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国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曲折过程
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经济发展的平衡总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与不协调往往经常可能发生。因此，如何针对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重视并不断搞好必要的宏观调控，力争经济的持续稳定与协调发展，不但是做好经济领导工作的应有之义，也是衡量一个国家领导经济工作水平的重要体现。这一事实，从我国经济发展与宏观调控几十年的历史过程，完全可得到证明。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与宏观调控的历史，除全国解放初的三年恢复时期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3年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到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年。因为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加之全国上下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很高。因此，只要上面有什么号召，或者有一股什么“风”，经济就必然会出现过热或膨胀。具体表现一般是投资增长过快和物价上升过高，随之只好进行控制和调整，导致经济波动的频率很高。例如：1953年因宣布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各方面加快经济建设的热情高涨，下半年就出现了明显的经济过热，不得已，1954年只好进行调控。到1955年基本平衡。但进入1956年，因为全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人们的头脑再次发热，下半年经济发展又出现了明显的“冒进”，不得已，1957年只好又进行调控，开展所谓的“反冒进”。但到1958年又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批评“反冒进”是错误的，而且提出经济建设要“大跃进”，在15年内赶超英国，整个经济建设一下子出现空前的过热。1959年本来应进行调控，但不但没有调控，而且继续鼓励“大跃进”，一直到1960年底。结果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大破坏，全国人民的“吃饭”都成了问题。不得已，60年代初只好进行长达四、五年的调整，到1965年经济才基本恢复到1960年的水平。1970年因为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即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开展经济建设的“新跃进”，很快又导致过热。1972年以后，只好再一次又进行调控。
这就是说，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内，不包括“文化大革命”导致的经济混乱，我国的经济过热与宏观调控就发生四、五次，即少则二、三年，多则四、五年就必然要进行一次；调控的方法也没有什么变化，主要是靠指令性计划与行政命令。其结果只能是一次又一次地循环往复：经济过热——宏观调控——再次过热——再次调控。经济工作的领导水平没有明显提高，也没有总结出这其中的深刻经验与教训。
第二阶段，从1979年起到现在。因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经济体制逐步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的宏观调控中不但引入市场机制，有意识地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且调控的方法和手段也实现了多样化，即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各种手段，可根据不同情况与不同需要，单项地、综合地灵活运用。其结果，不仅使宏观调控的周期延长，从过去的三、五年就必然要进行一次，延长到现在约5年至10年才进行一次，从而使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大大提高。而且调控所取得的成就一次比一次大，效果一次比一次好。这种情况，只要同上述第一阶段的情况稍加比较就不难看出，不但我国经济工作的领导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而且在经济的宏观调控方面，已积累比较丰富的经验。这是非常可贵的，很值得认真总结。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成就与主要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的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三次：
第一次，1988年末。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比较重要的一次宏观经济调控。其起因是：从1979年到1988年，由于实行改革开放，使长期被压抑的潜在生产力获得解放，我国经济实现约连续十年的快速增长。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宏观调控的不完全及时或不到位，经济中积累的不协调、不平衡因素越来越多。加上1988年初，在大量商品供不应求、通货膨胀率还比较高的条件下，就过早地作出决定，要进行全面的价格改革“攻关”。并且，并在八月底北戴河会议后公开宣布：今后价格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极少数重要商品的价格继续由国家控制，并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完全放开，由市场调节。特别是正好在这期间，放开了少数高价烟、酒的价格，市场销售价一举提高几倍甚至近十倍，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也上升到两位数，而银行一年期的储蓄存款利率还只有7.2％，商品价格指数与银行利率明显倒挂，从而引起群众思想高度紧张，很快就出现全国性的商品抢购现象，银行储蓄存款大幅下滑，货币发行急剧增加。不得已，只好于第四季度紧急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坚决进行宏观调控，全面压缩需求，控制物价。由于这次经济失控的范围宽、来势猛、影响大，调控的步伐也就比较急，所采取的措施与力度也比较大，可以说基本上是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进行“急刹车”。这样，仅仅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到1989年下半年经济就重新达到基本平衡，通货膨胀率也下降到5％以内，成就十分明显。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次宏观调控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有某些不足。一是由于调控的步子过急，力度过大，不仅把经济过热和高通货膨胀很快压下来，也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过多下滑，即从1987年和1988年的11％以上，下滑到1989年和1990年的4.1％和3.8％，即连续两年的经济低速增长。二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基本建设项目下马过多，导致劳动就业人数大大减少，当时已进城的2000多万农民工，绝大多数都被精简回乡，社会失业率明显上升。三是由于对需求压缩过度，导致199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与居民消费基金，按可比价格计算，还不及1988年的水平，市场商品普遍从供不应求变成供大于求。为保证企业能继续开工生产，又不适当地采取一种所谓发挥“物资、商业部门蓄水池作用”，即由物资、商业部门无条件收购存起来备用的办法。这不可避免地又导致大量商品库存积压与资金严重浪费现象。因此，现在一般将这次宏观调控形容为“硬着陆”，即好比一架正在航行的飞机，用强制的办法将它很快降下来，虽然没有“机毁人亡”，但机体也受到某些不可避免的损伤。
第二次，1993年下半年。其起因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明确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必须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指示，各方面加快经济建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到1993年上半年又出现明显的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上升近一倍，通货膨胀率又超过两位数。不得已，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又只好进行调整。由于这次调整吸收了上一次的经验，不仅没有采取“急刹车”、“一刀切”的措施，也不是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而主要是运用信贷、税收等经济办法，将经济过热的局面缓缓扭
转过来。如、重点虽然还是控制基建投资，但主要不是直接压缩投资和具体项目，而是严格控制银行信贷规模和开征高额的投资方向调节税。在此前提下，具体压什么、压多少，主要由各部门、地方自行决策，以达到既压缩建设规模又提高建设效果的双重目的。其结果也非常有效，仅仅经过约两年时间，到1995年下半年经济基本上又恢复了平衡。而且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大幅度下滑，仅仅从调控前的14％下降到10％左右。因此，现在一般将这次宏观调控形容为“软着陆”，评价明显比第一次要高。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次宏观调控也有不足。主要是调控的时间拖得长一些。因为从当时经济的总体形势看，到1995年下半年，调控已基本到位。虽然1995年下半年单就通货膨胀率看，仍高达两位数以上，但主要是受1994年20％以上高通货膨胀率“翘尾巴”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并不是当年发生的。从1996年开始，理应适当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即从前两年调控时期实行的财政、货币双紧政策，转为适度放松，增加一些基本建设投资，以扩大就业和适当增加居民消费需求，缓解和解决已开始出现的市场商品销售不畅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这样调整，而且继续从紧。到1997年下半年，市场销售不畅的状况进一步加剧，开始从过去的通货膨胀变成通货紧缩，物价指数绝对下降。虽然从1998年起，每年增发1000多亿元国债，扩大固定资产投资，但仍没有解决通货紧缩问题，一直到2003年，物价指数才从绝对下降转为基本持平。导致90年代末，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利润普遍减少，相当一部分甚至变成亏损，普遍困难重重。不得已，只好一方面通过多种形式为国有企业注资解困，另一方面普遍进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为此，这几年尽管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入达2万亿元以上，减员下岗职工达2000多万人，但也没有真正解除国有企业的困难。这说明其负效应也比较大。
第三次，2003年下半年。其起因主要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与第十个五年规划的实施，各方面都希望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步伐。加上成功地加入“WTO”，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进一步扩大，各地方、各部门发展经济的热情迅速提高，经济形势很快又出现过热现象。突出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上升，特别是一些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联系紧密的领域，如，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投资更是成倍增长，导致投资品普遍供不应求，出厂价格不断上涨。不得已，从2003年下半年起，只好又开始进行宏观调控。由于这次宏观调控较好地吸取了上两次宏观调控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不但动手比较早，即仅仅在出现局部过热、还没有形成全面过热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力度比较适中，即：即使对重点调控领域，也没有采取贯用的“一刀切”、“急刹车”的办法一律加以控制，而是有保有压，区别不同情况不同对待；措施范围也比较适当，即不是不加区别地全面收紧，而主要是把住把好土地和资金供应两个重要“闸门”。特别是对调控延续时间的掌握比较准确，即在形势基本稳定下来以后，就在内部明确，宏观调控已基本到位，一般可不再采取激烈的措施。因此，其效果比任何一次都好。具体表现在：调控后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但没有下滑，而且还略有上升；物价始终保持在消费品价格指数3％、零售物价指数2％以内，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价格波动与通货膨胀；在整个调控过程中，劳动失业率没有大幅上升，企业经济效益还有所提高，对各方面的震动不是很大。也就是说，在人们似乎还没有什么大的感觉的情况下就顺利度过去了。
根据上述事实，可明显看出，我国经济宏观调控的主要经验，综合起来可概括为一句话，即必须做到“三适”，即适时、适度与适可而止。第一次(1988年)之所以在成功之余还有某些不足，主要在于不够适时和适度，即动手调控的时间偏晚，力度偏大。第二次(1993年)之所以也不够理想，主要是虽然较好地做到了适时、适度，但没有适可而止，即延续的时间太长。只有第三次(2003年)，因为“三适”即适时、适度与适可而止基本上都做到，从而才取得比较全面的成功。这种经过多次反复教训并曾经付出巨大代价所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非常宝贵。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认真坚持并切实运用好。
(责任编辑：耿玉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