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公民利用网络平台表达意见、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意识逐渐加强，随之而来网络涉警舆情及舆情危机也越来越多。为有效防控和化解舆情危机，湖南长沙市公安机关陆续采取了建立公安门户网站、增强网络信息发布、严密网上监控、强化涉警舆情预警机制等措施，但仍不尽人意。因此，今后应进一步健全网络舆情应对机制、创新管理模式，通过营造警、媒友好关系，来确保网络舆情应对处置工作的效果。
关键词 网络 涉警舆情 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7-135-03
随着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迅速普及，公民利用网络平台表达自己想法，维护切身利益的意识逐渐增强，作为代表国家行使治安行政管理的职能部门，公安机关的日常警务活动在网络中的关注也越来越度，特别是其中的涉警负面舆情，随时都可能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及时、妥善地做好网络语境下的涉警舆情应对处置工作己客观地摆在各级公安机关面前。为此，笔者基于对湖南省省会城市长沙近年来网络涉警舆情应对情况的调查，就网络语境下涉警舆情的应对工作进行探讨，力图以管窥豹，对其他公安机关目前网络涉警舆情工作有所裨益。
一、网络涉警舆情现状分析
（一）数量逐年增多，在湖南全省网络涉警舆情中占比大
从湖南省内的整体情况看，20011年至2013年，全省发生的网络涉警舆情事件数量分别为100起、112起、127起，明显呈现出逐年增长态势。从长沙局部情况看，作为湖南省的省会城市，该市所发生的网络涉警舆情数量的占比相对该省其他地区要高，在2011年到2013年这3年中，该市网络涉警舆情数量分别为10起、16起和20起，在湖南全省占比分别为10%、14.3%和15.7%，与湖南整体情况一样呈现出数量逐年增多趋势。
（二）公安类微信微博正逐渐成为关注重点
由于扁平化的网络社会里微博、微信等新型社交网络平台正逐渐成为信息传播，所以，长沙市公安机关的微博微信关注度同样逐步提高。例如，截止2013年12月14日，长沙市公安局 “长沙警事”粉丝数579304个，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新浪微博上注册的“长沙交警” 粉丝数65135个。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全民微博时代，公安类微博等正逐步成为人们日常关注的重点。而且，通过对微信微博关注内容的分析发现，涉及公安机关日常治安管理、道路交通管理等日常执法执勤活动的关注度相对要高。比如，发生在湖南长沙的“人民罚单”事件就很能说明问题。2013年1月3日晚长沙网友刘某在长沙谷园路附近发现一辆逆向停靠在路边的警车，警车车窗上帖有一张手写的“违法行为告知单”，分别罗列了警车车牌号、车辆颜色、车辆类型、违法事件、违法地点等，表述语言模仿自交管部门出具的《违法行为告知单》格式。刘某拍下这张“罚单”和显示有“湘A2901警”的警车车牌号发到自己的微信群中，被其朋友转发至微博并引来许多网友围观，被网友称为“人民罚单”，人民日报，新京报，新华网、人民网、法制网、新浪、腾讯等网站相继转发参与，人民日报“今日谈”栏目更是配发评论《警车更要守法》，指出群众反应强烈的背后，是对长期以来少数警车滥用特权、违反交规的不满，“打铁还需自身硬”，执法者必须严格自律守法。
（三）源于刑事案件的负面网络涉警舆情热度大
通过对长沙市2011年以来所发生的网络涉警舆情事件分析发现，源于刑事案件的网络舆情往往是网民关注的重点，且极易形成负面舆情。比如，2011年的“殴打伤残军人” 事件、“爆头哥” 事件和2012年的“长沙警方破获涉案上亿元传销案”事件等网络舆情事件，均在网络上诱发了热度较高的负面舆情事件。特别是“爆头哥”事件尤为突出，案犯周克华2009年10月14日在长沙市天心区南郊公园制造枪击案后，先后又于2009年12月4日、2010年10月25日、2011年6月28日分别在长沙市的天心区芙蓉南路新姚路口、雨花区东二环、天心区桂花坪黑梨路等地制造了持枪杀人案。无独有偶的是出于多方面原因，这3年内接连发生的4起枪案均未被及时破获，因而媒体报道后在网络中引发了一次高过一次的网民关注，不但直接影响了长沙市市民的公共安全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市民对长沙市公安机关的信任危机。
（四）舆情事件偏向以点代面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中，公安机关工作的特殊性往往让公安机关处在各类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并由此导致公安机关比其他政府职能部门更受人民群众的关注，加之人民群众审视公安机关主要基于与自己所接触的公安民警个人，因而公安民警各类执法执勤过程中的一言一行在人民群众眼中往往就成了公安机关整体行为的代言，取到以点代面的效果。如果公安民警个人不时刻注重自身的警容风纪和公务言行，极易就成为众矢之的。如2009年发生在长沙的“极品芙蓉王” 事件，该市芙蓉分局一民警执勤时不注意警容风纪，在执勤中嚼槟榔、抽烟，这一无意识的行为被一名路过的群众当场用手机拍了下来，并迅速上传至互联网，由于该贴子锁定了他手上的极品芙蓉王牌香烟，因而立即引发众多网民对该民警的行为的激烈讨论和强烈不满，给长沙警方的形象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五）存在不负责的跟风炒作现象
媒体追求吸人眼球、提高点击率当然无可厚非，但不负责的人云亦云、不加甄别的跟风炒作在当下的网络中并非个别现象，这种对网民以讹传讹式的舆论误导，背后真正损害和中伤的却是公安机关的公信力甚至是政府公权力的公信力。如2013年10月在长沙警方依法办理《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案件的过程中，和讯网一篇不辨黑白的、题为《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长沙市公安局带走》的煽情报道，迅速在网络中引发跟风，一日之内就被86家媒体相继转载，在所谓的“记者新闻权利”的感召下，事发初期，许多民众及媒体人士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信任《新快报》而不相信公安机关，连国内众多知名媒体也不假思索地倒向违法者陈永洲一方，认为陈友洲是无辜的，纷纷质疑警方的管辖权和办案程序，呼吁公安机关立即放人，和围观网民联合在一起声讨长沙警方。事实胜于雄辨，虽然最终陈永洲案水落石出，但从该舆情事件中可以看出，当下部分媒体在群体利益面前，其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正在滑落，公众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正在增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边倒的状况值得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二、目前公安机关应对网络涉警舆情的常用措施
（一）建立公安门户网站，强化警务活动透明度
为促进信息公开，加强舆论引导，建立舆论“阵地”，争得媒体以及人民群众的支持，一方面，长沙市公安机关及其所属部门目前都己在互联网上设立了自己的门户网站（网页），其栏目设置或下拉菜单内容除了涉及本地区或本部门辖下的治安动态、重要通告、法律法规宣传、以及相关具体警务活动情况通报外，还设立了方便公众沟通交流的“局长信箱”、“你的问题我来答”等警民互动平台；另一方面，长沙公安机关敏锐的感觉到了微博、微信等新型网络平台重要性，与时俱进地在相关网站开辟了自己微信微博宣传阵地，如前所述的在全国注册用户最多的新浪网注册了“长沙警事”等微信微博帐户。这反应出长沙市公安机关目前对网络舆情应对和网络公关意识己经提高。与此同时，充分发挥互联网上自身的门户网站（网页）和互联网中相关网站的公安微信微博的作用，及时主动地依法依规发布相关警务工作信息，从而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网络用户对相关治安信息的需求。
（二）建立预警机制，强化涉警舆情处置
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涉警舆情处置规程》和湖南省《公安机关处置涉警负面舆情实施办法（试行）》，长沙市公安机关建立了覆盖全市所有公安机关的网络涉警舆情应对处置预警机制，从舆情应对范围、处置原则、组织领导、工作流程等方面入手，本着及时、准确、主动、统筹的宗旨，对网络涉警舆情统筹部署。要求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及其所属部门，及时主动地准确把握舆情动态，当网络舆情事件发生时，力争第一时间掌握事实真相，并根据事态性质及发展趋势及时、准确发布消息，对舆情事件给予正确引导，最大程度地避免公众猜测和新闻媒体的不准确报道；在具体舆情事件处置过程中，舆情所涉及的各相关单位、警种要严格按相关工作规程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凡违反工作纪律、延误涉警舆情处置时机，以致造成重大影响或严重后果的，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三）强化网络舆情监控，积极处理网民诉求
为了实时掌握网络舆情的动态，长沙市公安机关充分发挥网监部门作用，加大了网络舆情监控力度，一方面强化了网络涉警信息的实时管理，及时整理网民们反映的各类问题，对相关网络涉警信息的内容进行分析研判，以此争取工作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对网络涉警信息实时分类处理，以此对舆情进行有效地疏导和控制，力争将各类网络涉警舆情都控制在初始状态。如果该网络涉警信息属于网络用户合法的正当诉求，主动回应，及时依法依规予以解决。如果确定该网络涉警信息属于故意散播谣言、制造事端、损害其他公民合法权益、引起社会动荡等非法虚假信息，就实时派出专门警力予以依法查处，以此弘扬法威、震摄违法犯罪；如果该信息属于因公安机关不当行为引起的涉警负面舆情，则依法依规客观面对、公正处置，该纠错的就纠错，该给事件当事人道歉的就道歉，该对相关责人单位和责任人追责的就追责。
三、加强和改进网络涉警舆情应对工作的思考
（一）进一步强化网络舆情意识
立足于专项培训，在思想上强化民警的舆情意识，让每个民警都能做到在面对媒体或公众质疑时，能处变不惊、从容应对。杭州市“5·7”网络涉警舆情事件之后，杭州市公安机关马上针对该市基层民警面对舆情危机缺乏敏感性和处置能力、尤其是面对公众质疑时“不敢说、不会说”的软肋，在全市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训练，把“练胆量、练口才、练应变能力”作为所有干警必修课，通过专门培训以及案例分析、内部模拟等手段，提高全体民警舆情应对能力。因此，其他公安机关同样可以借鉴杭州警方的做法。
（二）进一步健全网络涉警舆情应对机制
成立专门的涉警舆情应对机构，做到既有涉警舆情应急处置预案和统一的舆情危机应对组织领导机构，又有切实可行的部门协作机制。这个应对机制应该涵盖公安机关的政工、网监、后勤保障、警务督察、国保大队、刑侦、治安等部门，当涉警舆情危机事件发生时，做到分工具体、责任明确。包括谁负责舆情收集、谁负责分析研判、谁负责联系舆情当事人、谁负责联系媒体、谁负责舆论引导等，既避免相互推诿，又避免乱兵上阵。
（三）力求地方党政支持，构建良好的警媒关系
涉警舆情事件表面上看是因公安机关或公安民警的具体言行所引起，其实所有涉警舆情无一例外都是各类社会矛盾的综合体现，其诱源复杂、涉及面比较广，当社会矛盾在媒体诱导下转化为具体的网络涉警舆情事件时，仅凭公安机关一家是难以处理的，还需要政府协调相关部门、相关媒体协同化解。所以，公安机关应该积极争取地方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在应对涉警舆情事件过程中，通过地方党政宣传部门协的调，加强与各媒体间的交流合作，与媒体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
（四）借鉴国外经验构建良好的警媒关系
比如，2011年11月，公安部和浙江省公安厅在浙江警察学院联合举办的“警察与媒体”国际交流活动上介绍的外国警方应对媒体的做法，就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其一，公安机关应尊重新闻自由，真诚地对待媒体与公众，以此换来媒体在公众中积极构建与维护公安机关正面形象。其二，公安机关应特别注重通过对舆情收集、筛选、发布等环节的监管来实现自己预设的媒体目标，而不是试图控制媒体机构。其三，因为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公安机关的日常警务活动常常伴随着负面舆情被报道，但过多的负面舆情会损害公安机关形象，这就要求公安机关建立自己的公关部门，通过自己的公关部门积极主动提供正面报道的素材、信息来平衡正负面舆情的报道。
（五）舆情应对中进一步突出微博微信作用
其一，应进一步发挥微信微博管理员的主心骨作用。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得先提高微博管理人员水平、提高微博网评人员知名度、提高公安机关微信微博中公信力。例如，济南车管腾讯微博就被誉为“微博车管所”，他们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树立了“意见领袖”，通过微博这一平台进行服务与管理，不仅起到了引导舆情作用，更拉近了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在舆情应对工作中发挥了微博管理员“主心骨”作用。其二，应整合全国公安微博，整体上形成合力。目前，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均在相关网站上建立了各自的微信微博，将公安机关的喉舌散布到了互联网上各大门户网站，但这些微信微博仅是“点”状分布，犹如散沙，应通过公安顶层设计将这些星罗棋布公安微信微博进行整合，使之形成“面”，并提供平台，加强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公安微信微博的交流与学习，相互取长补短，形成更加成熟的微博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还应进一步提高公安警务活动信息的数量与质量，进一步强化警民网络热点问题互动，打消民众的疑虑，正确引导网络民意，让那些想散布谣言、制造事端的人无机可趁。如，2011年12月份网传的“长沙5000警官打造长沙最牛婚礼”等网络涉警谣言事件中，长沙警方通过自己的新浪微博“长沙警事”及时公布事实真相，不但及时维护了公安机关形象，还有效地制止了网络谣言的传播。在新浪网一次公安类微博影响力“月榜”排名中，长沙市公安局官方微博“长沙警事”排名98位。
（六）立足公安宣教部门为媒体采访提供帮助
早在1968年，香港警方就成立了公共新闻科，其日常工作就是为媒体采访提供帮助，公共关系科下辖的新闻室昼夜有人值班，及时向媒体提供突发事件信息，回答媒体查询。公安工作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往往是群众关注的焦点，这使得新闻媒体更加热衷于报道有关警察的一切。加之市场经济条件下，个别新闻媒体为吸引读者不惜采取捏造事实、利用子虚乌有的虚假信息来获取经济利益。因此，若一味的封锁有关警方的一切消息，只会适得其反。倒不如与媒体和谐相处，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和合理限度内，公安机关应能分发挥政工部门内设的宣教部门的组织、管理、协调等职能作用，主动采取措施积极配合、尊重媒体，并给予新闻工作者其必要的帮助。俗话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一方面，可以发挥新闻媒体对公安工作的积极影响，将公安机关在维护社会治安和打击刑事犯罪等工作中的优秀事迹和突出贡献进行报道与宣传，使公众通过新闻媒体更加了解公安队伍，更加理解和支持公安工作，从而进一步拉近群众与警察的距离。另一方面，媒体介入既能提升公安工作透明度，又能将公安工作置于群众面前，对公安工作起积极的监督作用，有利于公安队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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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小微博.撑起警民互动大平台.http：//.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