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赋文化对毛泽东诗词创作风格的影响

时间:2023-05-27 17:48:03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摘 要:屈原所创作的屈赋文化对毛泽东诗词的创作风格有着重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艺术风格的影响,毛泽东诗词继承和发展了屈赋文化中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二是诗歌意象的影响,毛泽东诗词借鉴了屈赋文化中的诗歌意象;三是诗歌语言特色的影响,毛泽东诗词继承了屈赋文化中描绘湘楚地方风物特征的诗歌语言特色。可以说,毛泽东诗词通过对屈赋文化的继承和超越,成为20世纪中国古典诗词的高峰。

关键词:屈赋文化 毛泽东诗词 创作风格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中国南方的湘楚大地,则是浪漫主义诗歌的故乡。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我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他创作的《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25篇优秀作品,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色彩。在20世纪的中国大舞台上,又出现了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兼诗人毛泽东,他所创作的诗词,以其豪迈大气、想象浪漫、文采华美的特色,而成为20世纪中国古典诗词的高峰。屈原和毛泽东,同是湘楚文化哺育出来的两位伟大的爱国者和浪漫诗人,他们的诗作,则是湘楚文化中最璀璨的艺术篇章;他们彼此相距两千多年,却如此的相似,这种现象绝非偶然。

毛泽东一生吟诵《离骚》,推崇《楚辞》,崇敬屈原,与屈原有着相同的审美追求。以屈原为代表的屈赋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人格精神的影响,毛泽东从屈赋文化中吸取了伟大的爱国精神、不屈的奋斗精神以及不懈的探索精神。二是诗词创作风格的影响,毛泽东诗词吸收了屈赋文化中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诗歌意象、以及描绘湖南地方风物特征的诗歌语言特色,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具体论述屈赋文化对毛泽东诗词创作风格的影响。

屈赋文化对毛泽东诗词创作风格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浪漫主义艺术风格上,毛泽东诗词继承和发展了屈赋文化中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包括两大体系,一个是北方文化的理性体系,即充满理性精神的儒家文化;另一个是南方文化的浪漫体系,即充满浪漫色彩的湘楚文化,而屈赋则是湘楚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在北中国把远古传统和神话、巫术逐一理性化,把神人化,把奇异传说化为君臣父子的世间秩序。例如在儒家文化中,远古神话传说“黄帝四面”被解释为派四个大臣去“严四方”;黄帝活三百年说成是影响三百年。在被孔子删定的《诗经》中,再也看不到这种“怪力乱神”的踪迹。然而,这种踪迹却非常活泼地保存在以屈赋为代表的湘楚文化中。[1]

屈原作品《离骚》所呈现给我们的,是美人香草、百亩芝兰、芰荷芙蓉、芳泽衣裳、望舒飞廉、巫咸夕降、流沙毒水、八龙婉婉……这是一个既鲜艳又深沉的想象和情感的缤纷世界。同时在诗人的笔下,大量驱遣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山川流沙等等,构成一幅异常雄奇的完整的图画。诗人幻想他早晨离开南方的苍梧山,日落之前就到了西北的昆仑山。他还叫太阳神缓辔徐行,要趁日落之前去“上下求索”。他在太阳沐浴的咸池饮马,在太阳所经的扶桑歇息。跟随他的有月神、风神、鸾凰、雷师等一大群神物,声势十分煊赫。[2]

屈赋作品,正是以这种诡奇瑰伟的想象、夸张藻饰的辞采、活泼奔放的格调,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表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整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真正光辉的起点,成为无可比拟的典范,两千多年来,一直对后世产生着广泛的影响。

毛泽东诗词在艺术风格上师承屈赋文化,有着丰富的想象,创造了一种神奇广阔的艺术境界,体现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湘楚浪漫主义文化精神。毛泽东诗词从艺术风格上讲,有多种形式,现实主义的如《西江月·井冈山》,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如《念奴娇·昆仑》,浪漫主义的如《蝶恋花·答李淑一》,但总的来说,是以浪漫主义风格为主。在毛泽东的全部诗作中,最能代表毛诗成就的就是浪漫主义作品。毫无疑问,毛泽东诗词与屈赋同属于浪漫主义流派。[3]

毛泽东对屈原的作品非常喜爱,烂熟于心,在诗词创作中,更是借鉴了屈原作品中的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创造性地运用和发挥神话传说及其形象的社会功能。诗人发挥奇特的想象,倚天抽剑裁昆仑,“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在广大宇宙中作艺术遨游;在他的笔下,巫山神女为长江三峡出现高峡平湖而惊叹;身披红霞、手持斑竹的“帝子”,从九嶷白云飘然而下,喜看湖南一派欢腾景象。

在毛泽东公开发表的70多首诗词中,有22首运用了神话传说中的意象。最典型的如毛泽东的词作名篇《蝶恋花·答李淑一》。

在《蝶恋花·答李淑一》中,诗人采用神话式的构思,发挥浪漫主义的神奇想象力,创造出一个五彩斑斓的幻想境界:烈士忠魂升天,广寒宫里,玉树琼筵,吴刚献酒,嫦娥起舞;忽报人间“伏虎”的喜讯,顿时天上人间热泪挥洒,化作倾盆大雨。作者借诗化的神话故事来寄托自己的哀思、怀念和敬佩之情。全诗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壮丽、壮阔的景象:以万里蓝天为背景,以千朵祥云为舞台,寂寞嫦娥长袖善舞,以慰忠魂,其想象可说是浪漫不羁、豪迈无涯。这种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与屈原《离骚》中诗人幻想驾鸾凰、凤鸟乘风飞上天空,寻天帝去倾诉,在艺术境界上既有继承性,但更多的是越越性——显示出积极浪漫主义的色彩:它虽然是一首悼亡诗,但却丝毫没有一般悼亡诗那种断肠凄清、孤愁缠绵的情感,有的则是上天入地的大境界,感天动地的大精神。毛泽东赋予了这一古老神话以新的意境。

屈赋文化对毛泽东诗词创作风格的影响,还表现为毛泽东诗词借鉴了屈赋文化中的诗歌意象。毛泽东的一些诗词中的意象,或化用了屈原作品意象,或直接取自屈原诗歌,其中,《七律·答友人》尤为典型。

这首《七律·答友人》,是毛泽东诗词中最为浪漫瑰丽的一首,全诗采用浪漫主义创作手法,构思神奇,意境空灵,色彩绚丽,格调明快。读这首诗,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屈赋作品中有关远古尧帝之二女娥皇、女英寻夫洒泪成斑竹的传说。

很显然,两诗的意象有密切的联系。《七律·答友人》中的“帝子乘风下翠微”明显来自《九歌·湘夫人》中的“帝子降兮北渚”。不过“帝子”的意象,毛泽东反其意而用之:屈原笔下的帝子,“目眇眇兮愁予”,那是双目失明、愁目不展的帝子;而毛泽东笔下的帝子,则是以云为衣,乘风而下,何等的飘逸。在毛泽东的想象中,娥皇、女英的形象,远不是屈原想象中的愁苦不堪,“斑竹一枝千滴泪”之后的“红霞万朵百重衣”,使抑郁悲哀的凄绝,化作了光昌流丽的美艳。不仅如此,屈赋中帝子所看到的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满目萧瑟、悲凉之景;而毛泽东诗词中帝子所看到的,则是“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一派壮丽、欢快之景。因为,今天的“芙蓉国”,较之两千多年前的楚地,已有了天壤之别。《七律·答友人》化用屈原作品意象,描绘出一幅绚丽瑰玮的画面,塑造出清丽飘逸的艺术境界,这在毛泽东浪漫主义诗作中,堪称妙品。[4]

屈赋文化对毛泽东诗词创作风格的影响,还表现为毛泽东诗词继承了屈赋文化中较多的描绘湘楚地方风物特征的诗歌特色。

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5]。《楚辞》中屈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的湘楚地方性特征。

毛泽东诗词继承了屈赋的这一诗歌特色,对故乡湖南的地理、人文、乡土、人情都多有描述。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五古·挽易昌陶》),概括地写出了湖南美丽的自然风光;“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写出了湖南钟灵毓秀的地理人文特点;“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描绘了湖南北部的水域特色。而写于1925年的《沁园春·长沙》,更是直接描绘了长沙的山川奇秀,诗人站在橘子洲头,仰望岳麓,俯视湘江,那山上的红叶、江中的舟揖,还有长空中振翅的雄鹰、江水中自由游弋的鱼群,一切都是那么活泼流动,充满生机,这湘山潇水,正是青年毛泽东博大胸怀和活跃思想的写照。在30年以后,毛泽东重返长沙,与友人周世钊等一起登上岳麓山,不免畅怀往事,又写下了“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的诗句。赫曦台,相传这是宋代大儒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的地方。其后,毛泽东再次在《七律·答友人》中写到了湖南风物,称誉之意也非常鲜明:“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笑蓉国里尽朝晖。”四句之中,三处写到湖南故实,概括地写出了湖南的山川风光之美。那波翻浪涌的洞庭湖,那欢声动地的橘子洲,那列队如阵的芙蓉花,无不寄托着毛泽东的乡关之思;一个“梦”字,传神地表达了对故乡魂牵梦绕之情。

在毛泽东公开发表的70多首诗词中,涉及湖南的诗词就达15首之多,这些诗篇,都具有鲜明的湖南人文特色。这虽然与毛泽东的生平经历有关,但与其受屈原作品和楚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乡土意识、审美追求和艺术趣味,也有联系。

屈原和毛泽东,作为中国古代和现代两位伟大政治家和浪漫主义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和人格精神的联系,是多方面的。毛泽东一生研读屈原诗歌,崇敬屈原人格,对屈原作了许多深刻而独到的评论。他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我们就生活在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6]毛泽东的诗词创作继承了屈赋文化的人格精神和艺术传统,是这种人格精神和艺术传统在20世纪所绽开的最为璀灿的艺术之花。

注释:

[1]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121页。

[2]陆侃如,高亨,黄孝纾:《楚辞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3-46页。

[3]朱向前:《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3-306页。

[4]陈晋:《独领风骚》,北京:万卷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55-256页。

[5]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109-132页。

[6]蔡清富:《毛泽东与中国古今诗人》,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4-18页。

(廖代纯 成都 四川省林业干部学校 61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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