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741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东盟国家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形成受到国内外政治因素和经济环境的影响，从实施的效果来看，引进和吸收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这些特征是由东盟国家的贸易理论基础决定的。东盟国家的贸易理论在不同时期受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综合派理论、现代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雁形模式”理论等诸多经济理论的影响。东盟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代表，分析其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形成特征和贸易理论基础对发展中国家制定和实施贸易开放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东盟国家 贸易政策 贸易自由化 “雁形模式”
东盟国家（由于新老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本文所指的东盟国家主要包括东盟创始5国，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在第二次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中迅速发展，经历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并没有退回到贸易保护的贝壳中，而是一再提速，成为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典范。东盟国家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逆势而上，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金融危机的蔓延趋势，推动世界经济进入复苏阶段（黄兴球、庄国土，2012）。自1967年东盟成立以来，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曲折发展，受到东盟国家内部不同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等因素影响。东盟国家在制定地区一体化政策时形成了最适合本地区的行动原则—“东盟方式”（ASEAN Way），包括渐进原则、非正式原则、平等原则、协商一致原则、不干涉原则等。过往文献中，对东盟国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东亚模式”和反思亚洲金融危机，关于东盟国家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形成特征和经济理论基础的较少，本文尝试从这些方面对东盟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分析。
东盟国家贸易自由化政策的特征
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威权政治起到了推动作用，外界经济环境的影响也较明显，但贸易自由化政策的技术效应不显著。由于存在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弱质性和发展的滞后性等特征，东盟国家的经济对国际市场和外资的依赖程度较强，外资与内资未形成有效的关联，制约了东盟国家技术水平提高。
（一）政治因素影响明显
政府的主导作用是东盟国家经济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也是贸易自由化政策的特征之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与政治往往不可分离，经济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较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集中在“指导”和“参与”两方面，通过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和贸易自由化政策来指导经济发展。泰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军人政府执政，经济优先主义是通过政变夺权的历届军人政府施政的中心，政府调控宏观经济对贸易自由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号称“东南亚民主窗口”的菲律宾受美国的影响较深，长期奉行自由化民主政策，政治因素对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影响明显。马来西亚政府高度重视政治稳定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外国企业投资建厂，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开放度较小，长期固守进口替代的贸易政策，这种做法主要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情绪异常强烈，进口替代战略得到国民的支持，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对外资实行国有化运动（黄兴球、庄国土，2012）。
东盟国家开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更多的也是考虑政治因素，联合东南亚弱小国家以便共同对抗邻近的大国。东盟国家在区域合作中采取“大国平衡战略”，基于政府间的区域主义（Intergovernmental Regionalism）是推动东盟政治和经济合作的重要力量。东盟国家在贸易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有选择的使用了关税保护和出口鼓励政策，帮助本国产品以较低的成本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效主要在于政府在追求快速高效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兼顾了本国政策目标的灵活性调整。东盟国家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做法，从长远目标考虑，制定政策措施的灵活性较强，便于及时调整和放弃难以达到目标的政策。
（二）外部环境影响明显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东盟在经济合作方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直到第二次区域主义浪潮兴起，才赶上末班车，着手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在遭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之后把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驶入快车道（Fast Lane）。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是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影响的结果。
东盟国家的经济对国际市场和外资的依赖程度较强，外资选择东盟国家的主要动机是利用其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外资资本重点流向了投资少、见效快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和电子装配等行业。虽然东盟的技术密集型行业也有所发展，但主要是以来料加工为主，中间产品制造业不发达，出口部门所需的机械设备和零部件仍需依赖进口（姜文辉，2013）。外资在东盟国家的制造业、对外贸易和金融业中所占的比重较大，本国资本大多为中小资本，在经济中的地位下降，处境困难。外资企业在制造业和制成品出口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西方垄断资本成了制造业的主要投资者，垄断了制造业原材料和成品的进出口，控制着东盟国家的对外贸易。虽然外资企业带给东盟国家资本、技术、管理和市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但使其经济严重依附于西方垄断资本，并受外资动向的影响。对东盟国家中小企业来说，由于自身的弱点如资本短缺、管理落后、技术不足、设备陈旧等，在强大的外资企业排挤下，处境很是困难。由于生产所需的投入品和产品出口几乎全部依赖于国际市场，东盟国家就不可避免的形成了对国际市场的过分依赖。
（三）技术引进和吸收的效果不明显
东盟国家主要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引进技术，由于技术吸收和消化的能力普遍不足，经济环境和市场规模缺乏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对研发（R&D）投入的不够重视，使得技术的扩散效应不明显，陷入“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之中。东盟国家对技术提升的思路不明确，认为发展中国家对技术的利用是理所当然的，企业不涉及技术学习的差异，技术吸收和消化相对容易，技术扩散主要体现在新设备、专利和技术蓝图里。另外，东盟国家对制造业的过分重视也造成了对技术、服务等无形资本在某种程度上的忽视。除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从20世纪80年代后对技术引进与开发比较重视以外，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对技术发展的关注度较小，思路较模糊。
东盟国家技术引进存在的问题，一是技术引进是以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为前提，与本国的实际技术发展状况脱节；二是与世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方向相背离（华欣，2010）。造成第一个问题的原因在于，作为外向型的发展中国家，东盟国家必须利用本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所淘汰的制造业，以此拉动经济增长。这些外来的制造业并不是根植于本国的经济基础之上，只是为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从而造成与国内产业结构发展相脱节的现象。造成第二个问题的原因在于，虽然东盟国家通过加工贸易的方式获得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的发展，但本国的工业化水平并没有获得较大程度的提高。这些国家的产品形式在不断由低级向高级转变，但产业始终是处于劳动密集型状态，经济分裂为国内部门和对外部门，国内部门主要从事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对外部门则与国外的生产体系相联系，两个部门缺乏有效的沟通。
东盟国家贸易自由化政策的理论基础
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发展曲折，从演进的历史来看，受到多种经济理论的共同影响。在贸易自由化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东盟国家采取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态度（华欣，2010），选择适合本国经济发展和实际情况的经济理论作为指导。
（一） 凯恩斯主义与自由贸易理论并存
20世纪60年代，东盟国家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对经济实行了进口替代的贸易政策，在进口替代政策实施一段时间后，就暴露出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缺陷，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扩大、外汇短缺、国内价格上涨、市场有限和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等问题。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是各种要素的投入和技术进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明显，当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时，自由贸易并不一定是最优的贸易政策，因为对于落后国家来说，由于长期依赖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禀赋而获得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的技术进步相对缓慢，自由贸易可能使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Comparative Advantage Trap）。东盟国家接受新古典综合派的主张，综合运用多种贸易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相应的收入政策、人力资本政策、浮动汇率政策、消费导向政策等。
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东盟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加深。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盛行，英国和拉美国家的私有化浪潮相继兴起，东盟国家也紧随其后进行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受到现代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影响，东盟国家将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运用到金融部门的改革和贸易政策的制定中。20世纪90年代后，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加速了国内金融和资本项目的“双重自由化”改革步伐，解除了资本管制，进一步放宽了外国直接投资、信贷、资本和货币工具等金融产品的管理。由于这种金融自由化过快，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但受到以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战略性贸易理论的影响，东盟国家并未退回到国家主义和贸易保护的贝壳中，而是把区域一体化进程驶入快车道。进入新世纪，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政策不断加快，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分别与中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东盟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贸易自由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二）经济发展理论与发展经济学理论混用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东盟国家纷纷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此阶段各种经济发展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都受到东盟国家的欢迎（华欣，2010）。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罗斯托的经济起飞论、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揭示了发展中国家贫困与落后的原因在于传统农业部门的落后、生产率低下、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和资本稀缺等，强调“三唯”（唯资本、唯工业化和唯计划）的重要性。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假设技术和知识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的已有技术和制度，可以实现工业化的跃进，缩短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即追赶式（Catch Up）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并不会简单重复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老路，而是实行新的组织和替代发展方式。罗斯托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具备某些“先行条件”才能进入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发展中国家要解决的问题太多而难以实现工业化，但是格申克龙认为，工业化一旦启动，阻碍工业化的因素可以转化为促进因素，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不能简单用“先行条件”来解释，工业化在后进国家中有可能爆炸性的发生。
政治独立后不久的东盟国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比较强烈，发展经济学的“脱钩论”和“依附论”对东盟国家的贸易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提出，世界经济分为中心体系和外围体系，中心体系由发达国家构成，外围体系由发展中国家构成，处于外围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只有从世界经济体系中脱离出来，独立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才有可能获得发展，他主张“外围”国家必须与“中心”国家脱钩，采取进口替代的贸易政策，以实现经济增长。阿明、巴兰、弗兰克、桑托斯等发展经济学家也主张发展中国家唯有与“中心”国家脱钩才能独立自主发展本国经济，否则“越发展越依附”。
（三）“雁形模式”理论影响
赤松要提出的“雁形模式”理论认为，日本产业的发展通常经历了进口新产品、进口替代、出口、重新进口四个阶段的周期循环，在图形上表示呈现倒“V”形，很像飞行中的雁阵，故名“雁形模式”。“雁形模式”随后由山泽逸平和小岛清进一步拓展，开始注重从投资和贸易的产业关联角度探讨东亚区域内经济运行的机制，成为解释东亚模式的重要理论（华欣，2010）。日本作为东盟国家经济发展中资本、技术和中间产品的主要供应国，与东盟国家形成一种产业梯度转移的关系。在日本国内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通过投资和技术转移，首先向亚洲“四小龙”转移，再向东盟国家和其他亚洲国家转移。在这种经济产业结构和技术转移的过程中，日本占据领头雁的地位，倒“V”型雁阵的其他部分包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和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在成长初期，日本经济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丧失了比较优势，需进行结构调整，因而向下一梯次的国家转移。亚洲“四小龙”抓住了日本这种产业调整转移的机会，实现了本国经济的起飞。当日本产业结构进入新一轮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移时，“四小龙”又适时承接了日本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转移，提高了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给东盟“四小虎”。这种产业结构在东亚地区的转移模式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使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雁形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体现区域内垂直分工体系的“雁形模式”暴露出对区内国家的不利影响和对国际经济新形势的不适应性。“雁形模式”造成了东盟国家的出口结构过分单一化、技术含量低、竞争激烈、附加值偏低、价格处于劣势。“雁形模式”也造成了东盟国家对外部市场的过分依赖，特别是日本和美国的市场，同时造成了对外资的过分依赖，使得外资对本国的经济影响较大。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日本经济的停滞，“雁形模式”开始被打乱，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正式宣告了“雁形模式”的结束。
东盟国家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启示
（一） 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
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引进外资、对外贸易获取资金、知识和技术实现经济增长，但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自身的弱质性和发展阶段的滞后性，使其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深受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华欣，2010）。发展中国家必须制定和实施适合国情的贸易自由化政策，灵活运用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手段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新加坡的经济奇迹，不仅有政局稳定、行政管理廉洁高效、法制完善、人力资源开发有力等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新加坡政府始终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适时制定、调整和推行经济发展战略，搞好宏观经济调控，成功将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关于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一种观点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是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的结果，一种观点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是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结果。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片面性，新加坡经济发展更多源自于制度创新，开创了国家控制与市场机制高度统一的经济体制之先河，实行政府主导和自由开放相结合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基于国情的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成功典范。
（二） 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从东盟国家贸易自由化政策的不同效果可以看到，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面对经济一体化浪潮时，产业结构及时调整是经济发展的根基所在。新加坡把握住了日本等发达国家结构大调整的国际经济环境，大力引进跨国公司的资金、技术、管理以及人才，奠定了本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融入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社会效益。马来西亚贸易自由化政策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实现较快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加快了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使引进外资的企业与本国企业的关联性得以建立起来。其他东盟国家长期实施粗放型经济发展战略，在实现了工业化发展目标之后，并未大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是主要发展技术含量不高的出口加工工业，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中也过分强调短期效用，使得出口产业处于全球经济垂直分工体系的低端，集中了大量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不利于技术的吸收和消化，导致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在全球经济产业结构中处于薄弱环节，遇到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时容易成为经济危机的牺牲品。
（三）技术引进与吸收是创新的前提
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后发优势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对技术吸收和消化的基础之上。后发国家的技术学习路径不是完全的进口替代，也不是完全的市场自由化，先进技术主要来源于发达国家。国外学者调查了美国跨国公司在1966-1994年间对40个国家的技术扩散情况，发现美国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对发达国家的生产率提高有贡献，对发展中国家的贡献几乎没有，说明一国要达到一定的人力资本水平才可能从美国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中受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达不到这一门槛而无法从中获益。美国是最大的原创技术提供商，来自美国的原创技术并未直接转给东盟国家，而是先供给日本，日本则以机器设备、零部件形式提供产业技术，利用后再转给东盟国家。东盟国家的文盲率较高，教育体系不完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环境的落后造成了技术吸收和消化能力的有限，使得本国产业部门发展缓慢。
参考文献：
1.Geoffrey B. Cockerham，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ASEAN：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the ASEAN Way， East Asia， Vol 27， No. 2， 2010
2.Hidetaka Yoshimatsu， Preferences， Interest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EAN Industrial Cooperation Arrange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9， No. 1， 2002
3.H.Yoshimatsu，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ASEA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Vol. 28，No.1，2006
4.Paul Bowles， Brian MacLean， Understanding Trade Bloc Formation： The Case of the ASEAN Free Trade Are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3，No. 2， 1996
5.Razeen Sally， Rahul Sen， Trade Polic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Wider Asian Perspective， World Economy， Vol. 34， No.4，2011
6.Rodolfo C. Severino， Will There Be a New ASEAN in the 21st Century？， Asia Europe Journal， Vol.2，2004
7.S. Y. Chia， The Deepening and Widening of ASEAN，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Vol.1， No.1，1996
8.华欣.东盟五国对外经贸战略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9.黄兴球，庄国土主编.东盟发展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0.姜文辉.开放经济条件下东盟五国产业结构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11.[菲律宾]鲁道夫·塞维里诺.东南亚共同体建设探源.王玉主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2.商务部研究院亚洲与非洲研究所.东盟对外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比较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1
13.王玉主.东盟40年：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机制（1967-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4.魏达志编著.东盟十国经济发展史.海天出版社，2010
