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有一本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方舟子写的《溃疡·直面中国学术腐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他提的也很及时。当今中国存在官场腐败、商场腐败，而且很严重，大家有理由指望学术界能够坚持真理，在反腐败上成为中流砥柱。现在又出现了学术腐败这种现象，因此，十分注意，准备好好地读一下这本书，写一篇读后感。可是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做这件事。我把它保存着。它一定在我家里。可是当我想看的时候，忽然找不出它来了。有一天，我逛隆福寺商场，看到书架上有这书，而且有两本。当时我正在想把这本书找出来，没有下决心再买一本。可是回家后经过好几个月，还是没有找到它。我就决定又去隆福寺商场购买。可是货架上不见了。我问售货员小姐，她对我说，店里的确有这本书，可是因为长期没有人来买，现在退回去了。我从来不反对人们重视流行畅销书，我自己也常常买回流行畅销书来看，可是我对我国今天读者对严肃的、很有价值的书籍如此冷淡，还是颇有感触，不以为然。
也就在那天，我看到货架上有一本旅英女作家虹影的小说《K》。我看过她写的《饥饿的女儿》。这本小说，写的是“大跃进”中的故事，小说中描写的事情是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的时候，可是重庆地区还继续大量饿死人的情况。我重视这本小说，并且写过一篇文章。这次我看到虹影又有一本小说，就买回看了一下。
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受聘于武汉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史的英国青年朱利安和武汉大学文学院长的妻子“林”的热恋性爱的故事。小说应该说还是吸引人的，加上书中还收有海内外对这本小说予以高度评价的文章作为附录。这本小说，我读后并不喜欢，但是觉得值得注意。
原先我以为小说的情节是虚构的。觉得小说里的女主角“林”似乎以林徽因为原型。林徽因同徐志摩相识，徐志摩也追求过她。可是她很理智地与梁思成结婚。《K》这本小说中的“林”正好也同徐志摩有来往，可是，看来又不很像。
2002年10月我到武汉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宾馆见到我的一个朋友——我国著名女小说家池莉。我说起这本《K》。她说她知道小说中的那个“林”，实有其人。她不姓“林”而姓“凌”。她就是当年1935、1936年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的妻子凌叔华。凌叔华这个人，我真没有注意过。她的丈夫陈西滢倒是听说过的。鲁迅抨击过他，这件事我还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他做过武汉大学的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的本名是陈源，这个名字还是这次到武汉，在一个晚上去武汉大学见到一位研究生物学的院士，问起此人，才知道的。大概很多人知道，而我却孤陋寡闻。我毕竟是一个学自然科学的人，许多事情当时我注意得很不够。
由于《K》这本小说，讲了武汉大学文学院凌叔华夫妇的事，它就涉及上世纪20年代我国文化史的一页。同时这本书中那个男主角——那个英国青年朱利安(小说里用的是真名字)，则是英国“布鲁姆斯伯里”集团重要人物范奈沙的儿子。范奈沙和她的妹妹弗吉尼亚的沙龙，是这个集团的中心。因此《K》又涉及上世纪20年代英国文化史的一页。进一步说，陈源本人就是留学英国学英国文学的。聘请朱利安到武汉大学，就是陈源的主意。朱利安在到武汉大学后，写给范奈沙的信上就说，凌叔华夫妇最接近布鲁姆斯伯里的作风。中英这两页文化史，本来就有相当密切的联系。
我比较早接触的有关布鲁姆斯伯里情况的材料是《万象》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最近，我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上看到朱利安在中国寄给他母亲范奈沙的信。《文汇读书周报》说这信是从上海《译文》上摘下来的。这个月初即2002年12月12日，我找到了译文的全文，题目是《朱利安·贝尔——发自中国的书信》。我还看到陈西滢的女儿状告虹影的消息。这场官司还没有打完，长春的法院作出了原告胜诉的判决，虹影还在上诉。
和池莉在汉口的谈话，引发起我研究一下有关的这一段中英文化史的兴趣。但是我对布鲁姆斯伯里的兴趣只有那么一点点。我并不想研究这段历史。对虹影小说《K》我就更没有什么兴趣了。我真正有兴趣的是研究上世纪20年代鲁迅和陈西滢等现代评论派的斗争。
说来惭愧，自从1993年拙作《古稀手记》问世后，我来了劲，想努力争取成为一名“二十一世纪文坛新秀”。而且请戈革同志刻了这九个字的一方闲章，表明我有这样一种志向。时间过得很快。21世纪来了，而我是否成了“文坛新秀”，却很不好说。即使我不想宣布自己是失败了，但实事求是地也得承认，当一名文坛新秀十分勉强。我根本不会写小说和诗歌，想成为“文坛新秀”，只有争取写出若干篇略好一些的杂文随笔。鲁迅的杂文应该是我学习写作的范文，可是至今没有好好学习。自知我这个人的惰性特别强，因此也就珍惜外来的推动力。于是现在我就把看了虹影的小说《K》后与池莉的这次谈话作为一个推动力，学习一下同这一段文化史直接有关的鲁迅的杂文。这样的杂文从时间来说应该编在鲁迅的《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里。这两天看了些文章之后，有一些收获。
陈西滢何许人也?我弄清楚他大名陈源，字通伯，西滢是他的笔名。1896年生，1970年死。曾留学英国。大概在1924年前不很久到北京大学当教授。他是《现代评论》的主将。《现代评论》是综合性周刊，1924年12月创刊于北京。1928年底出至第九卷第209期停刊。主要撰稿人有陈西滢、胡适、徐志摩等人。当时这些人被称之为“现代评论派”。使陈西滢在近代文化史上出名的，是在从1924年秋发生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中他的表现。当时陈西滢站在北洋政府教育部总长章士钊、执政段祺瑞这边，与女师大革命师生为敌，并攻击支持女师大的革命学生的鲁迅。于是鲁陈之间打了延续很久的笔墨官司。
人们大都只注意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不会去注意鲁迅在1925年直接参与反对北洋政府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斗争的行动。1925年5月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任讲师，直接了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斗争的情况。鲁迅仗义执言，主张女师大的教授、讲师联名发表一个支持北女师大学生革命行动、反对校长迫害学生代表的宣言。鲁迅自己拟稿。稿成后，找到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和国文系主任马裕藻，请他转请其他先生联名发出宣言。在这个宣言上署名的是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七人。这就是有名的“七教授宣言”。
不仅如此，在1925年鲁迅还帮助女师大学生自治会起草过两件要求速撤杨荫榆呈教育部总长的公文。这两个呈文何日发出，没有明确记载，似分别在5月中下旬和6月。
这次我关心凌叔华的丈夫陈源和鲁迅打笔墨官司这一件事，得到我国著名杂文家牧惠的帮助，他把1996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一书中的第二部分“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复印了给我。这就使我节省了不少时间。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的书名，用了鲁迅在他去世前44天的1936年9月5日留下给亲属的一张遗嘱中的一句话《一个都不宽恕》为书名。鲁迅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这就是鲁迅的人格、性格、风格！
在这本《一个都不宽恕》中，除收入鲁迅的作品最多，陈源的作品次多，一为9篇、一为7篇。此外就只有徐志摩给周作人的两封信和胡适给鲁迅、周作人和陈源三个人的一封信。陈源的文章的基本内容，在鲁迅的文章和《鲁迅全集》的注释中，我已经知道，但是我还是想看到陈源本人写的文字。这样，我的认识或许能更深刻一些。
我过去虽然读过《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但是只是一看而过，没有更多留意。这次重读，我才明白那两年鲁迅同“现代评论派”的斗争的确有它的特殊重要的意义。
属于“现代评论派”的人很多。以前我没有注意到其中有好几位，我是与他们相识的，而且一直对他们很敬重。比如建国后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联系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时，与副院长李四光就有接触。作为一个地质学家的他，我听到的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人们说他在地学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说他的科学见解对找我国某些矿产起了指导作用。又如我是上海大同大学学生，我喜欢这个学校。我在大同读书时，校长是曹惠群，已经不是胡敦复。但我听过胡敦复教的西洋史和穆勒名学。他教这两门课，用的是英文写的书。他采取的办法是让学生一面注意学习科学内容，一面学英文。我认为这是个聪明的主意。至于鲁迅写的、在章士钊解散女师大另建女子大学时，胡敦复“趁火打劫，攫取女大的饭碗，助章士钊欺罔世人的事”，算起来应该是我到大同读书5年前的事，而且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也没有听说过胡敦复在五卅惨案后禁止大同学生参加爱国运动。这次我重读《华盖集》有了一个看法，像李四光、胡敦复这样的科学家，他们有一个长处，是掌握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能同时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作出贡献，但是学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的人，我认为还是应该警惕不要站在社会进步的对面。
而陈源这样的只会舞文弄墨的人，只要他们站错立场就没有这种两重性了。
鲁迅反对的“现代评论派”中的人数很多。他们大都留学英美，陈源是有代表性的。所以鲁迅一般用多数的“他们”，很少用单数的“他”。鲁迅在这一类知识分子中看出他们之所以会充当既凶狠又腐败的政府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撑者，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因此他同这些人的斗争，坚决而且凌厉。
在这次学习中，我有一个体会，像李四光、胡敦复这样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同阿Q类似，也是旧社会统治者得以长期统治的社会基础。不过阿Q在未庄，而这些知识分子在大学当教授。他们自己不会那么看，别人恐怕也不这么看他们罢了。而且这样的人现在也还大量存在。我不知道这么看是否站得住脚。
鲁迅对这种人的战斗，是相当孤立的，但是他丝毫不让步，一个都不宽恕，笔下尖刻，不留情面，越战越勇，而且不断开拓新战场。1925和1926这两年在鲁迅杂文发展的历史上是极为重要的里程碑。
对陈源，鲁迅毫不客气，要陈源等“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要他们除下假面具，赤条条站出来说真话。”这话直接是说给陈源听的。同时也说给“现代评论派”的所有先生和女士们听。他在这里用的都是多数的“你们”。
文章写到这里，我想写的话，差不多都写了。还想多说几句关于凌叔华。这是因为小说《K》的主角，不是陈源而是他的妻子凌叔华。我没有想到鲁迅的文章会提到凌叔华。在《华盖集》中一处没有明白指出凌叔华的名字。那是在《不是信》这篇文章里有一段话，说的是凌叔华的事。这一点如果没有看过陈源的《剽窃与抄袭》，我是不会知道。
鲁迅在驳斥陈源诬蔑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有抄袭的问题时说，“历史和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像，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历史则是纪事，固然不当偷成，但也不必两样。说诗歌相类不妨，历史有几点近似，便是‘剽窃’，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别意见，只在以‘一言半语’‘侵犯’鲁迅先生时才适用的。”陈西滢在凌叔华的抄袭行为被揭发以后，就在《剽窃和抄袭》中为凌叔华辩解说：“剽窃抄袭的罪名，在文学里，我以为只可以压倒一般蠢才，却不能损伤天才作家的。……至于伟大的天才，有几个不偶然的剽窃?不用说广义的心灵受到了过去大作家的陶养，头脑里充满了过去大作家的思想，就狭义的说，举起例来也举不胜举。”鲁迅文中使用“天才”二字，就是针对陈源文中讲蠢才如何如何，天才又如何如何而发的。
还有一处鲁迅倒是点了凌叔华的名字。那是在对《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中陈源指责鲁迅：“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进行答复时鲁迅说陈源：“绅士的跳踉丑态。实在特别好看。因为历来隐藏蕴畜着，所以一来就比下等人更浓厚。因这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陈源教授大概是以为揭发凌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把‘大盗’两个字挂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权威者’。殊不知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这些小说。”
正如在写鲁迅驳斥陈源这件事当中，凌叔华占不了什么位置一样，在小说《K》中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现在知道是陈源）占不了什么位置。我特别写这两段，只是因为在《K》中，凌叔华——小说中是“林”——是主角，而她的丈夫在小说中虽然必不可少，然而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出场的人物。我记得他似乎只上场一次。那是在“林”和比自己小8岁的朱利安一起在床上的时候，因为忘了关房门，“林”的丈夫有意闯进房来，弄得朱利安三年合同未满，就回到英国。而且在小说中，这个文学院长没有说过一句话。
关于凌叔华，我只知道她是广东番禺人，画家和作家，英文很好，能用英文写小说，并且在英国出版。我不知道凌叔华是否同陈源一样也在英国留过学，也同陈源一样与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早就有某种联系。
（责任编辑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