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壮丽的公安保卫史，英雄辈出，灿若群星。多少年来，读者渴望着作家们以他们的如椽之笔，为之写史立传，艺术地再现英雄们的丰功伟业和精神风貌，用以激励今人，垂范后世。
公安作家修来荣同志，积六年之功，足迹遍20余省市，走访近200位革命前辈，录集百万余字资料，终于完成公安题材文学的一部力作——《陈龙传》，弥补了传记文学领域的一大缺憾。我为这部煌煌大著的问世感到欣慰，我更为我国公安战线有过这样一位勇敢的开拓者、卓越的领导者和传奇式英雄人物而感到自豪！
(一)
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总是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和丰富的形象联想。此刻，我读《陈龙传》的心境正是这样。抗日烽火中转战白山黑水间的陈龙，使人联想到苏联卫国战争中奋战乌拉尔山脉的夏伯阳；运筹帷幄、指挥侦查破案屡建奇功的陈龙，使人联想到楚汉战争中足智多谋、善于用间的李佐东；而深入虎穴、保卫毛主席赴重庆谈判的陈龙，又自然使人联想到万马军中“浑身是胆”的赵子龙……然而，说到陈龙的最动人处，也是作品的最成功处，我得说，还是陈龙在党内两条战线斗争中，特别是在反对“左”倾错误中所表现的无私无畏，大智大勇。作品在这方面的描写几乎贯注全篇，与传主人物共始终。每读至此，我都禁不住掩卷沉思。
诚然，战场上的陈龙如同无数革命英烈一样，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令人敬仰。但是，在反对党内“左”的和右的(尤其是“左”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要做到“仁者之勇，雷霆不移”，就不那么容易了。这里的情形要艰难、复杂得多。回顾党的历史，我党早期一些革命骨干与精英不曾牺性于敌人的屠刀之前，却惨死在“左”倾路线制造的冤案和刑讯之下，瞻念及此，足令志士仁人心寒意冷，将反“左”斗争视为畏途而却步不前。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彻底唯物主义者的陈龙，在党内斗争中也不愧是无所畏惧的大勇者。作品告诉我们，当延安整风审干衍变为“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闹剧，在那时时“警惕着把敌人引为同志，却很少警惕把同志引为敌人”的政治氛围之中，身为中央社会部治安科长、肩负锄奸保卫重任的陈龙，尽管夙兴夜寐地保持着对日、蒋特务奸细的警惕，仍然对运动的过火斗争、刑讯逼供、制造大批冤假错案，率直地从表示不解、提出质疑到拍案而起，说：“我就不相信投奔延安来的青年有那么多反革命！”对于康生，这个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炙手可热的中央社会部部长，自己的顶头上司，“抢救”闹剧的总导演，陈龙也敢于说“不”！称康生“这个人太没准头，这样搞出来的反革命有真的吗？”出于一个革命者的良知、义愤和忠诚，他不仅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结果和建议报经中央，对反革命嫌疑分子进行甄别清理，还竟然在动员坦白大会上喝退了因年幼盲目从众而争着上台“坦白”的小青年；在枣园后沟质问因被逼乱供“红旗党”造成严重后果的张克勤：“你胡说了些什么！”直到抗战胜利，陈龙还在奉命率队进军东北的长途跋涉中，对随队前往并经受了严峻考验的大批“无结论”干部，给予应有的信任和使用，甚至为解决他们中有些人的入党问题而奔走呼号，进京以后还关心着张克勤的工作和恢复党籍问题。这些“无结论”干部不少人一直战斗在公安战线上，做了出色的工作，成为党的公安事业的中坚和骨干，实现了毛泽东在延安为他们送行时所作的预言：“让他们到前线去做他们的结论吧！”
(二)
陈龙在反对党内“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之所以善于同时两面作战，尤其是在反“左”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超人之勇，非凡之勇，决非偶然。不错，踏上人生和革命征途之后，生龙活虎般的陈龙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甚至“脾气火爆”的，这使他在为之献身的事业中，具有义无返顾、一往无前之勇；但陈龙又是勤学好问、慎思明辨的，他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无数大勇者用鲜血和牺牲换来的经验进行理性思考，这就赋予他的“勇”以“智”的内含，集大勇大智于一身。对此，作品也为我们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答案。
早在30年代初，当陈龙从一个爱国爱乡的旧式军人投身于革命队伍之日，正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为害之时。这使陈龙在经受战火考验的同时，也经受着党内斗争的锤炼。王明错误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使远在东北吉东地区陈龙所在的这支抗联游击队伍也不能幸免，他和他的战友们收编“山林队”、瓦解敌伪军等等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斗争口号和行动，都被上级派来的“首长”视为“右倾”，动辄得咎，横加指责，与之据理力争的陈龙竟被无端缴械，关了禁闭，险遭杀身之祸。一个所谓反“民生团”事件，使数以百计无辜的革命者罹难受害。陈龙在茫然困惑中，是抗联创建人之一、共产党人周保中将军为之“点拨”使他懂得了“什么是党内斗争”并准备经受这种斗争的严重考验；赴苏求学期间，在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陈潭秋同志关怀、指导下，陈龙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感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诸多新生事物的同时，亲历了苏联肃反的错误及其严重后果(连他的入党介绍人、热爱苏联的王润成也被当成“反苏分子”投入劳改营)；特别是后来随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与领袖共忧患的时刻，陈龙有幸就东北抗日联军失利的原因和教训，向毛泽东切磋求教，于诸般主客观复杂因素中，明确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不能低估”。无疑，思想理论上的提高和清醒，使陈龙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和坚定，成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反对错误倾向的无畏战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让抗联失败，苏联肃反之类悲剧再演！”就是陈龙敢于抵制和反对“抢救”运动以及其它形形色色“左”倾错误的真谛之所在。
仍以“抢救”运动中“红旗党”事件为例，康生对逼供诱供所得张克勤的“坦白书”如获至宝，到处部署抓“红旗党”，搞得“红旗党”帽子满天飞，河南、甘肃、四川、贵州等省的地下组织和党的负责人，以及来自那里的延安革命青年，都成了被怀疑的审查对象，造成极大的混乱和破坏。当此之时，陈龙坦诚冷静地剖析抓“红旗党”的无稽与荒谬，对一些同志指出：“坦白书”是先逼供后诱供的产物，不可信；国民党在国统区搞防共、限共、溶共，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案可查，有目共睹；说国民党到处搞“红旗党”，是对自己力量缺乏信心和缺乏常识的表现。这鞭辟入理的理性分析和真知灼见，敢言他人之未言，敢道他人之未道，在当时不失为难得的空谷足音，对许多头脑发热的人有如一付清心醒脑的良药。果然，陈龙(还有其他一些有识之士)的意见和建议很快被党中央所采纳，陈龙旋即积极投入“红旗党”的甄别工作，为一大批蒙冤的同志平了反。
(三)
大智来自大勇，由大勇升华为大智，复由大智大勇而成就大事业，这似乎是作品启示我们的一条规律。陈龙就是这样一位以惊人之勇创出了惊人之业的大智者。
自1945年初冬开始，陈龙在东北战区的哈尔滨，继而又在沈阳，以开拓者和先行者的雄姿，从事大城市公安工作的开创，可以说是他一生伟业大放光彩的时期。作为公安保卫战线一名优秀的指挥员，他不但精于运筹擘划，出奇制胜，而且如同在战场一样身先士卒，甘冒锋镝，奋战在第一线。他用“偷安旦夕、遗恨百年”，只争朝夕的精神警策部属，不给残蒋的暗藏之敌以喘息之机(这一点就比因未能及时肃反而招致覆灭的“巴黎公社”先贤们来得高明)，连破国民党特务和反动会道门阴谋暴动大案，荣获中央的嘉奖电，东北局负责同志也因其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东北战场的胜利和解放区的巩固所作的特殊贡献，而誉之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
不特此也。此时的陈龙一仍其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坚持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善于从群众中汲取智慧，不断探索和掌握斗争的规律，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并逐步形成一套适合客观情况、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公安工作的方针、政策，在接管改造旧警、荡涤污泥浊水、改造社会风气以及内保、户藉、交通、消防、特行、治安管理等方面卓有建树，开创了新中国城市公安工作的先河。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在隐蔽斗争方面，他在总结我党政治保卫工作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合隐蔽斗争规律的指导思想和一整套方针、政策、制度、措施和方法，取得了隐蔽战线上的巨大胜利，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单是新中国侦查情报工作的内线方针的确定，就有着陈龙的重大贡献。联想到由此而来的巨大风险，以及因使用内线，尤其是来自敌方力量而被加以“特务”、“内奸”、“反革命”罪名，冤狱达20多年的“潘扬”案件，倘无彻底唯物主义的大智大勇，孰能如斯？！
“斯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领导全国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但是，正如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南巡谈话中所指出的，在前进的道路上，仍然“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还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小平同志三年多前的告诫，今天听来仍然使人倍感英明。惟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然需要像陈龙同志那样，保持清醒的头脑，发扬唯物主义的大无畏精神，善于同时两面作战：既要毫不动摇地反对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图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排除右的干扰；更要坚持不懈地防止和克服“左”的干扰和影响，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前进。
鲁迅先生在一篇题为《经验》的杂文中说过这样的话：“经验的所得的结果无论好坏，都要很大的牺牲，虽是小事，也免不掉要付出惊人的代价……”“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今天公安战线的读者和公安战线以外的广大读者，要从前人奋斗牺牲所得的经验中获取教益，请认真一读《陈龙传》。
〔责任编辑：易孟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