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我，在当今活跃于两岸三地的中国出版家中，你最钦佩的是哪一位？我会不假思索地说出一个名字：刘振强。
刘振强先生，现年85岁，是台湾三民书局的董事长，一位从事出版业六十二年的老出版家。他的名字，似乎并不响亮，不仅在大陆，即使是在台湾，普通百姓恐怕也不曾听说。这是因为他内敛、低调，极少抛头露面，从不参与公众活动，更不在媒体曝光。但是，了解他的人，包括两岸学术文化界的众多德高望重的学者，对他一致推崇，翘大拇指，交口称赞，以为他是二十世纪中国出版史上的奇人，他的胆识、气魄和业绩，他所构筑的出版理想王国，是业内人士津津乐道的话题。
他身居台湾，出版社名为“三民书局”，这一点极易引起误会，连官方人士也难幸免。2013年7月10日，三民书局举办成立六十年庆典活动，当时的“副总统”吴敦义应邀出席并致辞，称“三民书局把三民主义的精神用出版的形式落实”。此语一出，紧接着就被另一位上台致词的嘉宾抢白一通，说吴敦义望文生义，根本没搞清楚状况，三民书局的“三民”是“三个小民”合办书店之意，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无关。弄得吴敦义下不来台，狼狈不堪，他的“副总统办公室”事后不得不发文解释澄清。
由此说来，关于刘振强的故事，真要从“三个小民”创业说起。
一
刘振强先生是江浙人士。祖父曾入京为官，因性格耿直，看不惯官场的龌龊，便挂冠而去，且嘱后人勿入仕途。于是其父终身在家乡当教师，长期担任一所中学的校长。刘先生的青少年时代，战乱频仍，生活动荡。国共内战时期，父亲为使儿子躲避战火，买了一张船票，送刘先生远赴台湾，那时他还不满二十岁。
临行前，父亲告诉他，自己在台湾的朋友和学生虽然很多，但“你一个也不许找”。凡事要靠自己。于是，他开始了独立奋斗的人生。
刘先生和那个时代的许多有志青年一样，早早就抱定了教育救国的理想。但他同时认识到，要昌明教育，必须有良好的出版事业作为后盾。所以，做了几年学徒以后，当他开始考虑自己创业的时候，他首先想到了要开书店。
当时有两个伙伴与他志同道合。1953年7月，“三个小人物”每人出资五千元，开始经营图书零售。他们与卖文具、卖邮票的其他商家一起，共同租下了台北衡阳路上一间仅六十平米的店面。他们的书架只占一面墙，而且在店铺最里面的角落。由于资金捉襟见肘，进货很少，常常是卖了一本书才有钱再进一本书。幸好遇到了一些愿意将作品寄卖的作者，使他们的资金得以流转。这样，他们的货架充实起来，生意渐渐红火。
刘先生归根到底是要做出版。从哪里起步，这让他颇费心思。他独具慧眼地注意到，台湾经过日本人五十年的统治，实行的政经制度，颁布的法令章程，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套大有不同。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后，需要对典章制度做些改革，乃至重起炉灶。新制度下，需要大批与之适应的行政人员，也需要大批专业人员如会计师、律师等。当时的大学一时不可能提供如此大量的人才，解决的途径必然是在社会上选拔。要选拔，只能是通过各种专业考试，包括职场考试和高考。于是，刘先生开始根据现实的需要，组织出版了一批考试参考书。
当时，台北重庆南路和衡阳路，已经有不少间书店和出版机构。然而，只有三民书局一家，成批推出考试用书。正可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三民得了风气之先，盈利自然可观。
继而刘先生又观察到，市场上，不少出版社都在争抢出版中小学教材，因为这是一块肥肉。然而，大学教材却无人问津，一般人会认为，这个市场太小。他考察了台湾的大学，发现理工科和外文图书都自国外进口，价格高昂，而文科学生基本没有教材，绝大多数学生只能在课堂上听讲，记录笔记权当文本。刘先生凭借他的特殊敏感判断，这个小众的市场其实天地很宽。他毅然决定，陆续刊行大学用书。于是他遍访知名大学教授，邀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教材书稿。此举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极富远见卓识，不仅实践了“传播学术思想，延续文化发展”的理念，而且为三民书局赚到了第一桶金。后来的六十年中，无论大学用书，还是考试参考书出版，始终是三民书局的重要产品线。
接下来，三民书局走了由专到博的路，在其间，刘先生的大手笔连连不断。六十年代起借鉴日本《岩波文库》的经验，以《三民文库》的形式出版文史哲和艺术方面的普及读物;同时为“保留传统经典，更为让现代学子了解古籍内容”，又组织名家学者编著《古籍今注新译丛书》。1975年，刘先生在三民旗下增设东大图书公司，用以强化学术出版。他在两个出版品牌下组织了《中国古典名著丛书》、《世界哲学家丛书》、《音乐丛书》、《沧海丛刊》等丛书以及各种大型的汉语词典、英汉词典、英英词典。其中几套丛书长期经营，都坚持了五十年之久，分别出版200-300种，阵容庞大不说，难得的是本本精品，品质一流，堪可夸耀。到如今，六十年过去，三个小民中另外两人均已离去，而刘先生一直在勉力坚持。他所创办的三民书局，已成为海内外瞩目的出版重镇，总共出书一万多种，包括几十种大型丛书和若干大型出版项目。
我问过三民书局的朋友，这些丛书和大型项目的出版，刘先生都要过问吗？他们告诉我，那当然！刘先生可谓第一策划人，每套书无一例外地从规划、选题、组织论证，到编校、印制、推广的全过程，都融入了他本人的心血和辛劳。刘先生曾说，这些都是他“十月怀胎”的孩子，寄托着他的殷殷期盼。他期盼这些图书可以影响社会，改变现实，进而达成学术传承、文化嬗递的责任。令他欣慰的是，这些目的都达到了。
作为旁观者，人们不能不钦佩的是，刘先生执着地承担的这些大型丛书和出版项目本身都是重量级的工程，其中相当一部分，费时费力却回报无多，而所耗之巨资，累计为天文数字。但刘先生为了出好书，为了文化建设，投资时从未有过一秒钟的犹豫，哪怕是让他血本无归的生意，只要他认为有益，表示支持都不会眨一下眼睛;他是那种认准了一件事就拼命硬干的人。他的胸怀和气魄，常常让人想起历史上商务印书馆的老板王云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