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是道家学派和道教的经典，以“道”为核心，建构了上至帝王御世，下至隐士修身，蕴涵无比丰富的哲理体系。“道”虽不仅限于道家，却是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其整个哲学系统都是随着“道”而展开的。本文借鉴观念史研究方法，考察“道”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和接受流变，以此为个案剖析国学话语海外传播的途径与效果。
一、God/Creator——基督教神学的借体重生
《道德经》初入英语世界之际，由于语言的隔阂和传教士怀抱的政治意图，“道”的虚空给了他们抒发政治情怀的机会。法国汉学家雷缪萨在《关于老子的一生及作品的备忘录》中将“道”的“夷”“希”“微”附会成耶和华，迎合了当时大批传教士在中国典籍中寻找上帝三位一体说法的意图，对其后英语世界《道德经》和道的接受产生很大的误导性影响。传教士加速《圣经》在中国接受的同时，积极翻译《道德经》文本，为本国来华传教士做文化上的曲意比附和铺垫，这一时期的“道”体形象基本被固化在“上帝”或“天主”的喻说中。
《道德经》英译的第一个高潮实际上是与《圣经》在中国的汉译相呼应，共同为英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殖民教化服务。英国传教士亚历山大（George Gardiner Alexander）1895年《道德经》译本，因语言简明易懂，具有浓厚的基督教意味，是当时最受一般读者喜爱的英译本。《道德经》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亚历山大译文：
God （the great everlasting infinite First Cause from whom all things in heaven and earth proceed） can neither be defined nor named.
For the God which can be defined or named is but the Creator； the Great Mother of all those things of which our senses have cognizance.
Now he who would gain a knowledge of the nature and attributes of the nameless and undefinable God， must first set himself free from all earthly desires， for unless he can do this， he will be unable to penetrate the material veil which interposes between him and those spiritual conditions into which he would obtain in insight.
Yet the spiritual and the material， though known to us under different names， are similar in origin and issue from the same source， and the same obscurity belongs to both， for deep indeed is the darkness which enshrouds the portals through which we have to pass， in order to gain a knowledge of these mysteries.
他将老子之“道”译作God，解释为the great
everlasting infinite First Cause from whom all things in heaven and earth proceed；以《圣经》中指涉上帝的大写He来指涉“道”，把“天地之始”的“始”译为Creator（造物主），句法完整，指代清晰，通过这种英语化的措辞和句法，将“道”与创生万物的造物主相比附，基督教文化精神得以巩固，译者实在是借中国老子之口，宣扬基督耶稣是东西方共认的唯一神的思想主张。
《道德经》英译之初，多数传教士翻译《道德经》是出于传教的迫切需要，他们需要在《道德经》中塞进上帝“三位一体”的观念，把中国信奉儒、释、道三教的民众皈依成为天主的臣民，从而为英帝国主义在华的武力掠夺铺平道路。该时期，传教士的文化态度成为决定翻译策略的主导力量，他们作为传教士的职业前见与政治使命共谋，毫不顾忌地对中国典籍进行一切有可能的基督教比附。
二、Way/Words——基督教概念的互文指涉
在西方对《道德经》阐释的第二阶段，亚瑟·韦利（Arthur Waley）1934年著述、翻译的《道和它的力量：〈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位置》标志着西方广泛将老子哲学看作是宣讲特殊生活之道的学说开端。韦利将人们对“道”的体认从基于神性与先知的宗教视野中解脱出来，认为道家学说是关注个人修养和自我教化之学，崇尚无欲、无为、虚静与守下等原则。《道德经》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和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韦利译文如下：
The Way that can be told of is not an Unvarying Way；
The names that can be named are not unvarying names.（第一章）
There was something formless yet complete，
That existed before heaven and earth；
Without sound， without substance，
Dependent on nothing， unchanging，
All pervading， unfailing.
One may think of it as the mother of all things under heaven.
Its true name we do not know；
“Way” the by-name that we give it.
Were I forced to say to what class of things it belongs
I should call it Great （ta）.（第二十五章）
韦氏认为，《道德经》的重要性在于它要表达的真理，在大量研究老子其人其书的基础上，将“道”译为Way，不仅改变了早期基督教传教士的强暴比附，而且在某些层面与汉语中的“道”有暗合之处。但《新约·约翰福音书》第十四章第四至六节记录了耶稣与使徒的一段对话：
4 And you know the way where I am going.”
5 Thomas said to him， “Lord， we do not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how can we know the way？”
6 Jesus said to him，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but by me.”（注：黑体部分系本文作者所加）
译文是：
4 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有古卷作：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
5 多马对他说，主阿！我们不知道你往那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6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通过主题检索得知，《圣经》中文译本中有84处出现“道”、26处出现“道路”等字样。根据索引反证于《圣经》英文原文，发现：《圣经·旧约》中“道”出现了36次，除少数“道”是highway（2）、highways（1）、path（1）、word（1）外，其余各处均指向way（s）。也就是说，西方宗教中，way（s）就是上帝之“道”，是“主”为人指明的通向神圣的“道”；《圣经·新约》中“道”出现48次，少数的“道”是Way（5）、way（2）、teachings（1）、doctrine（2）、message（2）等，其余36处则均指Word（s）/ words。中文本《圣经》中的“道路”除3处指path（s）外，其余全部是way（s）。《圣约·新约》的结果说明了，为加速《圣经》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传教士们用“道”译Word/ words等的良苦用心及其效果。用way对译中国道家之“道”，仍是出于基督教的认知前景，只是表面上比译为God或Creator少了些神的意味，究其实质，仍是宗教性的置换和指涉。安乐哲教授说：“尽管韦利这个广为接受的译法表面看来是非宗教的也更生动些，……（但）‘Way’首字母的大写使得这个‘道’在语义学的意义上也带有了‘超验’和‘神’的换喻意味。”这个在书写和文化意蕴上都体现了神的身影的way与《道德经》中的“大道”“明道”所涵盖的意蕴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指涉系统。
同期，在美国影响较广泛的是诗人宾纳（Witter Bynner）的《道德经》译本The Way of Life according to Lao Tsu，该诗体《道德经》译本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成为后来许多学者，甚至包括哲学家在内的翻译者参考的底本。宾纳版《道德经》第一章：Existence is beyond the power of Words/ To define： / Terms may be used/ But are none of them absolute/ In the beginning of heaven and earth there were no words，/ Words came out of the womb of matter.这一译文，令人面前浮现出：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He was in the beginning with God.（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约翰福音书》中将Words译为“道”，使人想起王阜《老子圣母碑》文中的：“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这样一来，一个“道”字、一句“太初有道”，就把耶稣基督中国化、老子化了，而宾纳将“道”译为Words，因此成为一种互文参见的指涉。
三、Dao /Way-making——国学话语海外建构
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学者对道家之“道”有了更高的体认能力，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和认知也更平等、友好，不少译者专注于用Tao或Dao来建构意蕴丰富的西方之“道”形象。这些文本主要在学术性较强的研究者群体中流通，普通大众所接受的文本中虽多类比于“上帝之道”，但由于音译词Tao/Dao进入词典并得以广泛使用，越来越多的英美读者也开始体认到中国之“道”、道家之“道”的独特魅力，并将其运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当代西方比较哲学家安乐哲和郝大维（David L. Hall）基于道家宇宙关联论，为突出道家宇宙观陶冶和激越下人类的规划作用，将《道德经》译为Making This Life Significant。安乐哲认为，现有对道家之“道”的术语翻译，并不能充分尊重西方世界跟中国早期文本据以编纂和传达的世界观之间的差异，那些广为熟知的语言符号事实上并非与源语贴切。“这些套式化的翻译事实上犯了根本性的错误。……有意或无意地将文本从其自身历史和文化的土壤中移栽到另一个绝然不同的哲学园地是对该文本的严重冒犯，对其生命之根的损害是深重的。”
基于对怀特海“完美词典的虚妄”解读之上，安乐哲与郝大维为翻译设置的任务是使译文成为原文、原思想的指导性“代理”，读者在其提示下能够发现源语言，并与它们的真意倾心交谈，最终使这些印刻着不同思想体系的术语得以“自适”其身。在《道德经》等中国典籍翻译中，二位研究者坚持使用“语言群”的翻译策略：假定某一术语由于在文本每次出现时的侧重点不同，而产生了一系列的意义，该术语的语义价值首先就是根据文本分析时这一系列意义获得的。语言群翻译策略的使用，有助于想了解中国哲学思想的读者，能够通过在不同语境具有不同意义的哲学术语的相互注解，获得一种回应式阅读体验，从而获得对道家话语体系的充分理解和领悟。在安乐哲看来，“道”的词源上带有动名词性、过程性和能动性，“道”字在道家哲学中，可引申的意思涵盖“道”（road）、路（path）、方式（way）、方法（method）、言说（to put into words）、解释（to explain）、教导（teachings）、道义（doctrines）、技艺（art）等意义，在其最根本的意义上，“道”似乎意味着“行进于此世”（moving ahead in the world）、“勉力前行”（forging a way forward）和“开创新路”（road building）等主动筹划。
如此，在考察“道”所包含的一系列意义时，译者便可以确认三个重叠且相互限定的语义维度，三种在《道德经》任何章节都可能彼此关联的语义：首先，“道”作为发展着的情状和意向有根本的“势头”感；其次，人类在求道之途上，拥有一种主动力量，“道”包含着经验的不断积累，求道之途自然也就包括通过把握这一发展过程中更多流动、不确定的机遇；此外，作为“way-making”的“道”显然是个动词，它是“导”，是我们参与规划未来行动时经验的参照、指导和调控。这部对英语国家读者而言并不轻松的著作，安乐哲与他的合作者郝大维，以及后来长期与安乐哲合作的罗思文、北京大学哲学团队、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中心的学者，始终坚持对中国道家哲学的比较哲学解读，坚持其担任中国哲学合法化的辩护律师的初心。他这种倾听中国哲学独特声音的呼吁，捍卫中国国学话语海外传播方式的做法，不仅是对西方“一多二元”传统的批判，更是对中国“一多不分”话语体系的重要提示。
不同文化传统间的比较哲学视域下的翻译，由于沟通着两个不可能完全相等的概念，只能是一种“比喻”的方法，其优点是在翻译哲学思想时有助于我们发展新思想。中国的“道”在往他乡的途中，失去了原文中的部分蕴含，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增补了中国文化中所没有的“逻各斯”“救世主”等西方传统中的文化因子。将“道”译为God，体现了强势文化在与异质文化接触时的一种扭曲、错误而变形的想象；将“道”译为Way，虽有简单化的感觉，却是良性文化冲击下的一种文化协商；将“道”对应为Dao，这一陌生的音译或“笨拙的”译法，使西方读者先有一个概念，意识到这是中国文化的独特范畴，给予读者揣摩、想象的余地，降低了造成理解偏差和文化失落的可能性，Way-making则通过比较哲学话语构建，推动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话语中的身份构建。文化认证是一个辩证、动态的过程，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是文化的双重确认。（因版面所限，本文略去了作者所加注释部分。）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青年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0YJC740111、NCET-12-0558、14BYY025、JDW1501，本文作者为国际儒学联合会、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中国文化跨文化传播讲习班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