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财富积累与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

报告反复强调的重点问题之一。

从2007年财产性收入概念首次进入党代会文件以来，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到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如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2011年提出“努力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2012年提出“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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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对居民财产性收入有统计数据的二十余年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不断增加。199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仅15.600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030%；2011年，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双增的情况下，人均财产性收入为648.970元，占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达到了2.976%，即便是最低收入人群，其财产性收入也实现了倍增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可见，无论是从绝对值还是相对比重上看，我国城镇居民获取的财产性收入均呈现增加趋势。

不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总量偏少、占收入比重偏低，仍有较大提高空间。白重恩和钱振杰[2]、何磊和王宇鹏[3]的研究发现，我国三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未带来居民收入和财富积累的同步增加，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格局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大幅落后于企业和政府部门，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和广东调查总队课题组[4]、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5]、中国建设银行和波士顿咨询公司[6]的研究发现，由于财富占有上的差异，

2010 年，我国可投资资产1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士数量达50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0.040%，但其财富占全国的比重达24.000%（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2011）。如果将可投资资产降低到600万元人民币，高净值人士数量达121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0.093%，但其财富占比却高达43.500%（中国建设银行和波士顿咨询公司，2011）。普通居民特别是中等及中下收入居民获得的财产性收入较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渠道有限，商品房价格的过快上涨和金融抑制影响了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居民民生支出的大幅增加、民生集合基金（如社会保险基金、养老金、住房公积金等）的低水平管理和运行，降低了居民消费预期和社会总消费的增长，长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民众福祉的改善。在人口老龄化压力日益严峻的条件下，如何让更多居民的财产存量获取收益，对于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日显重要。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结合收入分配差距日渐扩大的现实，分析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既有文献基础上，本文试图在两个方面有所贡献：（1）从理论角度阐释收入分配差距对财富积累和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机制；（2）利用我国2000—2009年分省面板数据，对主要结论进行检验，得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简要的文献综述；第三部分建立一个简单的数理模型，讨论收入分配差距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机制；第四和第五部分利用我国2000-2009年分省面板数据，对主要结论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作为附着在财产上固有的收益权，财产性收入是按要素分配的重要体现。国际文献对财产性收入的研究主要包括：（1）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和周期性波动。（2）财产性收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Leven[2]将居民的不同收入来源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与其他收入相比，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表现出了起步晚、增长快的特点。Creamer和Bernstein[3]研究了股息和红利、利息与资本利得或损失周期性变动，发现由于决策过程和支付时滞等方面的原因，居民获得的股息和红利往往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但利息和资本利得或损失则体现出较强的顺商业周期特征。Paul[4]利用澳大利亚的数据分析了收入来源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发现居民收入越低，财产性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越高；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正，但程度上低于工资薪金所得和营业性收入的影响。Matti[5]结合欧盟居民收入和生活条件统计（EU-SILC，EU Statistics on Income and Living Conditions）对财产性收入进行了重新界定，并比较了12个欧盟成员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状况及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不同国家获取财产性收入居民的比重和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及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均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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