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19日，对我和许多同志来说是一个悲伤的日子。那天午休刚过，我得到了庆瑶同志在内蒙古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的消息。乍听之后，我惊呆了，实在难以置信。然而，接连又来了几个电话，证实了这个噩耗。庆瑶同志临去外地之前，我们几位老友还相聚一堂，谈笑风生，互道平安，曾几何时，竟魂失异乡。我坐在书房顿感木然，久久不能平静。党失去了一位忠诚无私的好干部，我们失去了一位令人敬重的亲密战友。我怀着沉重的心情，默默地铺展宣纸，含泪书写了一幅发自内心情感的挽联，以寄哀思：
闻噩耗，骇听平地雷，惊魂难定，悲痛无言，惜哉将才早逝；
忆密友，毕生献公安，忠诚勤奋，沥血呕心，功勋永彪史册。
早在1985年，我和庆瑶同志就相识了，他当时年仅45岁，已任市公安局副局长，风华正茂，年富力强。我刚调至市纪委，分管全市打击经济犯罪工作，因经常要和政法系统的领导开会分析研究情况，于是和他有了较多的接触。他办事认真，思路清晰，业务熟悉，精力充沛，政策水平高，是一个很称职的领导干部。凡是交给他主办的事都能得到较好的解决与处理。这一段工作中的联系和友谊持续近三年，直到“经打”工作移交给检察院后，方告一段落。
1990年9月下旬，市委决定我到公安局新组建的党委任书记，主持全局工作。庆瑶同志是留任的局领导，是新班子的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成了我的主要搭档。从此，开始了我们夜以继日、密切合作的近7年的战斗生涯。
1990年的上海，虽然还处在改革发展的起始阶段，但发展经济、振兴上海的浪潮已席卷到各行各业。一场大的社会变革正悄然开始。社会上的一些思潮、动向也逐渐反映到公安工作中来。不断出现新的情况，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显得日益艰巨，我们很清楚肩负的责任。公安是我们党的“枪杆子”，它承担着行政执法、社会管理、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安定、高层领导安全保卫等繁重任务。对我这个公安“门外汉”来讲，除了认真学习、抓紧熟悉、及早进入角色外，就是依靠“一班人”的力量。庆瑶同志成了我最得力的帮手，他详尽、系统地向我介绍了公安工作情况和工作上的一般规律，使我较快地把握了全局的工作。在长期共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他的许多优秀的品质，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他对党忠诚，对事业执着。庆瑶同志1961年毕业于上海社科院政法系本科，是一个有着扎实专业学术基础的政法干部。这在当时同等干部中是不多的。参加公安工作后，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公安事业，并怀着一颗为公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他努力钻研业务，很快地掌握了公安工作的基本规律，在工作中出色地完成了多项任务，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84年，庆瑶同志被推上公安局副局长的领导岗位后，更使他感到党对他的信任和期望。他不愧是中青年干部中的佼佼者，他对上级的指示认真执行，对工作的热爱和投入到了忘我的地步。同志们都说：易局长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工作就是他的一切。干公安这一行的，都是难以顾家的人。我曾经多次参加过公安干警家属座谈会，不少家属一谈到自己丈夫为了工作而忘记一切的感人事迹就禁不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庆瑶同志也是如此。在他任局领导期间，他和他爱人的父母因病先后离开他们，但四位老人临终时的病榻旁，却看不到庆瑶同志的身影。难道他不想在最后时刻守候在老人身边，尽一点做儿辈之孝心吗？但，他明白，自己身系社会之安危，肩负繁重的公安任务，使他难以分身，他为人民“尽孝”，只能含泪舍小家顾大家。事后，每忆及这些事，他都感到难言的内疚和不安。庆瑶同志对工作的敬业精神是人所共颂的。我更有着深切的体会。为维护上海这一特大城市的稳定和良好的治安秩序，每日需要面对和处理的案件、问题有数十件、上百件。重大案件、突发事件几乎不断，不身临其境是难以想象这种压力的。庆瑶同志总是主动地承担了这一切，废寝忘食，紧张有序地帮我处理着日常的具体业务工作，配合十分默契。尤其是发生重大案件后，他总是率先赶到现场指挥。真是哪里需要领导，哪里就有庆瑶同志。他为我创造条件，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调查研究全局性的问题。我记得公安部有一位领导曾颇有感触地讲：上海公安的两位领导配合得不错，抓业务的主动、周到，主要领导不必整天忙于跑现场，到处救火，有精力去把握好全局。这当然只是领导对我们的鼓励。一方面，我认为领导干部的定位很重要，另一方面，我更清楚庆瑶同志在公安领导岗位上，经受了长期的实践锻炼，有着丰富的灵机处置问题的能力，这是他的优势和特长。他到现场去指挥和处理问题比我更合适。7年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他是一位杰出的公安战线的指挥员，许多棘手问题，由于他的谋划和指挥，都得到迎刃而解。
他思想敏锐，开拓进取。1990年我到公安任职前，当时市委的主要领导朱基同志和吴邦国同志都向我语重心长地提出：公安局任务很重，除确保上海的稳定外，要着力抓好自己的队伍建设。我认识到这些指示是搞好公安工作的关键。但如何才能切实落实好这些指示呢？在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查研究后，我和庆瑶同志深切地感到，新组建的党委一定要有一条明确的工作思路，于是就提出了“上海的公安工作必须坚持以维护社会稳定为中心，搞好公安的业务建设、基层基础建设和公安队伍建设”（我们简称为“一个中心，三项建设”）。并把这个工作思路在我们任期内坚持下去。我们利用各种场合反复向广大干警强调，维护社会稳定这个中心和三项建设的任务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不会变的，当然“三项建设”的具体任务随着形势的发展，其内涵应不断丰富，不断深化，不断提高，以使维护社会稳定这个中心任务真正得到切实的保障。庆瑶同志在他的工作实践中，带头认真地宣传、贯彻了这条工作思路并不断让其深入到基层，使公安工作、公安队伍出现了可喜的变化。随着上海经济快速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的形势对公安工作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庆瑶同志和我认真总结和分析了公安的历史和面临的问题，清楚地认识到：公安要更好地完成任务，为改革、发展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就必须自觉地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的大局，主动去适应改革发展的形势需要，尽快改变那些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实践证明已不适应的某些传统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模式。在市委的领导和支持下，我们很快建立了有效和快速反应的指挥系统，将市、区两级领导机关改为指挥、政工、后保三大块；将五个主要的实战部门（刑侦、治安、交通、巡警、消防）组建成总队（以后又组建了若干业务总队和二级局），使上下及时沟通，指导工作更加快速、准确。与此相配套，我们于1993年还引进了发达国家先进的电子卫星定位和大规模集成通信系统，并在全国率先组建了特大城市打击、预防犯罪体系和以“110”为抓手的快速反应和处警体系，增强了警力对社会的覆盖面、控制力和机动性能。我们为了配合城区的行政区划改革还同步对部分基层派出所进行了改革，使基层建设更加规范化、实践化和快速化，对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部门如交通、消防、外管、治安、户籍等也本着“管理就是服务”的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在这些改革的实践中，庆瑶同志思想解放，敢于想，大胆试，并亲自抓点，总结经验，逐步开展，循序推进，既体现了勇于改革的创新精神，又确保了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得到了公安部的重视和肯定。
他作风扎实，联系群众，注意协调。庆瑶同志是个非常求实的领导。他在工作中绝不追求表面的成绩和形式，不喜欢浮华，更厌恶虚伪，在抓“如实立案”的问题上，就很典型地反映了他的作风和品格。立案不实，这是部分基层单位长期存在的问题，这和领导机关考核基层工作以案件多少、破案水平高低论“英雄”、评“成绩”有关。因此，有些单位就在数字上做游戏，搞“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等不实事求是的动作。庆瑶同志经过认真调研后，向党委提出应坚决把“立案不实”的倾向纠正过来，这不仅是追求表面成绩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民警的工作作风、为警品格、队伍素质问题，并建议从制度上采取措施，建立报案、立案的三联单制度。凡报案者均发给报案单以监督公安工作的落实。对单位的考核和衡量一个地区治安好坏也不仅看立案、破案的数字，更要看群众的报案数，以此来分析地区的治安状况、群众的满意度和我们的工作实绩。新的制度实行后，一段时间内案件上升了，破案比率下降了，但我们心里却踏实了。庆瑶同志下基层的时间最多，这是他对公安业务熟悉的基本原因。因而，党委在讨论工作、研究问题时，他都能提出比较完整、系统和符合情况的意见。这既是经验的积累，也是勤奋的结果。庆瑶同志很注意联系群众，他没有“官架子”，对上级尊重，对同级相融，对下级关心，他通过和群众的接触，了解到了思想脉搏，丰富了自己的工作构思。如在贯彻中央“严打”方针时，根据上海的实际，我们提出既要坚定不移执行“严打”方针，坚持“严打”不动摇，但每次“严打”战役的内容方法要据实际情况有所不同。每年搞2-3次“严打战役”，每次的重点、目标和要求，都由庆瑶同志具体提出和组织。基层反映，我们“严打”方案比较符合下面情况，这和庆瑶同志平时注意掌握基层情况和群众思想有密切關系。
做好公安工作还必须取得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公安工作面广、量大，关系到千家万户。庆瑶同志在工作中很重视和兄弟单位的协调。他一直强调要有全局观念，反对特权思想，反对老大自居。一定要培养和树立整体观念，服务观念。我们在组建全国第一家银行押运公司时就是这么考虑的。经济发展后，带来了人财物的大流动，刑事犯罪案件形式也增加了，过去只在电视上看到的国外的有组织犯罪、持枪抢劫银行等恶性案件已屡见不鲜。上海如何预防？是简单地指责出事单位还是“加强服务”，从提高预防能力着手，采取一些根本性的措施？我和庆瑶同志等有关领导几次主动与金融系统领导共同研究协商对策，并上门听取意见。经多次磋商，我们采取自愿参加原则，由公安部门直接组成押运公司，承担银行的运钞任务（过去均由各银行自行负责）。对这种关系社会安全的重大问题，我们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处理，改变过去单方决定的方法，取得了较好效果。庆瑶同志就是具体的领导者和主要的实践者之一。我和庆瑶同志合作共事期间，公安部门虽和许多单位、部门有工作接触、交往，但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碰撞事件，有时遇到意见不一，产生矛盾时，我们总想想自己的不足，想想别人的难处，一时不能达成共识，等待时机后再解决。就这样，上海公安工作在兄弟单位的支持配合下，在社会的理解中不断地发展。
庆瑶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党的好干部，他对党的竭尽忠诚，对工作的尽心尽责，一幕幕、一页页不断在我脑海中浮现，我已在上海工作近30年，担负主要领导职务时间最长的就是在公安局，这是我一生中担子最重、任务最繁忙、经历事情最多的一段。我学到了许多知识，丰富了自己的工作经验。和许多同志共过事，庆瑶同志是我难以忘怀的好同志。他是我永远怀念的战友。
庆瑶同志的去世，对党的事业是一个损失。他的一生，无愧于党，无愧于事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人生。安息吧！我们的战友，党的忠诚卫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