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1文献标识码：E文章编号：0559-8095(2007)03-0095-02
2006年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学家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诞辰90周年。史华慈出生于美国波士顿东部犹太人家庭，1934-1938年就读于哈佛学院，主修罗曼语言和文学。1940年重返哈佛教育学院求学，两年后取得硕士学位，毕业不久即应征入伍。二战结束后再度回到母校，师从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从此开始对东亚和中国问题的研究。195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同时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和政治系授课。
史华慈的学术研究涉及当代中国问题､中国思想史以及有关文明的思考等领域。史华慈最早､同时也是最有影响的学术成果，是1951年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该书长期以来被称为是美国学界对毛泽东思想展开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作者除了向西方社会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的特点及其贡献等内容之外，特别指出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并对毛泽东的思想境界包括民粹主义思想等作了论述。史华慈的第二本中国学著作《共产主义在中国：变化中的意识形态》(Communism in China： Ideology in Flux)是一本论文汇编，其中作者对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国的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化以及毛泽东思想等许多问题展开了有益的探讨。史华慈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有《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中国的文化价值》(China’s cultural values)､《五四运动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等。在将中国问题作为其学术研究立足点的同时，史华慈还对人类文明､文化差异等与人文关怀紧密相关的议题做了相关思考，比如他对于“轴心时代”的诠释､对“普遍的人类关怀”这一重要命题的阐述。由于史华慈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卓越贡献，美国历史协会于1998年1月授予他“学者荣誉奖”这一美国历史学界的最高荣誉。1999年11月14日，史华慈因病辞世。
为了纪念这位终身致力于中国研究的美国历史学家，2006年12月16-18日，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了题为“史华慈与中国：纪念本杰明·史华慈教授诞辰9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会议在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畔隆重召开。来自国内外的众多学术大家和学者参加了此次纪念与研讨活动。三天的会议主要围绕着史华慈思想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政治史研究､中国文史研究等主题展开。
在对思想领域相关问题的研讨中，国内外学者对史华慈教授的为人､学养及其学术研究演进路径，对中国思想史和中国研究乃至人类文明研究及其方法､视野等方面展开了广泛深入的交流。曾是史华慈的学生､现为哈佛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李欧梵先生，追忆了亲身感悟的史华慈思想史研究的风格和从事教学与写作的方法。哈佛大学林同奇先生从幸福观与人性论的角度对史华慈遗作《“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做了深入解读。日本早稻田大学历史学教授平野健一朗(HIRANO Kenichiro)向与会者介绍了史华慈的严复研究对日本政治思想研究､文化演变研究､翻译论和方法论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日本学者坂元弘子(SAKAMOTO Hiroko)细述当年在哈佛访学时所感受到的教授身上真诚谦逊的品格､德操和富含人文底蕴的学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林毓生教授的演讲，探讨了以赫伯特·芬格莱特的排斥取向以及史华慈的吸纳取向，理解孔子的《论语》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结果。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张灏的发言重点是对史华慈用以说明轴心时代思想转化的一个主要观念即超越意识进行了分析，阐发出自己关于超越的人文主义这一观念。美国卫斯理大学舒衡哲(Vera Schwartz)教授的报告考察了史华慈学术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话题——超越文化障碍和政治障碍去寻求真理。指出伴随话语分析理论和意识形态教条主义而来的知识贫困，实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爱德华·弗里德曼教授(Edward Friedman)的主题发言，集中于史华慈有关卢梭政治哲学与中国政治思想关系的研究，指出这种政治哲学是可供全人类进行对话的政治哲学。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女士系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她就自己对中国“权利”概念的研究与认知作了主题发言，认为中国的“权利”概念赋予了国家保证集体生存与发展的主要责任，这与限制国家干预以保证个人自由的英美传统形成鲜明对比。美国芝加哥大学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对于历史叙事和东亚的跨国主义进行了阐释，他指出新的历史叙事方式植根于不同的环境中，它与地方史､区域史和文明史的叙事形成了交互缠绕而又紧张的关系。来自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柯文(Paul Cohen)从跨文化的视角对中国古代勾践故事的功能进行了历史与现实的解析，强调作为中国史的研究者必须仔细注意这些历史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
在“中国政治史研究” 的专题研讨会上，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杨奎松教授，以及南京大学的高华教授结合会议主题，分别做了学术报告。沈志华教授以《毛泽东与反右运动的发起——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研究》为题，剖析了毛泽东与1957年中国整风反右运动之间的关系，对整风反右运动研究中长期存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即毛泽东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作了新的解读。认为1956年10月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执政危机主要源自党内，希望通过邀请党外知识分子帮助整风，以此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然而，毛泽东不曾料到由他亲自倡导的“双百方针”和“大鸣大放”，却将知识界和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引发出来。1957年5月12日，毛泽东开始对鸣放言论感到不满和不安。随后中共中央在14日､16日和20日连续发出三道指示，有意让“右派分子”继续暴露。不过，直到23日之前，毛泽东虽已决定坚决回击右派言论，但他仍然认为斗争还是在人民内部，在整风运动的范围之内。5月19日北京大学发生了学运风潮，并随后与社会上愈演愈烈的工人罢工､农民退社以及退伍军人闹事融为一体。毛泽东认定，这种局面对执政党的领导和社会安定构成了严重威胁，中共中央也为此深感担忧，遂于当月24-25日决定，在整风的同时发动一场针对右派的阶级斗争。杨奎松教授的报告《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国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指出中国共产党党政干部收入分配制度在建国前后有过重大变化：即从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供给制，改为等级森严､差距很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转变既有建国初期“以俄为师”方针影响的因素，也有部分牵就旧政权管理分配习惯的考量，但多半还是在传统文化与自身制度影响下，其角色转换时所出现的一种必然结果。高华教授的报告题为《从十五个“小人物”的回忆录看新中国在五十年代初是如何进行社会统合的》。他的研究是建立在对随机选取的15本普通人的回忆录的基础上展开的。通过研读与思考，得出如下结论：推动1950年代社会统合的动力是政治运动，思想背景是“阶级论”，1950年代(特别是1953年之后)社会统合向纵深发展，波及面扩大，新国家对社会的统合的力度大大加强和加速，对社会大众的影响非常深远，最终建成了一个由国家掌控一切的超强的新体制；新国家的领导者非常重视做动员､组织民众的工作，社会的组织化､军事化程度不断增强，很快实现了社会的统合。然而，随着新政权的不断巩固和新秩序的完全确立，这种治理方式的负面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且逐渐扩大。
在关于“中国文史研究”的研讨中，华东师范大学邬国义教授在其题为《毛泽东与无政府主义——从<西行漫记>的一处误译谈起》的讲演中指出，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名为《西行漫记》)中阐述了毛泽东早年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但是由于人名的误译，造成了学术界研究中的错误认知，邬国义教授对此做了认真的考证与分析，一方面纠正了讹误，同时对于毛泽东由无政府主义､对各种思想的兼收并蓄，到完全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由原先主张“温和”转向“激烈”的大跨度的摸索过程，也作了新的探讨。复旦大学金光耀教授的报告主要探讨的是《顾维钧与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求援活动》。在1940年代后期的国共内战中，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国内政治。美国政府之所以执行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政策，除了出于其对整个远东战略的考虑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国民党政府积极求援的结果。金光耀教授的报告梳理并细述了此间顾维钧竭力争取美国加强援华所做的种种努力和采取的外交行动，从而生动地揭示国民党政府当时是如何在美国展开求援活动的，以及这些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及其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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