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回顾了毛泽东文化抉择的依据、针对性、立足点和它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长远意义。强调了当前先进文化建设对农村文化需求及文化发展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性。
[关键词]毛泽东；文化抉择；新文化；先进文化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04-0022-03
六十年前，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道路时，对文化问题进行了系统思考，对中国新文化发展方向等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毛泽东所作的文化抉择，从本质上说，是从文化上进一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它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文化政策，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一、毛泽东文化抉择的科学内涵
（一）明确文化的本质和作用。
针对知识界长期存在的研究文化只停留于高尚玄妙的思想的手足倒置的做法，毛泽东将文化问题放置于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下辨明其性质。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这就一下子抓住了文化问题的要害，并进而对当时中国实际存在的几种主要文化，即帝国主义文化，半封建文化和新文化有了清楚的认识。
由本质的认识，进而又形成了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还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前，毛泽东就指出，我们要文武双全。1942年又讲，我们“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有两支军队，“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同时“还要有文化的军队”；文化“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它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2]，它可以使人民聪明起来，离开愚昧状态和不卫生状态。毛泽东还认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这就对文化有了明确的定位。
（二）确认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地把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看作是有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我们为之奋斗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在文章的结尾他又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3]。在当时，人们已习惯地把革命工作分作三大块，即军事战线、生产战线和文化战线。而且文化战线既要服务于军事战线，也要服务于生产战线。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再次是文化”[4]。1944年5月18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说：延大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学，这三项就是我们延大所要学习的[5]。政治、经济、文化，不仅是革命者所要学习的主要科目，同时三者也是缺一不可的。
（三）指明了新文化的性质和特征。
在“五四”前后，人们对“新文化”的概念，是各不相同的，在一部分人中，“新文化”是指西方文化。毛泽东与此不同，他指出，新文化就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并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6]也就是说，“新文化”就是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
什么是“新文化”的特征呢？这就是它既是民族的，又是科学的和大众的。也就是说，它不仅“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还“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7]，又是以人民大众为主体和服务对象的。这就解决了以往一些人不着边际空泛地谈论“新文化”的现象。
（四）确定了文化工作的根本方向和繁荣文化的基本方针。
一般论者谈论文化总是回避或模糊“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却特别看重这一问题，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文化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以及革命干部，他们是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群众。由此，又引出了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也就是文化工作者如何与新的群众和时代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把这两个问题称之为文化的“根本方向”。
1956年随着整个社会形势出现发展、稳定的状态和政治理论上对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重大改变，中央认为，党的“主要任务是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毛泽东便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以此作为繁荣和发展文化的基本方针。这样，新文化就不仅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还有了促进发展的重要政策。
（五）提出对待中外文化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近代史上，长期存在两种极端的文化主张，一种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什么都不好，主张全面西化；另一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什么都好，主张全部继承，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拯救世道。毛泽东针对这两种极端的认识，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鲜明地提出了“两个反对”和“两个吸收”，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及奴化思想文化，反对半封建文化；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吸收封建社会创造的古代文化。两个“反对”和两个“吸收”，后来又概括为“批判、吸收”，并对“吸收”的目的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强调，形成了“小二为”，即“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洋为中用”包含三个要点：一是“为我所用”，择取外国的东西要立足于中国和时代的需要；二是将外来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创新的资源；三是要与民族形式结合，即借鉴外来的东西要做民族化的再创造。“古为今用”也有两个要点，即首先要分清精华和糟粕，其次是要“推陈”，更要“出新”。这就为长期相持不下的问题，找到了化解之法。
从以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的文化抉择是与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抉择协调一致的，是相互配合的，不可分割的。这种抉择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方面的认识已走向清醒、睿智和成熟。
二、毛泽东文化抉择的两个立足点
1943年10月19日，也就是《讲话》全文发表的次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题为《文化建设的先决问题》。这篇文章集中强调了两点，一是指出我们要建设的文化必然是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的文化；二是指出今天要建设的是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的文化。这里所强调的两点，正是毛泽东文化抉择的两个立足点。前一个是通常所说的“抗日救亡”、“民族解放战争”，也即“时代使命”、“奋斗目标”、“政治任务”。再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要适应抗战的需要。后一个立足点是文化建设的“对象”、“主体”，也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方向问题”。而在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当时延安的一些文化人恰好是存在严重忽视的现象。延安尚且如此，白区的文化工作者就更不用说了。当时，毛泽东批评小资产阶级的文人喜欢讲人性、讲人类爱、讲同情，目的正是要广大文艺工作者明确文艺的使命。毛泽东在文艺工作者面前提出的歌颂光明的问题，也是立足于要他们注意时代使命。不少作者以“写熟悉的生活”为理由，大量描写知识分子的生活，而毛泽东当时则是极力赞扬写敌后斗争生活。要建设人民大众的文化，就有一个重视民众的需求问题。当时许多作者口头上讲人民大众，但实际上看不见人民大众。毛泽东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有一段时间，戏剧界热衷于演大剧，演外国戏，对广大民众比较喜欢的“小戏”不大瞧得起。“小戏”属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下层文化。如《小放牛》这样的节目老百姓就比较喜欢。《讲话》发表后，毛泽东又请当时热心于文艺与群众相结合，走大众化道路的三位剧作者柯仲平、杨醉香、马健翎到枣园谈话。毛泽东称他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说他们的剧目“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这就是说，文艺工作者既要反映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更要采用工农兵所熟悉和喜爱的形式。
三、毛泽东的文化抉择对中国文化进程的重要影响
第一，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影响。
座谈会召开后，边区文艺界掀起了文艺与实际结合、与工农兵结合的高潮，文艺工作者纷纷走向前方、走向农村，实行“文化入伍”、“文化下乡”。延安还举办了“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同时，对一些文艺的创作倾向，也进行了批评和检讨。讲话全文发表后，再次掀起了文艺与实际结合、与工农兵结合的高潮。面向大众的秧歌剧、秦腔剧、新型秧歌、活报剧，均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一系列体现毛泽东文艺方向的大众化的作品开始涌现。这些作品真正实现了把群众在斗争中的丰富经验加以吸收、消化，再借文艺之力，使之深入人心，从而达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目的。与此同时，一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也得到了锻炼，成长为坚强的文化战士，并为中国文艺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二，开创了造就一代新人的重要途径。
毛泽东所追求的“新人”，由开始的旧道德的一般要求，逐渐提升到将个人品质的完善与人类生活的向上紧密结合起来。思想成熟时期对“新人”的要求，集中体现于《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文章中。对刘胡兰、雷锋、焦裕禄等英雄模范人物的题词，同样也体现了他对人生价值的理解。对陕北公学的题词，更表达了对“新人”的强烈渴求，他告诫人们：“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是襟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惟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8]我们从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不难看出他不仅坚信学习、思想可以改造，人的灵魂也能够改造。毛泽东不仅呼唤“新人”，而且以身作则，亲身去实践对“新人”的种种要求。由此带动一大批人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从许许多多的老红军、老八路以及无数的英雄模范人物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新人”的光彩。这条道路的影响将是长远的，绵延不绝的。
第三，对今天先进文化建设的指导意义。
今天所说的“先进文化”，与毛泽东当年所说的“新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并无本质上的不同。由于时代不同和我们今天面临的任务的不同，今天的先进文化应有所丰富和发展，但毛泽东当年的文化抉择，仍然是我们的重要指导思想。尤其是党风、世风，一再为我们敲起警钟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深刻体会毛泽东对文化事业极为关注，对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提升的那一份热切心情。认真体会为什么当年毛泽东要把中国的农民作为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为什么1939年要手书“为消灭文盲而斗争”？为什么在革命战争年代要重视部队的文化学习？为什么1937年要从上海调文化人到延安？为什么在刚进北京以后他要说“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9]？为什么在建国前夕他要预言中国文化建设的高潮就要到来？为什么会提出我们要成为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在以上一系列思考面前，我们有没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议题：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准是当今先进文化面临的一项重要使命！或者，我们是否需要扪心自问，当广大农村仍然存在大量文盲，当广大农民的文化权利仍难以保障时，我们的文化，是否还算得上全面的繁荣？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10年来，我们对农村的文化建设已想了许多办法，加大了工作力度，增加了扶持经费，但扫盲指标的弄虚作假，一些地方学童的大量流失，却仍让人揪心。尽管90年代以来，文艺作品在主题、题材和品种、样式上已有了空前的发展，文化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也比过去空前扩大，但适合于广大农村读者、观众口味和欣赏习惯的文艺作品，却有萎缩之势，封建迷信活动的重新抬头，一些地方文化生活的贫乏，仍然让人触目惊心。这些都说明，先进文化建设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仍然面临大量难题，还有大量艰苦的工作要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的文化抉择要清醒，要有所坚持，要敢于面对。
照笔者的理解，先进文化不仅应具有极大的容涵性和凝聚力，还应具有极大的关照面。它应当在紧密地服务于时代使命和奋斗目标的同时，同样密切地关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和祈望。在今天，先进文化的主体和服务对象不应仅仅是理论上的广大人民群众，还应当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弱势群体。这方面的成效越多，越能体现文化的先进性。尽管我们不能凭借思想文化去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不能奉行“文化决定论”，但仅仅依靠经济的突进，而无视于社会的全面进步，无视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协调发展，将会使我们在许多问题上坐失良机。
注 释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4页。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7、865—866、848页。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709页。
[4]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1页。
[5] 《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510页。
[6]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5、697、698页。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707页。
[8] 1970年4月10日《解放军报》。
[9] 《毛泽东论文艺》1992年版，第82页。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