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开篇中提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经典论断准确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的异质性。乡土社会以土地为根本，原本是在地方性的限制下形成的社会结构，而相应的乡土社会生活也因依赖于各地风土人情，从而形成了有地域性甄别特征的文化。然而随着当前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深入，原本生于斯、死于斯的乡土社会也日渐趋同化，农村人口向城市或非出生地地域的流动也随之常态化，以往终老是乡的乡土生活正在逐渐消失，“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稳态型乡土结构也一步步被打破，“回不去的故乡”成为了一代人共同的情感记忆。
面对乡土社会以及相应文化结构的重大变动，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非常漫长自然农业历史、中国农民至今还占着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度而言，如何去整理和回顾以往的乡土文化，如何对现时的乡村深悉知情，如何去探求乡土文化在未来中国文化建设中的方向，这些命题显得尤其重要，同时也是新世纪乡土作家不容回避的文学主题。
作家陈斌先也正是这一乡土结构变化的感受者。面对着来自时代的文学命题，自1986年创作始，陈斌先一直坚持讲述乡村生活、农民的辛苦与卑微、乡间生活的低矮与琐碎、农村基层干部的担当与挣扎。陈斌先执著地为读者勾勒和绘制着“这群乡下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态。在《吹不响的哨子》（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版）中，他所描写的乡土世界，地域性特色显然已不再是小说叙事的重点。那么，陈斌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构建自己的乡土记忆呢？
乡村结构的记录者
对乡土人物以及生活空间的描摹与关注一直是陈斌先小说写作的重点。这部小说集共有九篇小说，除了目录里的八个中篇外，作者所写序言的前半部分可以看成是一篇短篇小说，这九篇作品共同叙写了不同生存状态下的“乡下人”，作者在描摹与勾勒这些人物时，并没有强调他们的个体性，而是用这些人物去展示现实乡土社会中不同类型人物的生活态度。作者用丰富细微的文学想象，既为读者呈现了乡土世界的欢笑与哀愁，帮助读者走近和了解乡村群体，又提炼和概括出了这类群体背后隐藏的社会与文化因素，从而进一步拓展了乡土人物这一传统文学母题的言说空间。
在这部小说集里，陈斌先所关注的是变动中的乡村结构，他通过对乡村老中青三代以及乡村基层干部不同生活状态的叙写，为读者展示了“真实”的乡村生活：《吹不响的哨子》讲述的是集体经济时代农村老队长黄瘪子的善与拗，在时代的更迭下，他依然固守以往的人生理念，面对土地流转的国家新政策，他的不理解、痛苦、困惑、顽固与偏执，都显示出了老一辈乡土人物在社会变化面前的种种不适应，他们的乡土身份虽没有改变，但固有的乡村文化记忆已被迫接受社会新思潮的洗礼，黄瘪子其实是这类因时代转变而形成的“乡土遗民”的代表。《天狗》中的主人公也同样面临着黄瘪子一般的精神失衡，村庄被矿井开发了，原本宁静单一的村落，变成了工业与农业交相生存的场地，生活方式、理念的变更带来了人情与人性的冲突，天狗所代表的是现时乡村社会的中年这一群体，也是为数不多的依然固守乡村的“中流砥柱”，由于具备与乡土风俗相关的谋生记忆，天狗并没有选择外出打工，即便未出乡村，他依然必须面对乡村生活的变化，他虽没有黄瘪子般固执保守的旧理念，但他在社会变化以及两种文化形态面前，也同样茫然不知所措，物质上虽然比原来单凭靠天吃饭的农业劳作越来越红火，但在精神上，他始终有一种喘不过气的挫败感，最终只能用蛮横与对抗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以此找寻自己原本熟悉的乡村世界；《秀秀这个娃呀》书写的重点则放在乡村年轻一代的身上。秀秀、小六子都是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年轻人，乡村社会的这些年轻的一代已不愿意留在乡土，“中国乡村的衰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传统意味的故乡渐行渐远。今日之农村是‘386199部队’的居住地：‘38’以‘三八’节代指留守妇女，‘61’以“六一’节代指留守儿童，‘99’以九九重阳节代指农村老人。他们留守中国乡村，构成农业生产的主力军。”[1]如果说传统的乡村已经不能承载年轻人的梦想，那么农村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农业的未来又会在何方？《乡村大客户》则是以乡镇干部的目光去综合观察社会转型期里农村生活和社会矛盾焦点的变化，作者在这部小说里以“跳出来”的姿态，审视了乡土人物在利益面前的挣扎，既描写了乡土社会中的留守人群，也讲述了各种原因的“归来者”，以及现有乡土秩序维护者的艰难和困守。
乡土社会历世不移的结果，使得乡土人物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在熟悉的地方上生长，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村落因为地缘与血缘的聚集，形成了家族的理念，家族叙事也因此成为了显现乡土记忆常用的切入点。小说《响郢》就直接是以村庄名来为小说命名，作者一开篇就表明了自己的写作态度——要以一个村庄的起伏来反映时代的变迁，并进而对“乡土中国”进行文化的反思。廖家响郢与董家小郢世代积累的矛盾，造成了廖家妖怪皮与董家董梅一生的爱情悲剧，小说以乡村青年的婚恋心迹展示了乡村世情，也显示了乡土规约下的“熟人”社会对于个体的影响与制衡，从某种程度上，把“响郢”看成是“乡土中国”的一个缩影亦不为过。与之相似的是《天福》中的帖子，作家同样通过他将近一生的爱情经历描写了乡村的变迁。乡土生活的空间固然与地域有关，但经由家族所构建的人际网络，使得乡土的概念得以不断推演下去，易域与陈静（《谁把谁的泪水擦干》）虽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大学毕业生，但他们相爱的基础是建立在同学关系这一“熟人”前提下的，而这两位年轻人对于理想爱情的定义，恰恰也正是乡村生活中“男耕女织”的“田园式”爱情；《天街咋就恁么长》的小说场景虽然变化到了街道，但天街人也是同样生活在彼此知根知底的关系网络中，面对困难时他们的抱团生存同样也是传统乡土生活方式的展示。
在整部小说集里，陈斌先的叙述语调一直是不急不缓的，对于人物的描写，作者也极尽详细，将每件事的细枝末节、每次纠葛背后的来龙去脉都讲述得清晰明确，这种“负暄絮语”式的写作方式非常切合小说主体人物的乡土身份。乡土社会原本就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在其中生存更多的是依靠经验而不是知识和权利的获得，加之乡土生活的节奏也取决于气候与节令，在农闲季节，这种家长里短的负暄琐话也正是乡间生活的常态，而乡土社会中祖辈生活经验的传承以及对他人的认知，也无一不是来自于这种口耳相传式的絮语方式。陈斌先这种舒缓细致的小说写作风格一方面符合了小说人物的身份，另一方面也通过故事节奏显示出了乡土文化规约下的生活状态。
乡土理念的行吟者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乡村’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文学对象。”[2]如果说这一个个或悲或喜、鲜明且具类型化特征的乡土人物是陈斌先乡土记忆的载体，那么蕴藏在这些人物内里的乡土伦理则是作家着力去记忆的理由与小说书写的关键所在。纵观陈斌先的这部小说集，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于传统的乡土伦理是持肯定态度的，他深深地忧虑着城市化进程对于乡土生存空间以及文化的步步逼仄，他用自己的小说世界还原和复现着一代人的乡土生活和记忆，以期为未来的人们搭建起了解过去的桥梁。
《天福》中的主人公帖子正是承载作者乡土小说创作理念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帖子一辈子固守的生活方式是乡土的：他坚守在自己出生成长的乡村，他以土地为生，以农活种植的时令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帖子的土地被征用了，虽然一下子可以拿到种地很多年才可以挣到的钱，可帖子的第一反应是：“那地征用了俺今后吃什么？”土地是乡土生活的根本，土地对于乡土人物的意义不仅仅是生存的保证，同时也是精神依托的重要物件，有了土地才可以保证乡土社会“多劳多得”的分配标准，土地收成的好坏除了自然条件之外，必须要靠个人的辛勤劳作，它是乡土社会最客观的评价体系，也决定了乡土社会中对于人褒贬的评价标准。在乡土伦理中，评价一个人是否富裕是要看其土地的占有率，而鉴定一个人品行的优劣则需要通过考核其人的劳作能力来评价，换而言之，土地是与乡村生活息息相关的，描写乡土社会，就需要作家正视土地在乡土物质和精神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因此，帖子对待征地的态度就不难理解了，哪怕最后他可以如数拿到征地款，但这些金钱数字一来无法带给帖子安全感，二来实际上摧毁了帖子乡土生活的基本，既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也剥夺了他的存在空间，所以他甚至借由一个意外编织了丢钱的谎言，希望自己能重回乡土的评价体系。可惜帖子的努力是徒劳的：征地是现时乡村发展的大趋势，而乡民们对于金钱的重视也超过了对于土地的认可，以往按时劳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慢”生活状态已被暴富、变动的“快”节奏所取代。
《天街咋就恁么长》里二娥用近乎骗婚的方式嫁给了老实头，她所看重的恰恰是老实头的城市人身份。老实头一开始的工作是澡堂卖票的，虽然他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并不高，但他的工作以及生活方式是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截然相反的。老实头有每月固定的工资，也有相对固定和稳定的工作环境，二娥所向往的正是这种与自己原本出生的乡土截然不同的文化定位；可是没想到随着时代的变化，老实头下岗了，他开始了拉板车的自力更生的生活。老实头依然是那个老实本分的人，对待二娥也一如既往，可他与二娥的矛盾却因此而激化和爆发，表面看是经济原因，但实际上二娥刚嫁过来时老实头的工资收入也并不高，让她所满足的是老实头带给她的城市人身份，而老实头下岗后所选择的工作却是符合乡土生活理念的：拉车人有自己固定的场所——天街，有自己固定的熟人部落，有自己的劳动工具——板车。简而言之，老实头如同庄稼汉一样，是独立的个体劳动者，他所选择的工作是符合乡土生活理念的，而这恰恰是二娥所不能接受的。
阅读小说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帖子还是老实头，在陈斌先的故事设置中，代言乡土理念的他们虽然生活艰辛，虽然备受煎熬，但他们最终是生活的赢家：帖子让嫂子幡然悔悟，二娥虽然强硬一生但在心里对于选择老实头并不后悔，她还担心老实头娶了她委屈；这一故事走向隐含了作者的价值判断，对于正在逐渐消失的乡土世界，陈斌先是眷恋的，但对于时代发展的现状，他又是不回避的，他并不是一厢情愿地让自己笔下的人物退守到想象中的“桃花源”，而是冷静客观地写出了变动的乡村中国。
虽然对乡土理念非常推崇，但陈斌先在塑造人物时还是很冷静的，他并没有为了推广和保存心中的乡村理念而将人物“高大全化”，他既赋予了自己的同情，但同时也写出了这些人物内里的“小”来。大部分的中国作家都会把他们的同情保留给了贫苦者和被压迫者，只是，同情和怜悯劳动人民并不等同于将弱者“高尚”化；如果在文学处理中，将底层民众、将农民无条件地神圣化，未免有失偏颇。事实上，“社会对群体的划分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也完全无法避免”。[3]陈斌先能够在人物设置上有意识地走出这一误区，是这部小说集的出彩之处，也彰显了作家直面当前社会现实的勇气和热忱。
在叙写社会变动而带来的城市与乡村的文化碰撞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创作误区，就是将城市和乡村全然对立：乡村是宁静的后花园，而城市则是“混凝土的森林”，冷漠而又自私，有了这样先验式的认知，在描写城乡冲突时，作家往往会一味地把农民面对乡村生活转变后的艰辛与不如意归结为冷漠的都市文化对于淳朴农民的摧残和挤压，而这样的文学处理显然有违真实的生活场景，除了构建虚拟的文学理想外，并不能对社会现实有所改变或推动。相较之下，陈斌先的这部中篇小说集有着很好的选材意识，作者对于笔下的乡土人物在情感上是认同的，但同时，他也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他见证了乡村的衰落与凋零。作为时代的证言人，他在用自己的笔为乡土理念歌唱，也在为已然和正在消逝的村庄怅惋。
注 释：
[1]《新周刊》社论：《一颗伤心的白菜提出的时代命题》，《新周刊》，2011年第10期。
[2]施战军：《论中国式的乡村小说的生成》，《中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研究》，2010年第9期。
[3]（美）玛莎·努斯鲍姆著，丁晓东译：《诗性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