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初期的英美“意象主义”诗潮对中国“五四”时期新诗的孕育与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胡适和闻一多均曾置身于美国新诗运动现场并受到“意象主义”直接影响的两位代表诗人，但耐人寻味的是，两位诗人所受影响的内涵和特色却有着显著的个性差异：在诗歌语言观上，胡适强调运用日常通俗的白话，闻一多则重视磨砺精确凝炼的诗语；在诗歌意象观上，胡适关注意象的视觉感性特征，闻一多则追求意象的象征性隐喻功效；在诗歌传统观上，胡适钟情“意象主义”勇于革新的反叛精神，闻一多则偏爱“意象主义”尊崇传统的诗性情怀。
关键词：胡适；闻一多；意象主义；影响；差异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4—0150—07
西方“意象主义”诗潮最早萌发于20世纪初期的英国，不久即流入美国诗坛。1912年蒙罗（Harriet Mooe）在芝加哥创办《诗刊》（Poetry：A Magazine of Verse），并委任当时在英国的庞德（Ezra Pound）为该杂志的国外代表，不久便陆续发表了由庞德推荐的阿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和杜丽特尔（Hilda Doolittle）等早期意象派诗人的诗歌，以及弗林特（F. S. Flint）的《意象主义》（“Imagisme”）和庞德的《意象主义者的几“不”》（“A Few Don’ts”）等早期“意象主义”诗学论文，逐步汇成了“意象主义”诗潮，兴起了美国新诗运动。1914—1917年期间，庞德、罗厄尔（Amy Lowell）先后编辑出版了《意象主义者》（Des Imagistes）、《意象主义诗人》（Some Imagist Poets）等诗集，将“意象主义”诗潮逐渐推向高潮，进而推动了美国新诗运动的发展。1917年以后，虽然作为团体的意象派开始渐渐分化与星散，但在一段时间里作为个体的意象主义诗人仍有许多人坚守着自己的诗学观点并在各自的创作中努力表现出独特的个性风格。“意象主义”的“幼芽和原子”还在继续散布与扩展，客观上延续着“意象主义”诗潮的余波。1922年《诗刊》举行庆祝创刊十周年的活动，直到1930年还出版了一部《1930年意象派诗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意象主义”的影响与生命力。在“意象主义”潮涨潮落的时期，胡适和闻一多正好先后在美国留学，都曾直接置身于美国新诗运动的浪潮之中并受到了“意象主义”的启发与影响。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胡适和闻一多所受“意象主义”影响的内涵却有很大的差异，某些方面甚至截然相反。两人在中国现代诗坛上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诗学追求，进而成为白话新诗和新格律诗两种独特诗风的开创者与代表诗人。这是一道独特的诗学风景线，值得我们去深入探索与思考。本文拟将这一诗学现象置于比较文学的视域之中，从诗歌语言观、诗歌意象观、诗歌传统观三个方面具体厘析胡适和闻一多所受“意象主义”影响的不同内涵及其特色。
一、诗歌语言观：强调日常白话与重视精炼诗语
意象主义关于诗歌语言的观点，是其诗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基本原则主要有如下两个重点：一是强调运用日常会话的语言，二是重视语言的精确凝炼。胡适和闻一多虽然都受到了意象主义诗歌语言观的影响，但是他们所受影响的内涵和侧重点是不相同的。
胡适所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诗歌语言的生活化与口语化方面。从中国和西方诗歌传统语言观来看，历来都将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相区分，直到近现代以来才有人对此提出革新要求。在美国诗坛，著名诗人惠特曼开展“语言实验”，将普通人的日常口语广泛运用于诗歌创作，对后代美国诗歌产生了开拓性的影响；到了20世纪初叶，美国意象派诗人则将诗歌语言的生活化与口语化作为诗歌现代化革新运动的重要内容。意象派的后期领袖罗厄尔1915年在诗集《意象主义诗人（1915）》的序中归纳了意象派的六条共同原则，其中第1条就是“运用日常会话的语言”①，可见意象派非常重视诗歌语言的生活化与口语化。意象派的许多代表诗人如庞德、威廉斯、罗厄尔等都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营造了诗歌语言现代化的浓厚氛围。当时正在美国留学并积极思考与探索文学革命（特别是诗界革命）的胡适对此极为敏感，首先在这方面受到意象主义诗学的启发，引发了强烈的共鸣。
胡适于1910年夏获得官费留美，直至1917年夏回国参加由他引发的文学革命运动，在美留学整整7年。这段时间正是美国意象主义新诗运动兴起并逐步走向高潮的时期。特别是在1915年前后，美国意象主义新诗运动开始走向高潮，对美国诗坛的影响日益增强，而一直对文学颇有兴趣的胡适敏感地体验到了这一诗学新潮流，并受到了鼓舞与启发，与一些同学好友热烈讨论文学革命问题。1915年9月17日他曾作一首60行的长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首次提出“文学革命”的概念：“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②胡适此时已经感觉到文学新潮势不可挡，并认为这种新潮带来了文学革命的最佳契机。这里的“新潮”，实际上就是指当时美国诗坛上正在兴起的、胡适置身其中的意象主义新诗运动。胡适深知文学变革（特别是诗界革命）首先是语言和文体的解放，并于1915年9月21日提出了“作诗如作文”的诗国革命主张；1916年2月又强调作诗“不避文之文字”③的诗学观点。1916年7月6日，胡适以“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为题写了一篇日记，追记6月中下旬他与同学好友相聚绮色佳谈论文学改良时力主以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小说的情况，认为“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白话可产生第一流文学”。④这一段文字可以称为胡适正式倡导白话文学的第一个宣言。胡适首次尝试用白话写诗是在7月22日，他写了一首《答梅觐庄》，直接称之为“白话诗”⑤，并由此引发一场“白话与文言”的论争。正是在这次论争中，当时亦在美留学的梅光迪（即梅觐庄）将胡适的白话诗创作主张与西洋诗界的意象主义（Imagism）、自由诗（Free Verse）等新潮流联系起来，希望胡适“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从双方论争的书信中可以看出，此时梅光迪对这些“新潮流”“早已闻之熟矣”，而胡适对此不仅了解而且已作过探究与思考：“即如来书所称诸‘新潮流’，其中大有人在，大有物在，非门外汉所能肆口诋毁者也”⑥，甚至比梅光迪更了解美国诗坛的这些新潮流，洞悉新潮流当时遭痛绝、不通行的原因。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正是胡适明确提出并带头尝试创作白话诗的时间。这两个时间节点完全吻合并非偶然，可以看出两者具有密切的关联性，或者更明确地说，胡适是受了意象主义语言观的影响才明确提出创作白话诗的创作主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