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他们共同聘请了许多爱国学者、专家来校执教，如抗战前有魏金枝、吴仞之、曹孚、黄九如、茹枚等，抗战后有赵朴初、王楚良、林庚汉、刘晓（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朱泽甫、关健夫、蓝仲祥、唐守愚、楼适夷、林淡秋、盛雨辰等。有人统计，到新中国成立前，在麦伦中学任教的40多名教师中，半数以上是中共党员，这在当时全国中小学校中也是罕见的。
抗战前，麦伦中学还专门对外开放举办民众夜校，所谓“夜校”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人才培训基地，一大批上海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就是通过夜校短期培训，迅速成长并踏上革命道路的。此外，沈体兰个人还资助了陈明、沈溪声等多名青年学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七七事变后，沈体兰积极参加由宋庆龄发起的保卫中国大同盟，1938年起，作为代表赴印度、英、美等国作抗日救国的演讲，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他担任编委的《上海周报》把周恩来手书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登了出来，其凛然气节令人钦佩。
1942年春，沈体兰被迫撤离上海，赴西南等地办学。在韶关担任了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并代理校长，随校迁至重庆。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他到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拜访，周恩来评价：“沈先生是大学校长中第一个来看望我们的。”交谈中，沈体兰回忆起1937年初，邀请美国作家斯诺向上海爱国人士介绍赴陕甘宁边区的所见所闻，他亲自担任翻译，后来又出面向各界筹款，资助出版了《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等往事，在场的人为之肃然起敬。
1947年，沈体兰与马寅初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市教育人权保障会”，联合其他28位民主教授发表意见书，提出反对内战、反对逮捕爱国师生等6项抗议。1948年“五一口号”发表后，沈体兰等上海民主人士纷纷响应，与周谷城、张志让等联合发起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参加了全市反美爱国、反对内战、反对逮捕爱国学生的集会游行。美国特使魏德迈召集所谓“民间调查座谈会”，沈体兰等民主人士在会上仗义执言，轰走了魏德迈。
1949年初一天晚上，沈体兰把校学生会正、副主席叫到家中，嘱咐他们：“我要出去一段时间，整个学校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要把同学们组织起来，千万要把校舍保护好，把图书、設备、仪器保护好，迎接新中国到来。”之后，他就神秘地消失了。
筹备新政协，迎来新中国
那么沈体兰究竟去了哪里？原来中共中央发给香港分局的电报明确指示“设想新政协大约在明春召开，故各方人士须于今冬明春全部运入解放区……”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下，沈体兰踏上了人生的新征程。作为教育界的代表和上海市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领导人之一，他先秘密转道香港，与柳亚子等人会合，然后加入了“知北游”的行列。
抵达北平后，沈体兰与其他民主人士很快就参与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参加筹备会的有党派、团体、民族、华侨等各界23个单位，代表134人。6月16日，大会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选出毛泽东等2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负责日常事务。常委会推定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筹备会秘书长;余心清、沈体兰、周新民、连贯、宦乡、孙起孟、齐燕铭、阎宝航、罗叔章等为副秘书长。被推选为筹备会副秘书长，这对于沈体兰而言，无疑是党和人民的高度信任、社会各界的首肯，让他倍感光荣。此后的三个多月时间里，他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嘱托，日以继夜地全身心投入到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之中。
1949年9月21日晚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662位委员代表了全国各界别各民族，称得上“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会上，沈体兰正式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9月30日下午，在一届政协第八次大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副总理，以及政府部门负责人。沈体兰又被光荣地提名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第二天，即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作为人民政协和建国大业的亲历者、见证者，沈体兰与民主人士们一同登上天安门，光荣地参加了彪炳千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典！
1951年春，沈体兰由胡愈之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中央委员。1953年，经马叙伦介绍，他又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任民建上海市常务理事。之后，沈体兰连续担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1950年，为加强华东教育工作，他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1953年改任华东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55年起，担任上海市体委主任。1958年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作为著名的教育家、民主战士，沈体兰为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责任编辑：吕文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