现，充分展现了重写的智慧。
回头再看《漂流在中国》《御风》，它们虽不及苏童、王小波那般驾轻就熟，却也不落俗套，有别于某些平庸讨巧的媚俗文本，抵及了精神叙事的层面。对其作者来说，他们已经找到蓄势待发的酵母，假如还有机会让它继续发酵，说不定能写出更加令人叹服的重量级作品。即以《漂流在中国》而论，若在平直的叙述中拼贴《漂海录》《送朝鲜崔校理序》及相关史志内容，或可能大大丰富小说的精神维度。假如这篇小说是以崔溥的后人口吻重述，或可以增强小说的历史纵深感。若是作者（叙述人）重走一遍崔溥当年的漂流路线，并与500年前的漂流故事相互杂糅，也许这个小说是会更有意思。
“写，就是再写。”“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这些说法足以让“重写”理直气壮。每个写作者都不过是在各种前驱文本的影响下进行着不同程度的重写，但是重写又意味着要经历破旧和立新的双重冒险，只有跨越种种清规戒律，放弃种种世俗的诱惑，才可能像身怀绝技的独行侠，在小说的秘境中偷天换日，习练出别具风骨的小说文本。《漂泊在中国》和《御风》显已迈出了值得期待的一大步，站在这个台阶上，更可以放开手脚，向着更具挑战性的文学标高靠近。
而今，后现代早已老矣，约翰·巴斯、巴塞尔姆皆已过时，苏童、余华们或已无力回天，现代小说无时不面临终结。然而，先锋不死，先锋精神才是小说的灵魂。真正的先锋未必是跑得最快的人，倒可能是一些负重断后的人，他们既是终结者，又是创立者，他们通过自我蜕变获得新生。重写小说，也是重写自己，当你拥有无量的酵母，便拥有了无穷的可能。
责任编辑：陈鹏 马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