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视的童年

时间:2023-05-23 15:48:03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江少宾,1970年代生于安徽枞阳。散文和小说作品多见于《人民文学》《天涯》《散文》《北京文学》等刊,先后获得2007年度人民文学奖、第四届老舍散文奖以及第四届全国冰心散文奖等。主要作品有散文集《打开的疼痛》《爱着你的苦难》《无处安放的乡愁》。现居安徽合肥,供职媒体。

那一刻,我几乎瘫倒在地。天天紧闭着右眼,眼帘内外全是血,雪白的上衣胸口已经染成了红色。在母亲们七嘴八舌的议论里,我终于明白了事故的原委——他和伙伴们一起奔跑,谁知道竟然一头撞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自行车。眼镜瞬间被撞飞,紧接着,母亲们就听到了天天的哭喊,看到了天天的右眼正在流血。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大家都没有经验,一位好心的女邻居捉着一包餐巾纸,她一个劲地叮嘱着天天,不要睁眼睛!不能睁眼睛!天天显然已经吓傻了,他不停地重复着同一个问题:“阿姨,要不要缝针?”“阿姨,要不要缝针?”……阿姨无法回答他的问题,她和其他的目击者一样不能确信,被撞碎的镜片究竟有没有伤到眼睛。事实上,即便她们能够确信,也不会当面说出来,这样的确信过于残忍——那一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轻轻地搂着他,心里充满了深重的自责。作为父亲,我没有尽到监护的责任,如果我跟他一起出门,如果我记得让他摘掉眼镜,这一次意外,或许就不会发生。以往每一次出门,我都会叮嘱他摘掉眼镜,我既担心孩子们的莽撞,也心痛着他的小鼻梁——戴眼镜才两个月,他的鼻梁两侧就有了两条浅浅的洼沟,为此他经常顶着镜框,来来回回地抚摸自己的小鼻梁。他只有七岁,可他的生命已经有了另一种体验,他眼里的世界是清晰的,也是模糊的;是单向的,也是重叠的——虽然他并不明白,这样的体验究竟意味着什么。

不守规矩地变道,风驰电掣地超车,我们第一时间赶到了最近的医院。常规的医疗服务已经结束了,急诊室里坐着一位年轻的医生,他平静地拿出一支修长的“手电筒”,平静地吩咐天天睁开眼睛。受伤以来,天天第一次睁开自己的右眼。在“手电筒”笔直的光柱里,天天充血的右眼像一只鲜红的小灯笼。捂住左眼,医生一面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视力表,一面吩咐着天天,开口朝哪边?上。这个朝哪边?右……我和妻子都屏住了呼吸,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那一刻焦灼的等待,仿佛长过了一生。检查结束了,谢天谢地!医生说,没有伤到眼睛,也没有影响视力,但眼皮上面的伤口需要缝针。虽然“缝针”是天天所能想到的最坏的结果,但这个结果却让我们嘘出一口长气!这个上天眷顾的孩子,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离最坏的结果只差了一寸。正是这不可思议的一寸,改写了无数人的命运。

最终,天天右眼上的两处伤口总共缝了七针。时间已经很晚了,天天听话地躺在手术台上,在我们的鼓励里慢慢地归于平静。护士小心翼翼地穿针引线,每拉一次线头,伤口上就渗出一缕鲜血,为此她不得不几次停下手中的针线,擦拭干净后重新开始。我不忍直视这血淋淋的画面,那么鲜艳的血,伤口下面隐约可见外翻的肌肉。妻子握着他的手,泫然落泪。这个顽皮的孩子已经缝过三次针,尽管每一次都有惊无险,但缝针已经成了他最恐惧的医疗记忆。第一次缝针的时候,天天只有五岁,医生抱着他径直走进了手术室,他哭喊着,但手术室的门已经关严了,我们被粗暴地拦在外面。那半个小时比一年更长,我焦虑地徘徊,抽烟,计算着已经过去了多少时间……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医生抱着他,伤口外面敷着一小块雪白的纱布。他整个人都是木的,傻的,看到我们,嘴角委屈地一撇,想哭,却没有哭出来。我受难的孩子,我紧紧地抱着他,他的整个身体都是委屈的。那孤单而恐惧的半个小时,他一定认为爸爸妈妈已经抛弃了他,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在一群完全陌生的白大褂中间,他的怀疑、恐惧和无助,我无法想象。我也从来没有追问过他的感受,如果那是一小块心灵的伤疤,我也不愿意再揭开他的伤口。我只是反复地告诉他,在成长的岁月里,总有一些经历是要自己单独去面对的,这是成长的代价,也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可是,这种流血的代价,真是成长必须要付出的吗?我忽然想抽一支烟,但奔下楼的时候,我什么也没有带,手机和香烟都丢在了书房里。走廊的长椅上恰好坐着一个抽烟的年轻人,我二话没说就朝他走了过去。他犹豫了一下,但没有拒绝。劣质的烟草味瞬间冲上我的喉咙,在片刻的眩晕之后,我坚持着抽完了那支烟。香烟,缓慢的毒,虚无的毒,让我缓慢而虚无地回到了现实。

重新回到手术室的时候,天天已经坐了起来,摸着蒙在右眼上的白纱布。看到我他忽然笑了,“老爸,你怎么变小了呢?”我愣了片刻,心头猛然一酸。我的孩子,他过于健忘,也很容易享受发现的快乐。

许多个日子之后,每一次面对天天复原的眼睛和渐渐愈合的伤疤,我依旧觉得不可思议: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眷顾,让天天躲过了这一劫?这让我相信,冥冥之中,确实有一个神奇的魔法师,它是人无法预见,也是人力无法控制的。就在天天出事前一天,久居合肥的父亲回到了母亲的乡下。我给父亲打电话的时候,父亲正在母亲的坟头烧纸。我并没有提到天天受伤的事,没有人和父亲说到天天的事,但回到乡下的父亲始终坐立不安,他于是爬上巢山陪母亲说了一会话。父亲的预感不幸应验了。母亲过世那年,天天只有三岁,他已经不记得天堂里的奶奶,但我相信,天堂里的奶奶还记得他——然而,究竟是什么,给了父亲这样的预感?是血缘上的隐秘联系,还是魔法师施予的心理暗示呢?

唐春风,我的小学同学,四年级那年放暑假的时候,春风和伙伴们一起下河游泳,一根顺水而下的竹竿不偏不倚地戳进了他的眼睛。娘老子赶到河边的时候,春风差不多已经昏死了过去,一小片竹篾还戳在他的眼睛里,另外一根较大的竹篾被一个胆大的伙伴硬生生地拔了出来。这个大胆而莽撞的伙伴后来成了春风家的仇人,他虽是好心却办下了坏事,如果不是他的莽撞之举,春风的眼睛或许还能够保住,至少眼球不需要摘除。春风的娘哭得死去活来,春风的老子咒遍了人家的十八代祖宗,但回天无力,木已成舟。暑假结束之后,重新回到学校的春风几乎换了一个人,他一个人上学,一个人放学,独来独往,郁郁寡欢。小学毕业之后,春风就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他是当年的巢山小学唯一一个考取了初中却选择辍学的学生。如今,三十年过去,我一直没有再见过唐春风,当年的小学同学,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状况——许多同学已经忘记了“唐春风”这个人,这个人留给大家的唯一记忆,只剩下一个标志性的绰号,“独眼龙”。

身体上的残缺其实只是一种表象,最终作用于人的,其实都是心灵上的创伤。隐匿的春风让我相信,是那只失明的眼睛,改写了他的人生和命运。

我同样相信,许多孩子的命运都被无情地改写了。那个小女孩还不到三岁,照片上的她穿着一身喜气的红肚兜,梳着两条可爱的朝天辫。母亲出门买菜的时候,刚好烧了一瓶热水,而那只新买的热水瓶偏偏有着一副颜色鲜艳的外壳。热水瓶被好奇的小女孩推倒在饭桌上,瓶胆瞬间炸开,刚刚烧好的一瓶热水哗啦啦地,从头到脚浇向仰头张望的小女孩!现场太过惨烈,小女孩的全身布满了鸡蛋大的水疱,除了半只左手和大半个后脑勺,小女孩已经体无完肤。等母亲买完菜、聊完天、跳过广场舞、裹着一身臭汗走回家的时候,小女孩还卧在那汪滚烫的热水里,她已经奄奄一息,只叫了一声“妈妈”就昏了过去。

小女孩在“鬼门关”里挣扎了七天,在医护人员几乎就要放弃的时候,社会各界的爱心救助终于感动了上天。她虽然侥幸保住了一条命,但她今后的生活已非人间。同室的小病友不敢目睹她狰狞的面孔,他宁愿睡到走廊上,也不愿意“做噩梦”……对于这个小女孩和她的家庭来说,今后需要面对的困难实在太多,巨额的后续治疗费还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困难还在于,即便能解决所有的医疗费用,医学也无法复原一个正常的人。我相信,这一次惨烈的意外事故和漫长的康复治疗,必将给小女孩留下终生难忘的心理阴影。她或许会因此而无缘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校门。也或许会因此足不出户,像唐春风一样,抱持着强烈的自卑,主动成为一个多余的人。托尔斯泰说,一个作家写来写去,最后都会回到童年。我相信这句话,并且顽固地相信,童年的阴影,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悔恨的母亲整日以泪洗面,然而悔恨已经无济于事,有一些疏忽注定无法补救,正如那些瞬间发生的悲剧。

全球儿童安全组织的调查显示,意外伤害已经成为我国一至十四岁儿童的首要死因,每年都有五万名儿童死于各种非故意或意外伤害,那些在非故意或意外伤害中幸存下来的孩子,往往也会导致终生残疾。2012年公布的《世界预防儿童伤害报告》分析认为,儿童受伤死亡的五大原因分别是:

1.车祸。全球每年有二十六万名儿童死于车祸,大约一千万名儿童受伤。车祸是十至十六岁孩子主要的死亡或致残原因。

2.溺水。全球每年都三百万名儿童溺水,其中超过十七万名儿童会不幸溺亡。由于一些幸存者脑部损伤,非致命性溺水对于终身健康和经济造成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伤害类别。

3.烧伤或灼伤。全球每年超过九万名儿童因被烧伤或灼伤而死亡,这一比例在中、低等收入的国家中会更大。

4.摔落。全球每年有将近五名万儿童意外摔死,数十万计儿童因摔伤致残。

5.中毒。全球每年有将近五万名儿童死于各种意外中毒事故,数十万计儿童因中毒致残。

我们也曾悔恨过。作为父母,我们其实也是不称职的,只有一个孩子,却让他伤痕累累,而且没有把他的眼睛保护好。在转型期的中国,我们这一代人成了尴尬的“夹心层”,一面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一面又寄希望于孩子能够成龙成凤,最好还能出国深造,将来谋求一份体面的工作。

从幼儿园中班开始,我们就给天天报了几个兴趣班,先是蒙式数学,接着是少儿英语和少儿主持,再然后是硬笔书法和中国象棋。这些还只是幼儿园之外的“兴趣”,在幼儿园里,天天每周还有两堂绘画课。“拔苗助长”的典故我们当然都烂熟于心,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们只能选择妥协和让步。兴趣班每一次报名,少年宫的门口都排成了长龙。由于名额有限,一个兴趣班通常只招收四十名学生,先到先得,排在四十位之后的,家长如果愿意,名额也可以保留到下一个学年。但心急的家长们却不愿意再等,在他们看来,孩子一旦到了该学习的年龄,半个学期也不能耽误。为了争取到有限的名额,一些心急的家长凌晨就开始占位,他们(多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带着小板凳,坐在少年宫的门口,等着少年宫开门。我们给天天报少儿英语那年甚至发生了一次流血冲突事件。队伍中的一位家长上了一趟时间较长的厕所,重新归队的时候遭到了一些家长的强烈拒绝,他们都揣着明白装糊涂,少了一个排队的人,就等于多出了一个宝贵的名额。那位上厕所的家长当然不会接受这种强盗逻辑,交涉无果之后,他只好大飙“国骂”,言辞之恶毒令一些女家长也加入了反对的行列。场面很快就失控了,少年宫不得不宣布取消所有人的报名资格,而这时候,那位叫骂的家长已经受伤倒地,脸上都是血。

没有人报警,没有人抱怨。这场闹剧式的中国式报名,成了那一年夏天,这座中部城市的热点事件。

第一次给天天报兴趣班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在犹豫,一个五岁的孩子,就需要进入竞争的状态,积累资本拼未来、拼人生了吗?但班上半数以上的孩子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兴趣”,他们有的在学习舞蹈,有的在学习绘画,还有的孩子甚至开始学习钢琴、音乐和看图作文。懵懂的天天还没有自己的“兴趣”,他甚至不能完成老师布置的儿歌、唐诗和故事,在其他的小朋友已经开始奔跑的时候,天天实际上还没有开窍。一位熟悉的女邻居终于看不下去了,她的女儿和天天同龄,但这个五岁的孩子已经学了一年的舞蹈和绘画,并且已经获得过好几张奖状。玩也就玩掉了,她说,大家都在学,你不学,你就会比别的孩子差。天天依旧不明所以,他向我们不依不饶地追问着同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差?”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回答,即便我们回答了,一个五岁的孩子也不会明白。其实,在邻居上门动员之后,我们就开始动摇了——作为父母,我们究竟是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还是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我们纠结了大半个学期,直到顽劣的天天被班主任一而再再而三地留下来,三天一小训,五天一大批。在我们的纵容下,天天始终没有真正进入学习的状态,他完成不了老师布置的课堂课业,也不能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安静而专心地倾听老师的讲解。班主任既无法容忍天天的顽劣,也无法容忍他“一点也不像一个学生”。班主任对我们的批评几乎是毁灭性的,她不仅严重挫伤了我们的自尊,也严重动摇了我们的教育理念。无奈之下,我们最终也未能免俗,让一个五岁的孩子加入了起跑的行列,并且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和所有的家长一样,在盲从心理的驱使下,我们自作主张地选择了几个兴趣班,每一个兴趣班一年的学费都在一千元以上。既然投入了我们就希望能有所回报,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天天的童年提前结束了——他不得不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课外作业,也不得不去上一周两次的兴趣班,为此他不得不牺牲一天的休息时间。

一开始,天天对于兴趣班还很有兴趣。出发点决定了教学方式。和幼儿园功利化的教学方式比起来,兴趣班里的教学方式显得更灵活一些,这些体制外的老师差不多都能做到寓教于乐,也愿意给予孩子更多的赞美与鼓励。在兴趣班上,天天很快就成了老师们最喜欢的孩子之一,他懵懂而单纯,还保留着一个男童活泼、好动的天性。出发点还决定了管理方式。对于天天的顽劣,这些游离于体制之外、良知尚未完全泯灭的老师也愿意法外施恩。她们是清一色的青年女性,大多数尚未结婚。在她们看来,天天的行为习惯,完全符合一个正常发育的五岁的男童。她们愿意放慢自己的教学节奏,停下来等一等天天,而不是一味地训斥,像幼儿园里的老师们一样,无情地棒杀孩子的自尊心,并且在一次又一次的棒杀里,悄然扼杀孩子的天性。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兴趣班的教学和管理方式让我相信,有一些学生家长,也并不完全都是盲从。

天天的第一次“叛逆”是从接触电子游戏开始的。那时候他还在幼儿园读大班,忽然就迷上了电子游戏,先是“植物大战僵尸”,然后是“愤怒的小鸟”。这两款游戏几乎每个孩子都会玩,朋友们聚会,让孩子聊得热火朝天的,笑得前仰后合的,不是“植物大战僵尸”就是“愤怒的小鸟”,不是“愤怒的小鸟”就是“植物大战僵尸”。科技的发展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在惠及我们这一代人的同时,也在戕害着我们的下一代。和兴趣盎然的兴趣班比起来,电子游戏很快就释放出一个孩子难以抗拒的魔力,天天对于电子游戏的痴迷虽然出乎我们的意料,但我们也并未完全阻止。在提前起跑的这段日子里,天天消瘦得非常明显,他的辛苦与负累,也让我们不忍继续举起鞭子。正是我们的摇摆不定助长了天天的恶习,他的作业开始拖拉,上课不用心听讲。更要命的是,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他居然学会了自己接通网络,自己下载“愤怒的小鸟”“植物大战僵尸”。过于溺爱天天的外婆并不明白其中的利害,她甚至帮着天天隐瞒,以至于天天终于有恃无恐,玩电子游戏几乎成了每天放学之后的第一堂必修课。

今天想来,孩子都是无辜的。如果我们不违背规律,而是遵从孩子的天性;如果我们能有更多的时间陪孩子一起疯狂,陪孩子一起聊天,陪孩子一起欣赏美妙的大自然,或许孩子就能够远离电子游戏,就能够正常而快乐地成长。在长久的观察里我惊讶地发现,孩子潜心于电子游戏的时候都是快乐的,而这种单纯的快乐,很难出现在一个学童的身上。一知半解的背诵,枯燥的计算,机械的标准答案,孩子们从中发现不了一丝快乐。

有一次语文小考(一个月一次。功利化的教学方式,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了),老师出了这样一道题:将下面的五组词“天上”“飞”“小鸟”“快乐地”“在”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天天组成的句子是:“天上小鸟在快乐地飞”,老师给了天天零分,因为标准答案是:“小鸟在天上快乐地飞”。天天不明白“天上小鸟在快乐地飞”为什么是错的,也不太明白那个标准答案究竟“标准”在哪里。老师没有解释,我也无法解释,我只能说,你没有错,只是老师的标准答案更加准确。类似的“标准答案”几乎层出不穷,它在让我难以自圆其说的同时,也渐渐扼杀了天天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样的训练是乏味而枯燥的,它的唯一意义,就在于能通过这样的训练,将孩子们锻造成考试的机器。因此,当电子游戏猛然击中他们的时候,所有的兴趣都消失了,“网瘾”取而代之,习惯于贴标签的知识分子还由此衍生出一个不负责任的新名词:“网瘾少年”。——那些被贴上各种标签的孩子从此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他们沦陷在一个被抛弃的精神境地里,不仅自弃于父母,同时也自弃于学校和社会。

没有人真正追究过问题的根源,父母和学校一味追究的,仅仅是孩子的精神面貌和心理问题。那些声称能够帮助孩子戒除网瘾的学校基本上都设置了一个又一个骗局,他们不仅撒下了一个个弥天大谎,而且还施行着各种极不人道的“治疗”方式。面对父母的抛弃和学校的“治疗”,那些所谓的网瘾少年从此万劫不复,他们唯一的出路,只能是自暴自弃。

没有人详细统计过中国网瘾少年的具体数量,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无法统计的庞大数字。令我无法理解、事实本身也难以自圆其说的是:如果“网瘾”确实是一种心理疾病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存在“网瘾中年”和“网瘾老年”这两个群体?又何以会没有一个中年人和老年人主动求医?相比于中年人和老年人,孩子的自控力和意志力本身就要欠缺一些,这种正常的心理欠缺何以竟会成为一种病根呢?说到底,孩子们没有病,是社会病了,孩子们只是不幸染上了这种极富传染性的可怕的“社会病”。

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使。然而,现在的“天使”已经失去了飞翔的翅膀,他们被豢养在笼子里,想要飞得更高,却身不由己。

幼儿园毕业的时候,天天拿回了一张体检表,视力这一栏的检查结果让我惊诧不已。左眼裸视:0.8,右眼裸视:1.0,这和我现在的视力相差无几。可他只有七岁啊!担心之余,我们几乎一刻也没有耽误。第一家医院的视力检查结果是一样的,第二家医院有一些细微的差异,但两家医院给出的诊断结果都是一样的:近视,要尽早配眼镜,否则度数还会加深……不是假性近视吧?医生摇了摇头,早就该配眼镜了!七岁,配眼镜?这个结果让我万箭穿心。

只能如此。也只好如此。但天天就是不答应,这个七岁的孩子已经有了羞耻之心,他怕小伙伴会笑话他的眼镜,他已经知道,自己将是小伙伴中间第一个戴眼镜的人。我们轮流劝说,反复动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还是子江哥哥的一个电话,打消了他的顾虑心理。

子江,我的外甥,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戴上了眼镜,也是我们这个家族第一个戴眼镜的下一代人。由于年龄最为接近,天天也愿意服从于子江哥哥的任何“命令”。我歪着脑袋,佯装并不在听,放下电话之后,天天居然就答应了,我一半是释然一半是揪心。我的孩子,成了一个戴眼镜的一年级小学生。令我欣慰的是,从戴上眼镜的那一天起,天天再没有玩过一次电子游戏,即使我们的手机就放在他的书桌上,他也没有触碰过一次。偶尔,亲友间聚会,孩子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天天也会歪过头去看,但片刻之后,就再次坐回到原来的姿势。那么深的“网瘾”,他说戒就戒了,甚至也不再要求看电视——他不仅记住了唯一的一次医嘱,而且非常自觉地严格遵守——这让我相信,爱是最好的治疗,没有一个孩子,不可以拯救。

然而,戴眼镜的天天从此也失去了更多的快乐和自由。频繁发生的儿童伤害事件让我们不得不一再叮嘱他,下课不能疯跑,体育课不能疯跑,更不能和小朋友一起打打闹闹。尤其是眼睛受伤之后,我们不得不严格限制他的娱乐活动,爬树,不允许;滑滑梯,不允许;淘气堡,不允许……休息日,我们除了带他外出“放风”,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陪他打羽毛球。弧线飞行的羽毛球有助于提高人的视力,同时也有助于缓解视觉疲劳。他尽管并不满足于这一项单调的娱乐活动,却也愿意积极配合。他幼小的心灵已经有了这样的直观感受,父母陪在身侧,是一个孩子能够享受的最大的快乐。

他真的快乐吗?我其实并不能完全确信。至少有一些时刻,他是不快乐的——当其他的孩子蹦蹦跳跳的时候,当其他的孩子玩淘气堡的时候,当其他的孩子爬到高高的树梢而他只能远观的时候,我确信他是不快乐的。因为过早地戴上了眼镜,我们剥夺了他的这些权利,并且以爱的名义,限制了他的部分自由。我们虽然不忍,却又无法可想,这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他的度数继续加深,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将会越来越大。

在眼科候诊室,我们遇到了一个四岁的小女孩,戴着眼镜,等着例行复查。令我惊讶的是,她已经四百多度了,走路有些踉跄。为此她经常摔跤,一年四季,胳膊和大腿都是青的。这还不是年纪最小的近视患者,连坐诊的女医生都摇头叹息,她说,这一代孩子都已经这样了,再下一代孩子呢?哎,真是没有办法!她的叹息包含着深深的自责,作为眼科医生,她自己的孩子居然也未能幸免,而且度数还在持续增长。闲聊中她告诉我这样一组数据:小学近视率百分之四十八,初中近视率百分之六十八,高中则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中国的近视患者已经超过三亿人,青少年的近视发病率更是高居世界第二,而且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低龄化倾向。这个触目惊心的数据让我久久无法平静——在GDP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一群近视的孩子,还能够托起“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

这让我想到自己的童年,乡下的童年。在我的老家,大人们从未将我们看成是孩子,尽管也只有七八岁,但父母都下地了,饿了我们只好自己做饭,渴了我们只好自己倒水,以至于今天,我不仅会烧菜,还能无师自通地烧出一些新花样。我们这一代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很少有什么技艺是大人教会的,大人们直接将你丢进实践,而所谓的技艺都是从实践中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我的童年,农忙的时候不仅要自己做饭,还得帮家里放牛,打猪草,车水,割稻……第一次割稻,我直接割掉了左手小拇指上的一小块肉。一直到今天,我的左手小拇指上还有一块丑陋的伤疤,那被锋利的镰刀割豁掉的半边,再也没有饱满过。而在当时,二哥只是简单地帮我包扎了一下,然后就让我继续割稻。割割就不痛了,二哥说,不杀一只“小公鸡”,哪里学得会割稻!于是我只好继续割,割割果然就不痛了,我果然也就此掌握了割稻的全部技巧。车水也同样如此。一开始我总是车不转,吃力不讨好,车车也就车转了,车车也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发力,什么时候该松一松手……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成长经历,大人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等你慢慢长大,而是直接将你抛进大人的世界。尽管有些经历属于情势所迫,也并非都是好事,但这样的历练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确实大有帮助。它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粒粒皆辛苦”,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优裕的生活需要自己努力去创造。

日本学者柄谷行一在比较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后认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儿童,儿童,是近代才被“发现”或“发明”的一种新生事物。作为一种特殊的生物,儿童的世界也与成人的世界完全隔绝。既然是特殊生物,当然就能享受一些“特权”,比如衣服要穿名牌的,学校要上最好的,吃饭喝水是要大人服侍好的。由于这种生物在成长过程中已经习惯于享受各种“特权”,等他们十八岁之后进入社会,他们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不难想见了。柄谷行一的研究成果在这一代孩子的身上得到了极其充分的验证。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只是后果之一,更可怕的后果可能还在于,在近乎病态的竞争中,这一代孩子已经完全温室化和功利化了,再贫寒的家庭也会砸锅卖铁,让孩子上名目繁多的兴趣班(他们说这叫“技多不压身”),不计成本地购买学区房(一举两得。孩子既能上一所好学校,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投资),考托福,考雅思……

大家都在你追我赶。没有人愿意慢下来,更没有人愿意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已经奔跑了这么久,可是,我们究竟为什么而奔跑呢?

写作此文的时候,天天的暑假作业刚刚完成了一半。由于眼睛受伤,天天请了两周的病假,重新回到学校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期末考试。结果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天天期末考试的成绩很不理想,而期末考试成绩的好与坏,直接决定着暑假作业的数量。考了满分的学生没有硬性规定的暑假作业,九十分以上的暑假作业也比较少,九十分以下的学生,暑假作业的数量相当大。九十分成了一把势利的尺子,粗暴地丈量着每一位学生。除了英语,天天的语文和数学都发挥失常,在九十分这把尺子的丈量下,这一个学年,天天只能算是一名中等生。成者王,败者寇,老师们不会考量与考试无关的其他因素。讨通知单、领暑假作业的时候,不少家长都很愤懑,但没有一个家长敢于质疑学校的做法,更没有一个家长敢于带头站起来,公开表达自己的愤怒。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家长们其实都明白,愤怒无济于事,自己的愤怒,最终也只能影响到孩子。

好在天天并不十分在意。这个马马虎虎的孩子,从来没有真正在意过自己的学习成绩,他基本上遵从于自己的内心,偏爱着英语并且相当自信。这也是他唯一坚持学下来的兴趣班,其他的“兴趣”基本上已经丢掉了,包括先后报名参加过的少儿主持、中国象棋、硬笔书法和蒙式数学。半途而废当然不是一种良好的学习习惯,但我从来没有因此而指责过他。在学业上,他是自己的,也是自由的,我唯一要求他必须做到的,是诚实、善良,有本然的爱心和恒久的理想。我知道,这个要求并不能算低,我在监护他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勉励自己。

人进中年,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人生是一次长跑,那些从起跑线就开始冲刺的人,未必就一定能笑到最后。作为父亲,我有责任把天天领上人生的跑道,也愿意陪着他一起慢跑。是的,慢跑,慢慢地跑。路上都是风景,我愿意陪着天天,慢慢跑进自己的老年,慢慢地等着我的孩子,看他在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孩子,爸爸陪你一起慢跑,爸爸和你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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