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寻求智慧为根本目标的希腊哲学在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处于初始阶段。希腊哲学家的作品具有原创性，而哲学大师柏拉图，的著作则是希腊哲学库藏中的瑰宝。继苗力田师主持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出版之后，由清华大学教授王晓朝翻译的四卷本《柏拉图全集》于2002~200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件盛事，值得庆贺!
我和王晓朝认识已久。他二十余年甘于寂寞，潜心学习，研究希腊哲学，对柏拉图哲学尤其热衷。在1982至1984年期间，他作为硕士研究生，拜在我国老一辈希腊哲学史家严群先生门下，学习希腊语和希腊哲学。我记得，在由汪子嵩老师主持的答辩会上，他的硕士学位论文《论柏拉图的辩证法》获得与会者的一致好评，不久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哲学》上刊载。接着在前杭州大学长期任教，，并于1993~1996年期间，远赴英国利兹大学攻读并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当即由世界著名荷兰莱登的E．J．Brill学术出版社出版，期间还随Barbara Spensley博士专门攻读古希腊语。这些都为其立志全译柏拉图著作，以实现其恩师严群先生的未完成全译柏拉图全集的宿愿，打下了扎实而深厚的基础。
就本人已经读过的《全集》第一卷和第二卷中的《斐德罗篇》、《会饮篇》和《巴门尼德篇》而言，以下几点印象和理解还是比较深刻的。
第一，《柏拉图全集》是中国新的文化背景下取得的新成果。古老的、体现出不同原创文化精华韵典籍之所以要不断地重新诠释和翻译，不仅取决于对原文的理解，还取决于译著处在不断变化的文化背景之中。正因为这样，经典著作不仅须常读常析，而且对不同语种的经典著作的译解，也将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就柏拉图著作的英译而言，直到1804年才出现T．Taylor的五卷全译版，接着是Cary和Davis等的Bohn丛书版六卷全译版，但直到1871年B．Jowett的四卷版时才被普遍接受，至今仍然受到重视。至于著名的洛布古典丛书版的十二卷本，则是由好几个学者分别译出的。不同译者的英译版至今仍在不断出版。除了希腊语原版，翻译时参考较多的美国的汉密尔顿(H．Hamilton)等编辑的普林斯顿版一卷本，就是将现有较好的诸家不同英译本汇编的一卷本《柏拉图对话全集，附信札》(1963年初版)。法译版，较早的是由库赞(V．Cousin)于1825-1840年编译的十三卷本；但也是直到罗斑等在二十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完成的布德学会版的版本，才获享权威及荣誉；可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的翻译本仍在不断问世。德译版同样也不断出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可能就是施莱马赫译的1804-1810年柏林版的六卷本，然而，直到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在前人译本基础上，新的德译研究版才出版。其他如意大利文版等也同样如此，数百年来不断有新的译本出来。就英、德、法、意等语言来讲，它们与希腊语同属印欧语系，它们的主流文化又都源于希腊原创文化，期间的翻译也是需要持续不断地进行。对于分属不同语系和异质的不同文化的中国和希腊，“在跨文化背景下翻译经典实质上是一种不包括语言翻译在内的文化翻译，既涉及语言的变化与转换，也涉及思维方式的变革。”(王晓朝《文化翻译及其对传统的影响》，见《世界哲学》2002年增刊)因为，翻译同时也是不同思维方式的转换。如果说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以分析见长，中国的特征则是综合，彼此之间的转换和翻译是非常困难的，需要不断持续地进行。随着时代的变迁，跨文化领域中的经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著作，尤其有重新翻译和诠释的必要。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本身不断发生变化；其次；文化环境发生剧烈的变化，变化中的文化背景产生重新翻译其他民族传统文化经典的需要。其次，在其他民族强势文化(如当今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本民族的传统存在断裂的危险，为了在精神上保全本民族的传统并促进本民族文化更新，必须对外来经典和本民族经典，进行新的诠释。王晓朝一方面认识到，翻译和诠释有助于我们把握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规律，它是文化交流与融合工作的关键。另一面又认识到，外来强势文化的渗入，有可能造成华夏传统文化的断裂。王晓朝正是抱着这种认识和使命感，在当今新的文化背景下，从事翻译柏拉图对话这项艰辛的工作，所谓借它山之石以攻玉。
第二，广泛吸收国内外研究古希腊哲学的成果。中国学术界对以希腊为代表的原创文化的传播，早在四百年前就开始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末西洋传教士利玛窦同徐光启一起合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接着是由李之藻和传教士合译的介绍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思想的《寰有诠》，以及介绍其逻辑思想的《明理探》，但直到民国初年，才由郭斌和、张东荪等陆续开始翻译出版柏拉图的对话篇，以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等。严群则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撰写和发表了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等。标志性的成果应该说是陈康先生四十年代发表的研究性译著《巴曼尼得斯篇》(1944年，已收入汪子嵩师等编的《陈康：论希腊哲学》)。1949年后，在希腊哲学著作翻译方面是有成绩的，如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的《古希腊罗马哲学》，吴寿彭译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朱光潜先生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严群先生译的多篇柏拉图对话，特别要称道的是苗力田老师主持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
改革开放以来，与国外交流的渠道大大扩展，希腊哲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治理哲学史，除了深厚的理论修养、掌握大量原始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精深地掌握语言文字外，方法问题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陈康先生在讲到他自己的研究方法时，强调指出：
每一结论，无论肯定与否定，皆从
论证推来。论证皆循步骤，不做跳跃式
的进行。分析务必求其精详，以免混淆
和遗漏。无论分析、推论或下结论，皆
以其对象为依归，各有它的客观基础。
不做广泛空洞的断语，更避免玄虚到
使人不能琢磨其意义的冥想来“饰智
惊愚”。研究前人思想时，一切皆以此
人著作为依据，不以其与事理或有不
符，加以曲解(不混逻辑与历史为一
谈)。(汪子嵩、王太庆编《陈康：论希腊
哲学》，第III页)
汪子嵩老师在其主持的四卷本《希腊哲学史》的写作过程中，比较有意识地、自觉地运用了这种严密的方法，在尽可能忠实地显示出古希腊哲学的原貌上做出了努力。王晓朝本人虽未直接执笔参与具体写作，但他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并对此做出了贡献。他曾多次参与了有关的讨论，应邀通读过第一卷的全部原稿，并特地为它编订了人，、地、神名译名对照表。他已发表的学术著作，如《希腊宗教概论》、《基督教与帝国文化：关于希腊罗马护教论与中国护教论的比较研究》、《神秘与理性的交融》、《教父学研究》，等等，都显示出这种方法的精神。陈先生的这种方法，实质上体现了西方文化精神的逻辑——分析方法，它最初由巴门尼德和芝诺提出，经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发展和丰富，到亚里士多德那里集大成，具体地体现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因此，只有掌握和熟悉了这种方法，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诠释他们的著作。应该说，王晓朝多年来是在这种方法的熏陶、影响、应用、推广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其次，翻译必须忠实于原义的精神。正像陈康先生在他评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中强调指出的那样，翻译哲学著作的目的是传达一个本土所未有的思想。但一种文字中习惯的词句，只能用来表示那些在这种文字中产生了的思想，如果要求翻译者极力满足“信”的条件，完全用习惯的词句来传达本土从未产生过的思想，那是一件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不牺牲文辞，必牺牲义理；不牺牲义理，必牺牲文辞。他力主将柏拉图在《巴曼尼德斯篇》中的Idea或eidos译为“相”，而反对译为“理念”；estin译为“是”而反对译为“存在”。但要真正理解和贯彻陈先生的观点谈何容易。如在《希腊哲学史》第一卷中，出于“约定俗成”的考虑，依然将idea和eidos译为“理念”；将巴门尼德残篇中的estin译为“存在”。陈先生在美国读到该卷时，在回信中认为不妥当。到《希腊哲学史》第二卷时，由于意识到“约定俗成”实质上是“约定错成”，才毅然决然改译为“相”。但在讨论到《巴门尼德篇》时，虽已指出estin是动词eimi(相当于英语的be)的现在陈述式第三人称单数(相当于英语的ia)，可以译为“是”、“有”和“存在”；但是为了读者容易理解仍都译为“存在”。直到四五十年以后，他的两个亲炙弟子，王太庆和汪子嵩师，才深刻地意识到将estin和on等译为“存在”是一种必须消除的误解。他们在合写的重要长篇论文《关于“存在”和“是”》(《复旦学报》2000年第1期)中强调，只有将on、estin、einai这些词译成“是”才比较合乎原义，：能比较好地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以及理解整个西方哲学；“是”是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所以西方哲学重视分析，重视分辨真和假，从而促进逻辑和科学的发展。关于on和ontology的讨论，这几年来正在学术界热烈地展开讨论，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是”的问题决不是一个译名问题；而是关系到能否进入到西方哲学精义的问题。(《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布宁和余纪元主编，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王晓朝不仅积极参加而且还推进了这场关于“是”的大讨论。其观点和成果体现在这部《全集》的翻译中，显示出他对包括柏拉图在内的希腊哲学乃至这个西方哲学最中心的特征的深刻理解。，
第三，实事求是，尽力做到“忠实、通顺”。王晓朝清醒地意识到全译柏拉图著作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前辈学者们由于种种原因都未能竟全功而留下终身的遗憾。他意识到全译柏拉图至少需要以下这些方面的准备：古希腊原创文化及其历史(尤其是作为哲学前史的神话、宗教知识)方面的素养、关于古希腊语和汉语以及这两种语言间的歧异的知识以及对整部古希腊哲学史的发展历程(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on和ontology)的精当的理解，再加上工作过程中的坚忍不拔、心无旁骛的精神状态。综观他近年来的学术成果，‘这些已经基本上具备或者是在工作过程中逐步具备了。他为自己提出的具体标准或目的也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忠实、通顺”。在翻译的进行过程中，以希腊语原文为基准，尽可能吸收西方学者和国内已有译本的积极成果；也就是说；是在主要依据希腊语原文的同时，广泛吸收的人努力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它决不是已有的汉语译本再加上若干补译的对话的汇编，而是全部重译并编制的一个全集本。王晓朝认为，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汉语和中国的教育制度在二十世纪中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中青年读者如无文言功底，对出自老一辈翻译家之手的柏拉图对话已经读不懂了；加之，已有译本出自多人之手，专有名词和重要哲学术语的译名很不统一，因此需要全部重译。他坦言，目前仍未能达到抛开辞典和已有的各种西文译本，仅依据希腊语原文进行翻译的水准；而是以希腊语原文为基准，版本根据娄卜丛书中的《柏拉图文集》，翻译中参考了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新译文。而且，鉴于自己的学术兴趣主要属于哲学方面，无法兼顾到文采，惟力求真实的表达文本的原意，所以在翻译中以“忠实、通顺”为原则。这里所讲的“忠实”，是针对所翻译的希腊语原文而言的；所讲的“通顺”，则主要是面对读者受众而对译者提出来的一个质量标准。、 王晓朝说，自《柏拉图全集》第一卷出版以后，收到了许多信件、电子邮件、电话，赞扬者称“功德无量”，批评者称“与某某译本相比不够好”等等。译者希望同行们不要将注意力放在《柏拉图全集》与其他已有对话译本的优劣评判上，而是放在对已出版的《柏拉图全集》的纠错上。根据通读第一卷全文和第二卷中《斐德罗篇》、《会饮篇》和《巴门尼德篇》的译文的体会，并参照公认的权威的英译文，我们认为，王晓朝的这项工作是进行得严肃认真的，基本上已接近他所提出的标准：“忠实、通顺”。不但令一般读者可以据以了解柏拉图的哲学，就是专业读者也可以从中获得启发。
对西方原典译文做出全面准确的评价并非易事。例如，大家公认的朱光潜先生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是优秀的译本，长期以来受到广泛的好评和欢迎。朱光潜先生自谦不懂希腊语并深以为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主要是依据法译本转译的。我有幸读到过已故王太庆师的部分柏拉图对话篇的译文的手稿，他精通古希腊语和英、德、法、俄等文字。但比较两位大师所译的《会饮篇》和《斐德罗篇》，王太庆老师的译文，柏拉图的思想是偏于理性主义的，而朱先生的译文，柏拉图的思想是偏于非理性主义的。但是，并不能率而断定太庆师由于精通古希腊语及其哲学，又吸收了举世公认的施莱尔马赫的德译本的长处，译文就一定优于朱先生。因为实际品评起来问题远为复杂得多，所以我们建议王晓朝应该欢迎各方面、各层次、各领域人士的批评和建议。
接着我提两个建议。第一个是根本性的。全译柏拉图确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前辈学者们对此梦寐以求，结果都抱憾终身；王晓朝以近五十之龄竟然毕其功于一役，可以说是生平一大快事或幸事。但事情也正像古人所说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但愿王晓朝以此为始点，不断精益求精，深化对柏拉图的理解和不断提高译文的质量。王晓朝也有此意识，今后他还要与几位年青学者一起，对柏拉图的重要对话进行诠释性的研究。这是一项世代相继永无终结的工作。西方诸国与古希腊文化血缘相通，他们诠译和研究柏拉图有一个时代相继的庞大队伍，至今仍孜孜以求；我们可以说刚刚起步，今后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第二个建议是具体而细微的：(1)提要。王晓朝据普林斯顿一卷版译出H．汉密尔顿列在每篇对话前面的“提要”虽然是很有必要，但汉密尔顿有的提要写得很草率。例如，汉密尔顿对《巴门尼德篇》这篇极端重要的对话的精义不去认真分析介绍，却写下毫无意义的话语：“普通人读来会感到它毫无意义。整篇论证好像有点意思，但却无法在读者心中留下任何痕迹。”(《柏白拉图全集》第二卷第754页)这种提要，只会将读者引入歧途。《国家篇》更是写得文不对题。所以我们建议，以后有机会和可能的话，重写全部提要，并且希望比现在版本的略为详细具体些。(2)索引。作者根据普林斯顿一卷版，译出全部详备的索引，这是相当必要的，既有利于一般读者，也有益于专业读者。但这里将本来编在一起的索引一分为二(以人、神、地名为准的“名目索引”，以概念范畴为主的“事项索引”)，读者使用起来反而不方便。建议以后仍然“合二为一”。(3)索引排列。索引是按中译音序排列，建议附上荚汉译名对照表。一则，，目前译名远未统一，二则，不少读者不熟悉汉语拼音。(4)索引条目。索引中的条目，除了附有英译名外，最好另附上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原希腊语，这对于专业读者来讲是极其重要的。
最后，再提一个期望。希望王晓朝今后能有机会弥补他在译者导言中留下的遗憾：“有许多地方无法兼顾到文采”。的确在翻译中，除了考证功夫外，在“义理”、“文章”两方面都能达到高度统一是极其困难的。就我们所知，在西文方面，水平最高的就数施莱尔马赫的德译本。就英译本而言，B，乔伊特(B．Jowett)的译文文笔优美流畅；译文本身几乎可以作为英文范文来读；但在泽以“义理”见长的对话时，就显得不足，因此普林斯顿版一卷本在酌定挑选以义理见长的对话《巴门尼德篇》、《智者篇》、《泰阿泰德篇》时，就采用了P．M．康福德的译本。当然，今后既要提升古希腊语的修养，又要同时提升汉语的美文方面的修养，的确是双重的辛劳；但需知，柏拉图既是西方古今以来伟大的哲学家，又是希腊“散文作家中的最伟大的作家。”(德国浪漫派代表人物F．希勒格尔语)作为一个痴迷柏拉图对话的读者，希望能看到“义理”、“文章”和“考证”三者相统一的完美的汉语译文。这是我们深切寄予的厚望。
(《柏拉图全集》(四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出版，157．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