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因外在的社会文化主流话语和问题的内化，故事人物都处于“失语”状态，通过叙事隐喻，内化的问题被外化，人与问题的分离让个体突破“失语”，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而使重构多种自我人格、疗愈内心病状成为可能。同样，作者的创作过程也是叙事治疗的过程。除故事的形式和内容对聆听的读者有心理疗愈的现实意义外，作者自身的生活经验也为读者提供了重构自我人格的参考。
关键词：问题叙事 叙事隐喻 自我人格 叙事治疗
舍伍德·安德森以讲故事者“story teller”自称，他所讲述的故事渲染着社会现实与自我人格期许之间的矛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工业化进程中美国人的百态人生也在故事中浓缩，因此可以说，安德森讲述的故事是普世的映照。第二部短篇小说集《鸡蛋的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Egg）（1921）聚焦于在现实和理想的夹缝中挣扎的人生，延续了“畸人”群像。故事人物无论言说自身的还是他人的故事，读者都能从中窥视到叙事背后被遮蔽的现实：人性被冷酷、机械的社会所规制和压抑，自我人格被单一化甚至忽略。人类学家迈尔斯·理查森认为，人不仅是生物的存在和经济的、社会的动物，就其本质属性而言，人也是讲故事者。{1}人在言说自身故事的同时，重新体验了自我的生命进程，呈现内心世界于外部世界；转述他人故事的过程，也是自我的重新整合，于其中体会生活叙事的可能性，从而为新的自我叙事创造多样性空间。个人故事源于生活，从发生、叙述、改写到再叙述，对叙述者和聆听者来说，都是重构自我人格的过程，焦虑、痛苦、自我迷失等心理失调也将得到疗愈。本文以叙事治疗的理念为视角，从叙事冲动的缘起、叙事过程以及叙事聆听这三方面分析安德森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考察各色人物重构自我人格，心理得以治疗的过程，以及展现故事大师安德森藉叙事缓解自身心理病状对读者的现实意义。
一、叙事中“失语”的缘起 上世纪20年代，城市化是一战后美国的最大变化之一。在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昔日小镇的安逸被扩建的公路及铁路所打破，商业繁荣的背后是日益扩张的对物质财富的贪婪；经济活动下，欲壑难填的欲望几乎渗透到每个角落，中西部小镇的淳朴也随之变异。“工业文明由于其所包含的非人的、异化的本质，在心理上、道德上、价值观念上给人以强烈的冲击，从而使人性渐渐产生扭曲。”{2}在城市化不断扩张的同时，乡镇的保守、愚昧和乏味仍像难以彻底消除的毒瘤，继续占有主流话语权，规约乡镇的生活。内外两股势力的共同作用对乡镇的居民来说，无疑是种难以适从的矛盾冲突。不管是金钱至上，还是保守的旧有观念，两者都是强有力的社会控制话语，在其左右下，依据行为表现，个人被贴上“正常”与“不正常”的标签，福柯将其定义为主体客观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区分的实践是社会化的，通常也是空间化的：社会化的表现形式是个体一旦有别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则被客观化；空间化就是将不同于社会群体的个人进行身体意义上的隔离。”③区分或隔离的个体被剥夺话语权，处于边缘地带，“失语”就成为他们的生活常态。
除了社会文化话语的直接压抑，在问题内化的影响下，个人自身也会产生“失语”的作用力。“自我建构的运作必定典型性地涵盖自我认识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则是经由外部文化规范调解的内化对话实现的。”④也就是说，自我人格的建构往往受社会主流文化的约束，个人面对生活中的问题时，会下意识地认为这是由自己或他人的性格或相互之间的关系导致的，并非源于社会主流文化。《鸡蛋》（The Egg）中，母亲读了关于加菲尔德、林肯等人从一贫如洗到实现“美国梦”的故事，之后便说服父亲着手从事自己的事业，从而出人头地。相关杂志和书籍传播的“美国梦”奋斗史就像杰里米·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垄断了话语方式以及话语的传播渠道，“从而也就具有了对‘真相’和‘真理’进行诠释的优势和权力”⑤。父母亲遵循语言垄断集团诠释的“真理”为成功而奋斗，无疑成了规训的对象。身处社会“监狱”的主体在自我建构和控制时，解读外部既定的社会规范并内化为用于自我认知的“真理”参照。父亲将失败全部内化成自身的问题，除了努力保持表演式的微笑，他没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去反省、揭露已经变质的“美国梦”。因此，“真理并不存在，有的只是对处于修辞伦理中所谓真理的解读”⑥。这一将外部文化话语内化而形成的主体观念其实早已失去了真正的声音，面对最后的失败与困惑，剩下的只有“失语”后的无声。同样，《来无踪去无影》中，小镇的思想观念和生活规范被罗莎琳德内化为检验自我人格的标准：她与已婚的沃尔特相爱却迟迟不能与他人讲述自己的爱情，包括她的母亲。
无论是社会文化话语权的直接压迫，还是個人在自我建构时的问题内化，小说集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失语”的基调。作者在开篇《哑巴》（The Dumb Man）中创造了哑巴这一特殊的叙述者。“如果我可以说话，我将用歌声唱出这个故事。”⑦叙述者想讲述故事，但他无法发声，生理上的失语是内心“失语”的表现形式。同样，《吹小号的人》（The Man with the Trumpet）中叙述者重复着对纯粹人性的渴求，对美好生活的坚持，但他只能将自己的话语“扔进街上的一间空房间”，只能“在夜里向电话的另一头轻声低语”⑧，叙述者没有也不会得到任何回应。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故意解构了小说人物的话语权，将其置于无法发声的境地，这与作者本身的生活经验不无相关。安德森从小就受穷苦的折磨，过着丧失话语权的社会底层生活。母亲过早的离世使安德森缺少了可以倾诉的对象，背叛母亲的父亲也不曾成为他自我故事的聆听者。这种问题生活叙事的压抑让作者自身也陷入“失语”的境地，这些都导致了小说人物缺少自我声音的“失语”氛围。
二、叙事的发声 安德森的人物即便被剥夺或解构了话语权，置于边缘地带，仍不缺乏与之抗争的勇气。身体失语的哑巴叙述者依旧怀有强烈的叙事欲望，同样，叙说故事的冲动让受内外主宰性话语挤压的小镇人开始思考和质疑自身的“失语”状态。通过叙事，“失语”的叙述者得到挑战社会主流文化话语权、试图摆脱被边缘化的机会。与此同时，叙述者“通过语言将问题和人们生活中的其他方面置于人自身以外，以使人与支配性的、渗透着问题的故事分离”⑨。这就为开拓新的叙事提供了可能性空间，新的叙事则意味着自我人格的重构。借助叙事隐喻，叙述者在突破“失语”状态的同时也颠覆了社会话语将人客观化的范式，重构自我人格，使心理上的伤痛得到疗愈。
罗莎琳德从芝加哥回到家乡威洛斯普林斯小镇，希望在生命的关键时刻与母亲谈谈关于她和沃尔特的爱情。“宽广的阶梯向下延伸，无止境地向下、向远处延伸。人们沿着阶梯，在两面大理石墙中往下走，渐渐远离她……”然而，“那个通往大理石阶梯的大门被上了锁……那把打开这扇门的钥匙就是爱”⑩。少女时期的白日梦片段在她脑中不停闪现，再次追溯少女时期的想象，对当下深陷问题的罗莎琳德来说，是一种具有反思性意义的隐喻。所谓反思性即“任何意义系统折回它自身、通过指向自身使它成为客观对象的能力”{11}。罗莎琳德渴望像这些人一样不停地行走，走入他人的内心世界，但她没有打开大门的“钥匙”；小镇生活中性的压抑、爱的缺失、旧有思想的束缚都使罗莎琳德无法与任何人解释她的爱情。隐喻中的困境和罗莎琳德自我故事中的问题具有同构性，两者的相似有助于罗莎琳德将自己的生活故事与隐喻故事相联结，将内心的问题外化，观察隐喻故事即是在审视自己的人生经验，解决隐喻中的问题即为自己的生活叙事开辟新的方向。David Gordon认为，叙事治疗中的隐喻具有一定的指示功能。{12}罗莎琳德的隐喻故事需要她去寻找“爱”这把钥匙，这就促使罗莎琳德去突破“失语”状态，向他人说出自己的爱，真正了解他人。在这一充满生机且具有激发性的隐喻影响下，“她自己的思想开始整理话语，争着想通过她的嘴唇表达出来，她渴望对某人说话……”{13}与以往的生活叙事相比，罗莎琳德开始改变叙事风格：“生活毕竟是丰富多彩、喜悦欢心的……有一件事她可以真正亲近她的母亲，可以走进她母亲的生活。”{14}最终罗莎琳德完成了与母亲的对话，谈论了自己的爱情，发出了内心隐藏许久的声音。罗莎琳德最后选择离开小镇，去开始新的人生叙事。在离开的路上，“她甩掉了这个小镇和她的父母亲，就像一个奔跑者甩掉一件厚而不必要的衣服……她跑的每一步，都使她获得一种新的意义上的逃脱……她是一个光明的创造者。”{15}从起初的“失语”到发声，促使其发声的隐喻让罗莎琳德通过叙事得到了心理疗愈的机会，为自我人格的新叙事创造了新的意义空间。
三、叙事声音的聆听 安德森笔下的各色人物通
过自我回顾叙述以及与他人的对话将自我与问题分离，突破“失语”境遇的同时也展开了叙事治疗。从讲故事这一行为本身来说，叙述者和聆听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过程。叙述故事不是纯粹的文学或美学的信息传递活动，而是类似仪式活动的神圣行为。{16}仪式对人的心理暗示作用能激起个体释放潜在欲望和直觉的冲动，整合记忆碎片，重构新的自我叙事。因此，除叙述者外，讲故事对听者的身心也具有强大的治疗作用。生活在当今信息饱和的社会，人显露出越来越多的“异质性”特征，在不同语境下遵循主流话语制定的相应游戏规则，进而表现出不一样的人格特点，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这意味着，随着社会饱和的进程，人的自我将变成‘混成曲’。”{17}不同的自我意味着展开不同人生叙事的可能性，这也是心理病状得以疗愈的关键。读者的阅读基于一定的自我经验，Epston等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带着经历和想象进入故事，接收并转换成自我的故事叙述。”{18}面对安德森故事中那些被支配性话语或内化问题称为“畸人”的人群，读者除了给予同情，还将情感体验指向自身，观察和反思之前的自我人格，改变单一的观念模式。安德森与不同时空的读者通过故事文本置于同一时空，进而形成对话，构成一个更为完整的叙事治疗过程。读者在倾听故事人物讲述的同时也是对作者本人叙事声音的聆听。安德森坎坷的生活叙事被内化为自我问题，这首先表现在他的四次婚姻生活上。James Tuttleton認为，事实上，安德森对女性具有一种深刻而矛盾的敌意。这无疑与他母亲的早逝有关，一方面，他希望像母亲那样善良、敏感、富有同情心；另一方面，他又视母亲的死为一种遗弃，将报复的欲望发泄在其他女性身上。{19}安德森内心问题的另一次爆发是1912年的突然出走，四天后被发现时他被诊断患上了精神疾病。“无论是什么病，安德森自认为这是拒绝接受低级商业生活中的道德沦丧……”{20}除了用突然的“出走”来批判，安德森通过讲故事否定了当时以崇尚物质主义的主流话语，“我成了一个讲故事的人，在形式和表层上都建立了我自己的价值观”{21}。故事是内心问题的外化，从“失语”到“发声”，以自己讲述的故事来了解自我，安德森的叙事治疗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问题人格，疗愈了心理病状。对故事所折射出的作者的现实生活经历，读者能够从中看到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因此，聆听故事的读者能够从故事人物叙事和作者生活叙事两个层面体验对自身心理病状治疗的现实意义。
“畸人”的故事是在社会主流话语的桎梏下讲述的，他们往往被边缘化，进而将矛盾与问题内化为自身的一部分，受到内心痛苦的束缚，失去自己的话语。然而，“畸人”渴求自由、理解和爱的欲望迫使他们回忆、讲述自己或他人的故事，在叙事的过程中重新自我审视和思考，改变以往单一的经验叙事。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方式，能够言说“不可言说”之事，让叙述者把内化的问题外化，解构支配性话语，重构新叙事下的自我人格。在作者层面，安德森经历的痛苦和折磨在写作中得以发泄，旨在通过故事建构自己的价值观。故事人物的经历帮助作者体验多种自我人格，进行叙事治疗。读者根据一定的自我经验，在故事的形式与内容的表层下，将自己设定为故事人物进行自我叙事，解构先前经验并重构多种“可能性”自我。所以，叙事治疗对叙述者和聆听者都具有疗愈作用。安德森书写的是他的时代，但其中的人类生存主题仍存在于后工业时代，因此，“畸人”叙事对自我迷失、渴望与他人沟通的现代人也具有一定的治疗意义。
① 叶舒宪：《叙事治疗论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7期。
② 虞建华：《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思潮和文学表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③④ Madigan， Stephen Patrick. “The Application of Michel Foucault’s Philosophy in the Problem Externalizing Discourse of Michael White[J].”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14.3 （1992）：266，268.
⑤ 姚喜明、王惠敏：《语言的力量和修辞的伦理》，《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⑥ Madigan， Stephen Patrick. “Discursive Restrains in Therapist Practice： Situating Therapists’Question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Family [J].”Postmodernism and Deconstruction in Therapy. Dulwich Centre Newsletter， No.3 （1991）：13-20.
⑦⑧ Anderson， Sherwood. The Triumph of the Egg [M]. New York： Four Walls Eight Windows， 1988： 1， 268-269.
⑨ Ramey， Heather L. Donato Tarulli， Jan C. Frijters， and Lianne Fisher. “A Sequrntial Analysis of Externalizing in Narrative Therapy with Children[J].”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Human Sciences Press Inc.， 31.4（2009）：263.
⑩{13}{14}{15} [美]舍伍德·安德森.舍伍德·安德森短篇小說选[M].方智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页，第57页，第58页，第85页。
{11} Ruby， J. A Crack in the Mirror [M].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2.转引自：尤娜，叶浩生. 叙事心理治疗的后现代视角[J]. 心理学探新，2005， 25.2： 9.
{12} Lyness， Kevin， and Volker Thomas. “Fitting a Square Peg in a Square Hole： Using Metaphor in Narrative Therapy[J].”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Human Sciences Press Inc.， 17.1 （1995）：132.
{16} 麦地娜·萨丽芭：《故事语言：一种神圣的治疗空间》，叶舒宪、黄悦译，《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30—34页。
{17} 杨莉萍：《社会建构论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18} Androutsopoulou， Athena. “Fiction as an Aid to Therapy： A Narrative and Family Rationale for Practice [J].”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3.3 （2001）： 286.
{19}{20} Tuttleton， James. “Sherwood Anderson： A Room of His Own [J].”The New Criterion. New York： The Foundation for Cultural Review， Vol.6 （1987）：67，296.
{21} Anderson， Sherwood. A Story Teller’s Story ed. [M]. Ray Lewis White. Cleveland： The Press of Case Western University， 1968： 296.
作 者：陈银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2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编 辑：郭子君 E-mail：guozijun0823@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