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天佐（1913－1987）江苏靖江人，原名刘健，字秀眉，又名季梅，笔名有贺依、紫光、史笃。其兄刘述周，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蒋天佐1930年就读于南京中学的时候，便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担任南京市委宣传部长等职。他于1932年加入“左联”，后不幸被捕，关押在南京军人监狱。1935年出狱，到上海从事文艺著译工作。1938年恢复组织关系，任上海文化界总支部书记。1941年到苏北鲁艺任教兼总支委员。1943年在敌伪对盐阜地区进行大扫荡时，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伤了腿部，组织上便安排他回上海疗伤，并且从事党在上海文艺界的秘密工作。抗战胜利以后，蒋天佐在上海秘密从事统战工作，与郑振铎、徐伯昕等创办《民主》周刊。全国解放以后，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文化部办公厅副主任、江西省作协副主席等。其作品主要有《低眉集》、《海沫文谈偶集》、《蒋天佐文集》，译作有《匹克威克外传》、《奥列佛尔》、《荒野的呼唤》、《雪虎》等。
蒋天佐患有肺心病，常年卧病床榻，需要不断吸氧。1979年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当时周扬曾经说过：“一定要让蒋天佐同志来京开会，就是用担架也要把他抬来。”蒋天佐后来果然如期到来，住在他哥哥刘述周的家中，虽然未能亲自参加会议，但他通过来访的同志和会议简报，不断了解大会的进展情况，及时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和想法，这种以党的文艺工作为重的胸襟，充分显示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也证明了他在文艺界的影响。
蒋天佐在文艺理论上颇有建树，他曾在陈望道主编的《新中国文艺丛刊》上发表过长篇论文《什么叫抗战文艺》，在阴霾漫天的孤岛上海出版过单印本，并且再版多次。他在苏北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文学系任教期间，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参考的情况下，凭着自己的记忆和过去积累的学识，编写教案，并根据自己拟就的大纲，形成完整的讲稿，通过帮助学生修改、分析、指点、交流，最终形成了《文艺理论与写作》的小册子，广泛流传。此书不仅培养了鲁艺文学系的学生，影响所及还流传到苏南、苏北各个根据地的各个部门，大家爱不释手，纷纷动手抄写，可见这部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1939年1月，由许广平、巴人等集股筹办的《鲁迅风》创刊，金性尧任主编。4月间，我父亲周楞伽用苗埒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从“无关抗战的文字”说起》的杂文，内中有几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巴人。如：“但我对于巴人先生的意见，也有一点要补充，希望于‘抗战八股’之外，能够注意到更深入和提高。”“不能以‘抗战八股’为己足，而不思超越。”“巴人先生在尚未能确切断定自己的文章必能下乡之前，实未可以老百姓还需要为辞，不思把握工作的对象，去加以深入与提高。”
当时已经有人在指摘巴人的文章是“抗战八股”，而且在我父亲之前，已经发生了三场笔战。但巴人坚持认为提出“抗战八股”的人是别有用心，妄图把抗战文艺贬低为八股，借以取消抗战，打击进步的文艺界。
于是，巴人在楼适夷主编的《文艺阵地》三卷一期上，发表了《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的长篇巨论，锋芒所向，斗争的对象主要就是周楞伽和徐，因为徐（讠于）曾经攻击巴人是“夸张自己的文章等于夸张精虫的数量一样”，“街头葫芦里都没有药，流行文章里争的都是私事”。于是在当时的文艺界，展开了一场规模颇大的争论。
蒋天佐当时是站在巴人一边的，他在17期的《鲁迅风》上发表了长文《为了真理》，详细答复和批判了我父亲用苗埒笔名撰写的《论上海最近文化工作中的错误倾向》的文章。其中主要的论点是：一、周楞伽把文化战斗的任务从抗战建国，转移到空洞的服务全人类上来，掩饰了民族生死关头的流血斗争。二、现阶段的任务是“文化服务于抗战建国”，可是苗埒却提出了“文化服务于革命”的口号来代替“抗战建国”，这种论调，与汪逆同流合污，意思是攻击共产党趁机革命、赤化中国。三、苗埒混淆了抗战和建国的原则和方向，是托派的论调。四、苗埒替一切个人主义者辩论，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个人主义自有存在的基础，应该让它逍遥自在，这是机械论的观点。五、苗埒不仅反对反个人主义，还主张争取托派，无异于与虎谋皮。
针对蒋天佐的指责和批评，我父亲在自办自编的《东南风》杂志上，发表了《论抗战与真理答蒋天佐》的文章，批评上海文艺界领导随意指责别人是托派、个人主义者、第三种人的错误倾向，这无助当前统一战线工作的展开，另外阐述了自己对于抗战和建国两者关系的认识。接着巴人又发表了《与天佐论个人主义书》，再加以反驳，而徐（讠于）在《东南风》上撰文，呼吁扫除宗派成见，停止造谣诬蔑，纠正排斥别人，容纳多数意见。双方参与者越来越多，用词也更加尖刻。
后来通过诗人蒋锡金的调停，双方终于偃旗息鼓，停止了笔战。蒋天佐生前曾经回顾了这场争论说：“这个争论结束得比较快，形式上也没有结论，不过我觉得这在当时来说是有益的，而且涉及的问题也是重大的。”现在蒋天佐与我父亲都已经作古，这场笔战的重要性恐怕要等文学史家来研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